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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君 接到一个讨论题目：介入的诗歌或不介入的诗歌。我有点不太适应，怎么又回到了诗歌工具论？不过我大致能理解组织者的用心，就是主张诗歌要关注现实干预现实最终甚至改变现实，但诗歌真的能起到如此的作用吗？起码，自古至今，我还怎么看到过诗歌立竿见影地改变过什么，即使有，那也是事后或缓慢地发生的。诗歌往往是滞后的，表达的是一个人在被感动、侵袭、打击后的情绪或心理，完全无法对当下发生的事情产生迅速影响，如果再加上修辞的原因，诗歌似乎对当下的现实无能为力。但是，我觉得，诗人能！ 确实，诗人可以随身而起挺身而出，作为一个有热血有激情有良知的人，诗人，就是应心而动因情而起的人，不平则鸣，他应该有所反应。甚至，作为有担当之人，他应该介入，不一定是用诗歌，而是用身体和行动。诗歌可能会随之写出，但也可能是以后的事情，甚至不写，但这已是另一件事。重要的是，诗人可以有所动作。 我曾经谈论过自己的创作，我说：我是主动地生活，被动地写诗。生活永远是第一位的，你充满激情地投入进去，全身心地扑进去，你热爱生活，迎着世界撞上去，你就有所感应，因而有所收获。即使收获的是伤痛。所以古人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就是这意思。但其实你最终会有所收获的，但这已是另外一件事情。比如因为我曾经积极地投入过一些环保活动，包括“保护虎跳峡”等活动，才有了我后来被吴晓东先生称为“生态主义”的系列诗作。但当初我并不是为了写诗才去行动的。 前些年讨论文学的公共性问题，我就觉得怎么感觉象一个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不是什么文学本身的问题，而是作家自身还具有公共性和公共身份吗？如今的很多作家，对真实的生活隔膜，对现实的运行完全一无所知，对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及其来龙去脉毫无兴趣，整天沉湎于琐碎私事，为小圈子包围，不是想着赚钱就是想着得奖，他自己的兴趣与生活就是边缘化的，甚至还不如一个社会上有点追求有点思考的人，其文学又如何可能公共化呢？ 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我理解“德”是指品德修养，当然也包括语言的修养，立德就是加强修养，完善自我；“功”是指社会实践即功业，立功其实就是参与社会实践，要投身世界，去体验，去感受；最后才是立言。只有先立德立功，最后才可能立好“言”。立言是放在第三位的。而且只有这样，你也才可能立出“言”，立好“言”，你的“言”才可能具有公共性。因为你的“德”有公信力，你的“功”具有社会性，所以，你的“言”也才立得住，才可能公共化。否则，你的“言”就是空洞无物的，没有什么诚信与公益，经不起考验和检验，也就没有什么力量和价值。 前段我参与一个知识界艺术界关于拆迁与城市规划、乡村建设的讨论，也讨论到知识分子的公共性问题，与这个话题有些关系，我当时发言说：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是被彻底斩断了与乡村的联系，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城市空间里，处于一个非常边缘的地位，不能够真正了解社会，不知道当今社会的运作，甚至今天菜价是多少我们都不知道，因此对社会问题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知识分子的公共化问题，这个问题在古代知识分子中却不是讨论的问题，因为古代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个公共化的人，他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中心人物，包括他的品德也是大家学习、追随的榜样和楷模，他的一举一动关涉社会。例如苏东坡，他当时是杭州太守，西湖是在他的建议下重修的，杭州的城市化建设规划也是他搞的。而我们现在有几个能够做到像苏东坡那样呢？所以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是处于边缘化的，而被边缘化之后的知识分子首先需要的是身份的证明，其后才是别的。当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没有身份，他们内心的委屈和悲愤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们都在努力证明自己的身份，争取获得话语权，也就是现代公共化的途径——这对当前我们这代知识分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在这里讲的其实是一个态度的问题，虽然我们知识分子不在中心位置，但是我们可以持续地关注、介入与发起讨论某一问题，引起那些处于中心的人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并最终影响或改变一些什么，这仍然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我们需要行动的理由。 所以，我的意思是：不要问什么你写的是介入的诗歌还是不介入的诗歌，而应该问：你介入了吗？ （应邀为《星星》诗刊相关讨论而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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