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乐平｜敦煌遗书百讲（50）：从“时代性”的角度审视敦煌书法

吳濤pe6r2zuixm 2019-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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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性，即是一种“流行”元素的表现，和当下所谓之“流行书风”的定义有所不同，对于敦煌书法而言，这里包含的成分即是我们在前面章节里谈到的时风的影响、作用及其具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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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汉语辞典》把所有的“风气”“风尚”“风行”等一系列词语都解释为相似的“社会上或某个集体中流行的爱好或习惯”“在一定时期中社会上流行的风气和习惯”“普遍流行……”等等，请注意：这里的每一个词条都用上了同一个形容词来作定语——“流行”。《荀子·乐论》有“移风易俗”句，《资治通鉴》有“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句，《汉书·赵尹韩张两王传》有“奸党散落风俗大改”句，柳宗元《捕蛇者说》有“故为之说，以俟观人风者得焉”句……其义所指莫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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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法史中的“时风”概念，即是指一种审美的共识：在书法发展到某一时代或某一阶段的时候，不管是在用笔、结构或者审美趣味上，都出现的一种趋同的现象。柯九思《跋赵书黄庭经》云：“晋人书以韵度胜，六朝书以丰神胜，唐人求其丰神而不得，故以筋骨胜。”董其昌《容台别集》也讲：“晋人之书取韵，唐人之书取法，宋人之书取意。”（《董其昌书法论注》，第56页）刘熙载在《艺概》所谓：“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一代之书，无有不肖乎一代之人与文者。”（《历代书法论文选》，第706页）这都是在指明历代风气的客观存在，所以，对于每个时代每个时期来说，都有其“传统”——而这个“传统”就是当时所盛行的风气、共性化的技巧和形式语言，这一现象古已有之，而且是一直延续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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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论是针对于古人还是今人，有一点是肯定的：无论是提出、引领，还是跟进、发扬其时代的审美特征、契合同期审美需求的东西，也无论它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那便是“时风”——这是一种“历史的逻辑”和“集体的态度”（《艺术史的哲学》，第187页）。譬如两汉之铭石碑刻、晋唐之信札小页、明清之长轴大幅，这便是外在形式上的表达。譬如《书谱》所谈到的“东晋士人，互相陶染。至于王、谢之族，郗、庾之伦，纵不尽其神奇，咸亦挹其风味……”（《历代书法论文选》，第126页）说的正是一种风气、一种时尚。再如《语石》中所谓的“唐人书能风行一时者，前有褚登善、后惟柳诚悬”（叶昌炽《语石》，中华书局，1994年，第450页），这是对流行现象的一种陈述……要之，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之风气，这是任何艺术发展史上的必然。又譬如邱振中在《古代书法作品赏析丛札》里曾举到过两组例子：《审讯王奉先文书》与《争座位帖》，《论语郑玄注残卷》与《张好好诗》，从具体用笔习惯、结字技巧到整体风格，两组例子都非常类似，而如果说是因相互间的影响的话那这种可能性其实非常小，一来《审》书于开元二十一年，颜真卿才二十四岁，二来《审》《论》二本皆出土于吐鲁番地区，远离中土；再说，这种“重合”也并非偶然现象，从敦煌文书、楼兰文书到吐鲁番高昌文书中相近的例子比比皆是——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时代因素”的作用：对前代书风作出共性化的吸收与改造，以及本时代通行共有的某些技巧与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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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再把敦煌书法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话，其间所含的每一阶段“时风”是显而易见的——在我们前面所谈的分期、书体两部分里，在不同时期都有着其特定的、不可逆的审美倾向，有着明确时代烙印的风格诉求，有着内在的相互共通性，“时代的审美趋尚当然会以不同方式影响到每一作者”（邱振中《书法的形态与阐释》，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58页），在这个立场上不正是一种“流行”之“风”的体现么？“时代的本质”就是“一种共同的东西”（ E.H.Gombrich《艺术与人文科学·风格与时期》，第94页）；而“同一时代同一地区艺术家不同作品的意义上，我们可以于作品中发现某种或多或少具有稳定性的特征”（J.S.Ackermam《风格论》，《美术译丛》1989年第2期）……艺术史的基本原理同样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传统书法也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流行书法链接而成的，每一特定时代的流行书法也必然是绵延不绝的书法传统的组成部分。当然，其内核必然是：这种形式和技巧上的流行性与书写者主体的内在精神，及其与之相应的社会心理结构变化之间的深刻的呼应关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变动、宗教的传播与影响、正统主流书风的惯性与刺激、地域的习惯性审美传统、地区间的交流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