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文艺报》2011年8月3日
网址http://www./bk/2011-08-03/55223.html
■主持人的话
自本期起，我们的讨论开始走向进一步的深入。
陈仲义在本期的文章中，一方面很具体地讨论新世纪以来的“草根诗写”，对李少君颇有影响的关于“草根性”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所谓的草根性，应该包括“直取自然‘在地’，根系传统，注重生命冲动、注重底层经验和原生话语”等“诸多本土内涵”，是“根植于古老的乡土性”的“一次自然而深入的‘转身’”；另一方面，还对这种“转身”后的诸多新变与内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揭示与提醒。
陈仲义的讨论联系张联、古马、雷平阳、杨键、江非和郑小琼等几位诗人的具体创作，实际上也是将他们作为“草根写作”的重要代表向大家推荐。雷平阳和杨键等人的创作已经为人们所充分重视，我想多说几句的是诗人张联——这位身处宁夏盐池县王乐井乡小阳沟村的“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诗人”，长期以来坚持创作，写出了以《傍晚》为题的一大批相当优秀的作品。2008年，在《当代作家评论》杂志与渤海大学举办的“诗人讲坛”上，诗人王小妮在演讲之初，就以很长的时间向我们介绍张联的创作，这让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而在陈仲义的文章中，张联又一次被很认真地对待。多位资深诗人与诗歌批评家不约而同的高度评价，足以见出张联的诗歌所达到的高度，不知道在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界，还有多少像张联这样被很多人所忽视的诗人等待着我们的发掘和我们应有的评价？
——特约主持人何言宏
新的契机和“转身”
——有关新世纪草根诗写
陈仲义
新世纪以来，中国乡土诗歌承续着新时期乡土诗人特有的人生情怀、情结和思维方式，划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涌现出像张联、雷平阳、古马、杨键、江非等一批优秀的诗人。这样一批所谓的乡土诗歌写作与以往的乡土诗——比如“五四”早期乡土白话诗，与新时期以湖南“两栖人”为代表的新乡土诗有了不少区别。
笔者以为，这一批乡土诗歌写作呈现着鲜明的草根性。但笔者认定的草根写作与李少君自2004年鼓倡的有所不同。李少君多次提到草根包涵
“个人性”、“原创性”、“中国性”、“本土性”、“日常宗教”、“民族文化之根”、“个体生命之根”，
2006年他终于给出了相对稳定的“框架”：“何谓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草根诗歌特辑·序言》)
笔者认为这样的命名，过于强调普泛性而游离特指性，显得宽泛、不够严密。与其大而泛之毋宁拽住它最核心的和具体的内涵。所谓诗歌的草根性，在我看来，是包括了直取自然“在地”，根系传统，注重生命冲动，注重底层经验和原生话语的诸多本土内涵。这些，其实也都根植于古老的乡土性。所以，从乡土到草根诗写，有着某种内在的渐进联系，或者可看做一次自然而深入的“转身”。
诗人们的基因、血液、骨髓依然被土地的澎湃所牵系，纵使多数作者已离开生于斯养于斯的故土，但童年记忆、少年体验经历，及其整个农村经验，几乎不约而同使其采取追溯、回忆、缅怀的方式进入对象。这差不多成了许多乡土诗人共通的诗歌方式，显得稳定而长久。
有意思的是，上述提到的5位诗人，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值得回味的草根特色。
