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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红颜集》，李少君、张维、张德明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定价：26、00元
《新红颜集》原名《新红颜诗选》，历经近两年出版，《羊城晚报》等报刊的书评
“新红颜写作”的诗意
——读《新红颜集》
张永峰 近来，由李少君、张维、张德明主编的《新红颜集》面世，这本诗集是继《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三辑）：新红颜写作诗歌档案》、《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之后，对于“新红颜写作”的又一阶段性总结。“新红颜写作”是李少君与张德明在《海边对话》中，对于21世纪以来女性诗人以新的创作面貌正日渐成为诗歌创作队伍的主体这一诗歌现象的概括和命名。
对于“新红颜写作”的突出特点，李少君这样描述：“一种是强调现代社会里自由独立女性的生活和命运思考、探索的，如金铃子、横行胭脂、衣米一等，女性一旦意识到自己的现代命运，也就意识到了一种自由独立所带来的沉重与艰辛，在实践中，必然会格外痛苦，这是自由的副产品，一种巨大的孤独，有时，甚至是一种悲剧感。……她们有一种对自身坎坷命运的勇于承担，但她们也享受自由所带来的喜悦，在诗歌中，表现出了一种玉石俱焚的气质；还有一种，就是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意的守护和回归，这一点在前几代女诗人中比较少见，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倾向和追求。……这方面施施然、林莉、冷盈袖、灯灯、冯娜等比较突出，……还有一些则是对地方和传统经验进行深度挖掘和反思，典型的有李成恩等，当然这与第二类有异曲同工之处。”（《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6期）李少君描述的特点，在《新红颜集》中有着或明显或隐蔽的体现，这些特点的描述，实质上揭示出“新红颜写作”诗意的来源。
正如李少君所言，女性诗歌创作基于对自由独立女性的生活和命运思考而具有的孤独感和悲剧感，并非从“新红颜写作”开始，它是女性解放和独立自由的副产品，自由独立同时也意味着要独自承担生活的沉重和艰辛。正是如此，追求个性解放和女性解放的“五四”新文学，一开始就充满了感伤气息，尤其是女性写作。但无论是“五四”新文学还是“新时期”文学，女性写作中的孤独感和悲剧感总是与启蒙主义、社会解放相关，成为宏大的社会叙事的一部分；即使是第三代诗人群体中女性诗人张扬性别意识、身体意识，具有解构宏大社会叙事的功能，但仍然是从性别政治这种角度的社会关怀中汲取诗意；而“新红颜写作”在思考、探索现代女性生活和命运的时候则基本回避了社会关怀的维度，也就是说，“新红颜写作”的诗意基本上不是来自抒情主体对于自身及他人社会位置、社会处境的聚焦和呈现，或者更准确地说，其对于根本上来说是社会性的处境和心理现实进行非社会性（极具个人化）的表现。因而，“新红颜写作”往往是从对自然的审美与想象中、从对古典文化某种情境的想象中，从地域生活和文化经验中汲取诗意，从而表达现代新女性的孤独、忧伤、悲剧感和喜悦感。这同时也就形成李少君所说的“新红颜写作”另外的两个特点。
举例来说，《新红颜集》中诗人婧苓这样写道：“落日深红，悬挂于天际/江面、斜坡、灌木，构成了/一幅明丽而开阔的图景。唯此刻，/是永恒的，我无端的悲伤与想象//一只水鸟茫然而立，它无知的瞳孔里/含着人世小小的洁净的忧伤/风吹过万顷江山，吹来水草甜美的气息//阔大的细碎的，如此澄净/那倒伏的芦苇，渐渐柔软下去的事物/隐藏着希望的恬淡与疼痛”（《向晚》）。这首诗从对自然景象的审美与想象中汲取诗意，自然的画面与人世的感伤形成某种对照并达成某种契合，也就是说后者没有强烈到破坏与前者的和谐，从而产生一种静寂的美、一种古典的诗意氛围。如果说诗集中这类诗的古典诗意来自于诗人对于自然的审美关系，那么另一类诗则直接从古典文化中移植意象、想象情境、汲取诗意。比如《鬼杀》中，直接移植元代商挺《潘妃曲》中的“蓦听得门外地皮儿踏，则道是冤家。原来风动荼縻架”，来营造一种古典的文化情境和诗意氛围；《大堤曲》中则虚拟地引用这样几句：“妹妹，可曾见着/有人从襄阳过来。横塘人氏/著白绸衫，下摆有奴家/手绣的梅花一朵。”这几句实际上是从唐代李贺《大堤曲》中汲取诗意和意象，经过重新想象，表达恋爱中女子多情地等待。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至于地域文化经验成为诗意的来源，在横行胭脂、李成恩等诗人的诗作中有明显的体现，尤其是她们对于地域空间的想象和充满地域特色的意象的营造。
新红颜及其浓郁的抒情性
——读《新红颜集》
高杰
“新红颜”写作的命名源于2010年5月作为诗人和诗评家的李少君和张德明的一次“海边对话”，这是一场看似无意实则有心的、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发生学”意义的对话，它使得本来只属于网络写作的一种文学现象进入了大众研究的视野，并且越来越多的引起了主流批评话语的关注。而带有着浓郁的中国传统美学色彩的“新红颜”一词，是一个让人不得不为之驻足的命名，也正是在它的“诱惑”之下，我翻开书页，决定一看究竟。
