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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雁然 我很少关注国内诗坛的动向，本来应是不知者，不足为道的，但最近看见张德明和李少君两位老师提出的“新红颜写作”引起的种种纷争，就对此小说一下个人的看法吧。 在我眼中，“新红颜写作”这个词的提出是十分必要的，而且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因为“新红颜写作”主要面对七十后和八十后的女诗人，如今她们不再像在学院时期那么乌托邦，也摆脱了网络的喧嚣带来的迷茫，并已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与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又尚未到顽固不化的地步。甚至我可以这么说，总体比较之下，这个阶段的女诗人的作品要比男诗人成熟得多。她们表达的形式多种多样，由于不如男诗人理性，于是默默地爱着，爱着生活，爱着生命，即便面对不如意的事物，都会像巫小茶诗里所写的“把每一首诗都写得/上火而浓烈，像在胸口炸开的石榴/烦意在体内盘根错节【1】”。红土面对多病的春天写到，“药瓶子要扔到荒野里/不能让你看到留在我身体里的病根/那些我喝过的水用过的筷子也不能留下【2】”。金铃子谈诗时也说，“写诗歌的感觉，是于高岗之上对它们说：‘我来了,你是我的！’，面临的是爱，是巨大的爱，世界何其渺小【3】”。诗歌是爱的流露，“新红颜”们清楚地觉悟到这一点，并在自己写诗的过程中发掘出爱，这种写作状态可是多么让人振奋的呀！ 有人说“新红颜写作”很久以前国外就提出过，现在我们不是在玩别人剩下的吗？更有人认为“新红颜写作”这种提法太小资了，但我要说的是“新红颜写作”并不是什么“主义”，更不是新的诗路。它记录的是一段历史，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是在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后，这些女诗人的写作状态。即便历史原本就存在，但“新红颜”的提出是要引起人们关注这个重要的转折。再者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每一步都定在额头上，冀望“新红颜写作”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新红颜”们现在虽说是繁花正茂的时刻，却尚未酿出甘醇的好酒。好酒需要的是时间，毕竟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以前的美学观、世界观、人生观不可能再一成不变地延续下去，这就要求诗人们长期的自省，并在身边乃至我们所处最物质的城市里，寻找到城市中的文化，寻找到人、社会，还有自然和谐的思想。当然，不可能每一朵花，都会结果，然后被选去酿那好酒，可所有凋零的花朵都在支撑着那酿酒的冬天。 若要说“新红颜写作”的提出有所缺陷，恐怕我就得指出这个词所指的范围太不明确了。面对“新红颜”这个词，我不禁要问它指的是一个时期出生的女诗人，还是一个时期开始接触诗歌的女诗人，亦或是借助网络平台成长起来的女诗人？这里的所研究的对象和影响大不相同，只有出生可以和后两者的任意一者成相交关系。如果选择的主体是 “借助网络平台成长起来的女诗人”，那么以苏浅为代表的一席人不应包括在内。她们在网络之前，就有了自己纯熟的风格，现在已转向更深程度地探索，把她们列入这样的“新红颜”范畴，研究起来缺乏统一性和可比性。 近年来，部分译介外国诗歌的朋友已停止了他们的工作，他们觉得当下的中国诗人过于固步自封，我不知道博客的浏览量和盲目的评论对诗人们的自傲心理影响有多大，但这个事实是让人感到遗憾的。无论如何，我希望“新红颜写作”的提出，引起的不仅是学术界的重视，更是要引起诗人们自身足够的重视，通过对比、深思，从而高度重视作品质量，竭力遏制复制现象，发掘出诗歌语言、社会和美学中更高的境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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