在宁夏一个叫小阳沟的贫瘠村落，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诗人张联，昼耕夜织，写出了几百首同一名称的诗作《傍晚》，每首都是清一色14行。傍晚在时间上作为一种深入乡村生活的切入口，在空间上则成为具有母题意义的家园。整个乡村书写充满了质朴、拙稚、自然的“在地性”风格。有温馨的氛围、美好的天伦：“人在院落里，忙于晚炊/小儿在等待里打盹”。有关爱中的同情怜悯：绯红的晚霞里，“几个驼背的人正走进村去/经过几株碳黑的树身”。有劳作的愉悦与升华：“在柔和的暮光中/搬运彩霞”，“一趟又一趟”。有天人合一般的向往：“成为/一粒暮色/在每个白日的尾里”。还有神秘：“地籁在静静的响/传说着一片白色的芋花”，以及深处里的悲凉与近乎绝望：“在天和地的切口处，我是谁我是谁呀”等等，无不展示家园的原生底蕴。这是真正的“在地”的泥土之歌。
甘肃的古马与张联抱有近似的情怀，不过他不独守“同一”个傍晚，而是更善于返回古老的源头，他用原始的金木水火土，创造许多奇崛的意象(如“一只倏忽消失的老鹰/是一个汉子脸上的刀疤”“秋风磨亮的锨把/比一天短比一生长”)，这些意象浸透人的血汗，闪烁人性的盐粒，带着野性和燃烧的酒气，撞击着我们的心扉，滋味独特，久散不去。也因此，他的歌喉里溢满朴真的原音，朗朗上口，时带诗经的韵味，像“雪水北去/大雁南渡//秋风过膝/黄草齐眉……拜月祭日/射猎狐兔//拔刃一尺/其心可诛”。古马被誉为“新自然主义”，他不再停留于一般性的自然乡土景色描绘，而让人触及自然生命的原初和苍凉。
贵州的雷平阳开始是以“乡村测绘员”的眼光打量世界的，后来，他的音域彻底转为哀歌型。面对家乡的凋敝、灰暗，族群的沦落、蒙羞，他使用低沉的洞箫抒发心中块垒，他自称“我是一个黑暗的人”，的确，他就是用这种“卑贱”身份，怀着守灵的焦虑悲戚，介入现实境遇的。《杀狗的过程》《卖麻雀肉的人》《我的家乡已面目全非》，一扫乡土诗歌长期以来笼罩的明丽、温馨的调调，教人在底层生存面前平添几分绞痛。同时他对某些乡村风土人情特有的灵异成分的渲染，也远远逸出草根上的乡愁。
2003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杨键的诗集《暮晚》，全然是一副温润悲慈的模样。杨键皈依佛教，做了居士，有另外一种精神支撑、砥砺着他整个写作。虽然杨键带有守旧的味道，外表看也没有什么反叛或愤世嫉俗，倒是十分谦恭退让，抚触大地上的纤纤草木和弱小人物，但正如他所坚持的：“一首诗应当像农田里常见的耕牛、水边常见的老柳树一样，唤醒人的慈悲、柔和的心。”
一切是那样的纯然、敬畏、内敛，表面孱弱的啜泣，其实传递着浑厚大地的声息。这不正是一种百炼钢化绕柔指的艺术力量？而这种力量来源于真正包蕴在草根内的悲悯情怀。
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江非长期将小小“平敦湖”作为高贵情人，一往情深、专心致志地在自己的家园里，对已逝之物进行追溯与挖掘，形成了自由与形式感相互间杂的、并非逼仄的写作路径。“风雅颂”一直是他坚持写作的维度，
一方面是对农业文明由衷的歌吟寄托，另一方面，也不失对乡村民生感同身受的关注、记录。在《一只蚂蚁上路了》这首长诗中，江非改变以往比较笃实的姿态，用“强烈的反讽夸张，在极具典型的时代症候的意象、场景中呈现出荒诞性的史诗效果”，给乡土诗歌带来另外的元素。
不过新世纪的乡土—草根诗歌，在蓬勃的书写中，还得面对两个薄弱的环节，一个是整个农耕社会全面推进到工商、消费时代，处于激烈的转型期，一切矛盾都在城乡模式的转型中激发出来，乡土诗歌如何应对这样巨大的震荡，这一难点正在困惑着他们。
换句话说，乡土诗歌写作中坚持以草根性——“家园”为自身写作圭臬，当然是不错的，但如果一味眷恋于乡愁层面，满足于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母题，浸淫于缅想追忆，多少漠视了高科技、消费、工商社会、都市化进程的巨大涤荡，必然会使乡土诗写疏离时代最冲动的呼唤；而继续退守于不乏乌托邦色彩的自我托慰的“田园”，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维持传统思维格局，最终也会丧失继续创造的活力。幸好，有以上5位诗人从各自的路径，为我们出示了各有心得的草根“通行证”，是很大的欣慰。