《新红颜集》，这是一本由李少君、张德明两位“新红颜”写作的命名者，联合张维一同选编的一本“新红颜”诗歌合集，目录上那一一个满是诗情画意，彰显着浓烈的性别色彩的名字透漏了它的秘密——四十位当下中国年轻知识女性，或称“白领新红颜”，在个人博客时代的自由书写的合集。这是一本并不难懂的诗集，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在身份认同上我们与“新红颜”们更接近；另一方面则是缘于“新红颜”诗歌的内容，整本诗集可以看成是完全我行我素、自由写作而成的文本，但它并不是小家碧玉似的无病呻吟，虽是业余写作，却比浅斟低唱更胜一筹。当代中国知识女性日益开阔的眼界使得“新红颜”诗歌在内容上更具包容性，境界上更加高远、豁达。当代文艺批评家刘复生认为，“新红颜”诗的极具个人性的经验当中“又带有集体性的或时代性的鲜明印记，折射着命运转折时期的中国经验的复杂与暧昧”，这无疑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诗歌对“新红颜”们来说虽不是物质生活的保障，却是精神生活的必须，诗人衣米一就说“诗，是一种黑暗中的寻找与摸索。写诗的过程，应该是一个减轻的过程，自洁的过程。同时，又是个体对这个世界的不妥协，对黑暗的不妥协”。所以，无论是在诗歌中“痛哭亦或快乐”、“探索或自洁”，还是追求诗歌的气质、沉醉于语言的秘密，“新红颜”们都自觉或不自觉的够成了一种对诗歌的探索。可能在诗艺的精湛程度上还存在很多噬待改进地方，但“新红颜”诗歌内容的包容性是值得称赞的。有充满着浓郁的个人色彩的抒情，但更多却是对现代女性的生活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时间与反思，许多人跨出了带有拒绝性的“自己的房间”，呈现出一种面向更加普遍性的写作状态，这也是“新红颜”们为什么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因诗歌在网络平台上甚至是现在的中国文学主流批评界获得如此大的关注的重要原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西诗歌普遍呈现“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恰是这些“新红颜”们最大限度的保持了诗歌抒情的本质。这种浓郁的抒情性也正是“新红颜”诗歌为一些诗歌大家所不屑的一个由头，但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人类情感表达的最初形式之一，诗歌从诞生之日起，便是与人的日常生活、世俗情感相联系的，诗的高雅在于诗意与现实的恰当高度而不是断裂。
关于当代中国新诗的走向问题一直是中国诗歌界乃至整个文学界争论的焦点，尤其是新时期以来，随着诗歌地位日益的边缘化，探索中国新诗的出路这一任务就显得尤为的迫切，在这样的诉求之下，除了转向其他领域的一些老诗人之外，更多的青年诗人选择师法西方，随着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步伐亦步亦趋，如此一来就，中国新诗就不可避免的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一样，将创作变成了文字的编码游戏，而阅读更成了一个解码的过程。不容否认，现代主义诗歌的“语言学转向”确实是诗人们渴望突破困境的一种努力，但同时，过度的回归文字也从另一个角度加深了诗歌与日常生活的断裂，从而适得其反，加剧了诗歌的边缘化。而“新红颜”们由于大多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理论的学习，她们对诗歌的理解与追求更多的基于传统和个人的理解，而较少受到所谓“时代潮流”的影响和理论的牵绊，从这个角度来说，正是这种自觉的创作让我们在常规文学理论之外看到了民间诗歌发展的可能，不能断定这就不是诗歌本身的一种抗争和突破。因此，尽管这本《新红颜集》所选取的诗歌可能在内容及诗艺等诸多方面还未能堪称精湛，但是却是中国新诗在探索的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本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集子。
可能是同为女性的缘故，在阅读的过程中，时常会收获一些小惊喜，在“新红颜”们的业余书写中感受到共鸣是常有的事，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你想说却又不知该如何表达的东西在她们的诗歌中得到了较为精准的呈现，虽然“新红颜”们并不刻意标榜自己的性别意识，批评家们也不把女性批评作为针对她们的主要批评方法，但是正如选集序言中所说，“‘新红颜’写作是当代中国诗歌寻求新转折的进一步尝试，是它将自己的根须扎向当代生活的顽强努力，借助女性更绵密、更具持久渗透力的感性，一部分中国新诗试着进一步既往观念性的诗歌亡灵的纠缠，开始寻找新的眼界、新的语言和新的感觉了”(刘复生《“新红颜写”的诗学意义》)。不容否认，这种“女性更绵密、更具持久渗透的感性”，正是“新红颜”们进军当代中国诗坛的有力武器，虽不刻意追求性别政治的正确，却也着实无法掩盖女性经验的显现。
说到女性经验，笔者注意到，在对“新红颜”写作群体具体界定的时候，包括李少君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及批评家更喜欢用另一个名词来替代，即“白领新红颜”，意指在写诗者当中，很多是企业高管、政府公务员、教师、记者、律师等等，从《新红颜集》所选诗人的构成看也明显体现了这一点。但是，既然我们承认这是一次“草根写作与女性写作建立了历史性的同盟”，那么，我们的视野是不是也应该放宽一些，而不是在发现、命名之余再建造一座围墙。在今天这样一个诗歌早已成为“生活之余”的年代，我们无力苛求自己抑或其他任何热爱诗歌的人成为寂寞诗坛的忠实祭祀，只要在业余的书写中看到那一点点零星的、散发着微弱但倔强的诗性光芒的词句，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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