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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我国古代，官修史书的定稿对于一个朝代的结束往往起着盖棺定论的重要意义，因此，历代开国皇帝在对于前朝史书的修撰上都极为重视。然而若是纵观我国古代二十四史，就会发现《元史》的修撰无论是修撰的时间还是其成书的质量，都成一种塌方式的下跌，其质量之低劣，让后世的史学家都为之侧目。不仅内容混乱不堪，甚至还曾经出现一人多传记，一人数姓名的乌龙事件。这与人们对于官修史书的一般印象有着鸿泥之别。 那么，为什么《元史》会成为历代官修史书中的一个特例，以至于后来的史学家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不得不参考其余文献才能大致有所了解。这还要从其成书时期，明朝初年的政治格局说起。 朱元璋剧照 一、为稳定时局而产生的迫切需要对于大多数国人来说，明代初年似乎就已经是一个天下大定的时代了。许多人可能就是如此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然而事实上，对于朱元璋以及明代初期的大臣来说，这种乐观的态度却丝毫不存在。 在当时，元蒙并未被完全消灭。其势力仍然盘踞在北方长城以北的部分地区。这一阶段，可以用天下未定，人心未安来概括。而从当时的历史事件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就在洪武年间，北元的余孽尚且保留着重新恢复其中原统治的野望。名将徐达曾经率军北上，意图剿灭元蒙残部，然而即使是在后者已经濒临崩溃的这一时刻，坏消息仍然多次传来。徐达北征失败，数万明军战死沙场，侥幸得还的残部不足三成。 而这样的败局也促使一些臣属的立场发生了动摇。不过不要误会，这里所说的 臣属并非中原王朝，而是位于朝鲜半岛上已经立国多年的高丽，在元末奇后之乱以来，高丽王室与元顺帝的联系几乎断绝，两个政权也宣告解除了原有的盟约。 在明朝初年，为了继续打击元蒙余孽，朱元璋曾经试图和高丽建立新的宗藩关系，然而没想到，这样的联系却在徐达北征失败之后发生了动摇，高丽开始重新审视元蒙和明朝两个政权的胜败之别。 朱元璋大军北伐 而朱元璋，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态势下，开始命宋濂等人，修纂《元史》：“以是年二月，开局天界寺。”对于朱元璋来说，以《元史》作为前朝灭亡的最后定音，既可以“削弱并消弭他们的反抗思想，偃武修文，还可粉饰太平”。 另外，对于此时正在北方继续肆虐的元蒙来说，这样的史书同样有着盖棺定论的作用。“自南宋末以来，“国可灭，史不可灭”。这一思想已经成为所有融入华夏的文明所共同的坚守，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元史》作为攻心手段，无疑也是其政治主张中的重要一环。因此，《元史》才开始了其仓促的编纂工作。 元史 二、因需要而导致的政治压力《元史》的编纂开始的极为局促，在元蒙残部尚未完全消散之前，这样的编修就已经开始。这无疑是一项迫切的政治工作。而这也带来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对编纂人员日益紧迫的催逼。 前文提到“开局天界寺”，虽然大多数时候，古代所谓的“寺”并不仅仅只是指寺庙，比如大理寺就是一个古代政权一个以审判为主的司法机构。然而天界寺却真的仅仅只是一间寺庙。之所以要在这样一个地方开始《元史》的修撰，笔者认为原因有二，一是朱元璋为了彰显对于这一史书修纂的重视，要求参与者必须严格要求自身，以全部精力投入这一工作；而另一方面，也是方便这位开国之主对于这一史书的监督。 事实上，天界寺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朱元璋戴发修行之地。在其早朝结束后，朱元璋经常“身披袈裟、胸挂佛珠、手持法器”，与诸多高僧一起来天界寺修研佛法，这可能也与其早年间出家一事有着一定的关系。 徐达、常遇春北伐 不过，不管怎么说，这对于修撰《元史》的史官和文士来说，则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位动辄尝试“天子一怒，流血千里”的开国皇帝，是真正意义上的万人屠。之后的空印案、蓝玉案也为这位血腥屠夫作证，其对于修撰人员的敦促实在是有着莫大的震慑力。“至其成书之速，盖亦有故：明太祖驭下至严，诸臣之所重惮，成书稍迟，谴责将至。” 三、朱元璋的另一目的然而，仅仅只是为了给元蒙余部以精神打击，自然不是朱元璋屡次敦促《元史》修订的唯一原因。事实上，有不少学者认为，他之所以要如此强力的推动《元史》的修订，其实还隐藏着另一目的。那就是对于史书修著的支配权。 宋濂画像 从宋代开始，史书的修著已经走向完备，然而虽然这一书籍开始成了历代统治者必须重视的关键，然而从唐朝李世民强行批注自己的“起居注”一事可以看出，强势帝王对于史书有着属于自己的理解。 对于这些帝王来说，史官的刀笔之厉有时候甚于那些真正的武器。而这也使得他们日益迫切的希望通过自己的政治手腕来收回这一权利。而朱元璋对于《元史》的干预，其实也是这一行为的一种解释。 在这一史书的修著过程中，朱元璋虽然对之催逼甚急，然而无论是修撰诏书的撰写、修撰人员的选择还是其修著目的的确定，均是由其一人定夺。这样的情况，和唐宋元各代史官们编纂史书的情景，自然完全不同。 可以说，经此一事，朱元璋及其皇位的继承者们，对于史书的编纂已经获得了足够的话语权。而明朝洪武年间编撰史书的过程也就因此成为成例，一旦后世帝王需要，也足以引申为自己的既有权力。这便是洪武帝的目的。相比之下，《元史》质量的好坏，就自然不在其考量范围之内了。 朱元璋剧照 四、结语在讨论史官之意义时，人们最常引用的其实是文天祥《正气歌》中所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崔杼弑庄公，齐国太史三兄弟继死以告，晋国赵穿杀灵公，董狐直笔言其父赵盾弑君，皆是史官直笔最简单也是最壮烈的故事。 然而这样的事情却最终难敌洪武帝杀伐之下的滚滚人头。可以说，《元史》的仓促成书，是其帝王权威最为照章之时，同时也是史家传统断绝之日。 自此以后，“君举必书”的传统终结，然而朱元璋虽然雄才大略，但他却始终没有想明白一个道理，太史简和董狐笔，本身并非君王之桎梏，相反在王权衰弱之时，它们反而是维系其道统的凭借。然而，这样的维系却在这位君主的血腥威胁下被打断开来，史官直笔再不能重现，这会不会也是明朝最终亡于闯王之手的原因之一呢？ 参考文献： 《明太祖实录》 《朱元璋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初探》 《中国史学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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