我隐约感到新世纪乡土—草根诗歌面临新一轮挑战。的确，部分诗人早已走出风俗画框、自然景观，泥实贴近现象场景，在告别梦飞魂绕的“乡愁”后，淡出追溯、缅怀的调调，甚至也没有死守“家园”模式；而是直面都市层层推进、乡村节节“败退”的景况，在古老与前卫、乡村与都市、物质与心灵的碰撞中，书写心灵遭遇的激烈分化、撕裂、战栗。这才是在现代意义上真正深入展开的草根性。在工商、消费、现代性、文明病相互交缠的转型期——值此农业文明语境的蜕变，何妨不是一种契机？
除此之外，与乡土田园模式急剧转型具有同等意义的、另一个同样涉及面甚广、关乎人性及其灵魂深处冲突的“农二代”图景，正愈发凸现出来，成为都市草根书写的新焦点。仅是上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中国“农二代”远远超出一亿人。这一庞大的群体，是中国城市进程的生力军，又是处于底层的弱势阶层。他们充满生命的冲动、生长、进取，带着强烈的移民意愿，他们试图彻底改变命运。他们淡忘泥土情结，也失去重新学习农耕技术的热情。他们已经不想返回土地，只想迅速成为白领蓝领。然而现实的规约使他们只能带着户籍的羁绊，怀着最朴素的野心进行打拼。他们有初级教育，有人权觉醒，有新的视野和信息管道，他们开始反抗制度化歧视，懂得维护自身权益，但又因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的缺失，多年在被剥夺感、挫败感中煎熬着、无奈着也憧憬着。这些不愿意重复自己父辈的农二代，正在光明与黑暗的角落，进行着一场场灵魂的自我厮杀。我们的乡土—草根诗歌关注过他们吗？他们自身的“代言人”已为自己做出了“打工诗歌”的命名。“打工诗歌”是对传统乡土诗歌的拓展，更是对草根性的“加盟”。值得欣慰的是，从大量草根底层的写作队列里，终于推出了他们的代表人物——郑小琼，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不同于前几位乡土诗人的风貌，也迥异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种乡情浓郁的“两栖人”姿态。
“铁”的意象书写系列，横空出世般斩断了与炊烟、与流水、与狗吠的联系，委实脱离了乡土原型，无异于对母乳断根，在陌生的母体上重新寻找“出生地”，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精神“胎记”。表面上是淡出故乡草根，毋宁说是赋予新草根性以更丰富复杂的铁质、盐质、钙质。坚硬的铁和卑微的草根在写作伦理学上早已达成密切联系，真切的灵魂在这种联系中得以绽放。被铁锻压的心灵，要么麻木要么反弹出巨大爆发力，底层经验便不顾美学的牵制露出异常的尖锐和粗砺：“饥饿的机器，每天吃下铁，图纸/星辰，露珠，咸味的汗水，它反复的剔牙/吐出利润，钞票，酒吧……”(《剧》)；在尘世的心肠像铁一样坚硬的环境里：“思想，意志，疲惫的躯壳/已无可奈何地屈服/我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中老去”(《生活》)；“它们/将要去哪里，又将去哪里？多少铁/在深夜自己询问，有什么在/沙沙地生锈，有谁在夜里/在铁样的生活中认领生活的过去与未来”(《铁》)。
都市底层的草根性诗写，就这样笼盖着整个“农二代”，但其尖锐的部分更多是朝向时代的阴影、自身的斑驳及其黑暗。作为都市躯壳上的流放人，他们蜕变的挣扎、几乎失语状态的发声，他们的焦灼、痛楚、迷离，都离不开“都市梦”的纠结。他们的灵魂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隔膜、同化、融入、割裂。除了少数幸运者外，多数人的沧桑、漂泊、愿景，都充满生存的残酷、人性的离散。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物质与精神的角逐，这是一场难以预测的时代精神变革。在乡土模式转型和新草根性的书写中，我们的写作者是否深刻意识到这一契机和“转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