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蒲松龄（1640-1715）自幼聪慧颖异，少有才名，19岁时以县、府、道三试第一的成绩考中秀才。清代的科举考试分三级：乡试，会试，殿试，蒲松龄考中秀才，就意味着他具备了参加科举考试的第一级——乡试——考取举人的资格。科举考试是封建时代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或者说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在清代，录取官员完全看科举考试的卷面成绩。士子只有考取举人才算踏上了仕途。所以，像蒲松龄这样处在封建末世的读书人，不管是为了社会抱负还是为了个人生活，都不得不走科举之路。但是，科举中的幸运者只是极少数，蒲松龄终身就没有中举。 落第士子不能踏入仕途，又有哪些道路可走呢？他们最常见的谋生之道，便是教书、作幕或者卖文为活。 一，教书，作私塾教师。 做私塾教师主要有以下三种方式：或者在自己家中开童蒙馆，收几个学生，以学生的束修即学费养家；有的，由一个村里共同出资开办学校聘请教师；有的富贵人家则是由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请一位先生住到家里来教自己的子弟。蒲松龄为生活所迫，落第后就屡次设帐缙绅之家，而设帐缙绅之家成了他的主要生活方式，他一生有近五十年的私塾教师生涯。 蒲松龄从二十余岁便开始到离家四十多里的王村教童蒙馆，坐馆教书平常不能随便回家，一般是过了元宵节就去上学，直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时才能放学回家，因而无法照顾母亲与妻小，为此他感到内疚和痛苦，他曾写诗给儿子表达了这种感情：“我为糊口芸人田，任尔娇惰实堪怜。几时能储十石粟，与尔共读蓬窗前。”他曾自嘲：“君子受艰难，斯文不值钱，有人成书馆，便是救命仙。”“墨染一身黑，风吹胡子黄，但有一线路，不做孩子王。”  蒲松龄作为长期在农村教私塾的先生，他熟悉这个群体的生存的艰辛不易，他的俚曲小戏《闹馆》就形象地反映了私塾先生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穷苦的训蒙先生和为贵在灾荒年景无书可教，为得到一个坐馆之处，让文盲东家礼之用聘用自己，他表示愿意 “放了学饭不熟我把栏垫，到晚来我与你去把水担。家里忙看孩子带着烧火，牲口忙无了面我把磨研，扫天井抱柴火捎带拾粪，来了客抹桌子我把菜端…”教书先生其实就是东家的一个长工和仆役，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力，是人们轻蔑嘲笑的对象。《闹馆》可谓写尽了落第士子、私塾先生作为社会低层的生活的辛酸与无奈。 蒲松龄作私塾先生曾换过很多东家，四十岁左右才到西铺显宦毕际有家教书，直到七十岁才撒帐归家。 他教毕家子弟读“四书”“ 五经”；学制艺文，即学习八股文的写作技巧以备科举考试；教“事亲敬长之节，威仪进退之文”。 毕家虽然富贵却不以富贵骄人，主人待他如师似友，毕际有的儿子与蒲松龄亲如兄弟，东家与西席渐成金兰之交。蒲松龄在毕家待了三十年，直到古稀之年才撤帐归家。在毕家坐馆教书的束修虽低，却也是他的重要财源，这较之种田已有天壤之别。 毕家给蒲松龄提供了良好的读书和生活环境，同时也给他提供了广泛结交文人墨客和达官贵人的机会。毕府不仅有丰富的藏书，还具有广泛的社会联系，蒲松龄得以在毕家结识王士祯这样的京官兼诗坛盟主，并且两人一见如故。王士祯对蒲松龄青眼有加，对他在《聊斋志异》中表现出来的卓越的文学才能极为赞赏，因此大大提高了蒲松龄在时人眼中的身价。毕际有对于蒲松龄的赏识亦始于蒲松龄捉刀代笔写的文章。做为家庭教师、落第秀才，蒲松龄写出的文章措词得体，文采远在毕刺史之上。此后，蒲松龄替毕际有写了不少代笔文章，并且还经常代表毕刺史出面迎来送往，使他的名气也从民间渐渐流布于官场。从此要求会见蒲松龄或请他代为作文的人也日渐增多。  像蒲松龄这样的教书先生，决非除了八股一无所知。他天文、地理、经史无不贯通，文笔超群，学识渊博，即使不能走入仕途，也并不窝囊穷困。所以，有学问、有名望、有身份的先生，一般人也是不敢怠慢的。 二，作幕宾。 作幕宾也是读书人常有的选择。清代的各级地方官吏，总要聘请一些有才干、有学识的读书人，帮助自己处理各种具体事务，或代替自己起草呈文、公告、书信等，即专司文书笔札；或送往迎来，应付上司。这样的人就是所谓幕宾，也叫幕客、幕友、幕僚、师爷等。幕宾一般由幕主自己选聘，不限资历，不限出身。所以，幕宾的选择条件是比较宽泛的。 幕宾由幕主聘请而来，与幕主是宾主关系而非隶属关系，合则留，不合则去。读书人作幕宾，多数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把它当作谋取衣食的权宜之计。由幕宾而进入仕途要捐官，需要大量金钱，像蒲松龄这样没有钱又想做官的读书人，只能走所谓正途，即科举考试的独木桥，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这才是读书人的晋身之阶。 蒲松龄三十岁这一年，他的同乡孙蕙到江南宝应县当知县，需要一个能写文章的师爷，就邀请蒲松龄随他到任上作幕宾。这种差使比坐馆要报酬优厚得多，名声也好听一些。于是他告别老母妻儿，离乡远游，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幕宾生涯。  蒲松龄代替孙蕙写的文字收录在《鹤轩笔札》中。作为师爷，作为高级幕僚，蒲松龄不仅要司文书笔札，而且还要代为应对各种具体事务，还要随同孙蕙观察民情。这唯一的一次南游与幕僚生涯，是蒲松龄深入认识社会、认识官场的契机。县衙是官场的缩影，作幕僚是蒲松龄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混迹于官场，这里的生活是来自乡村的私塾先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使他对吏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有了深切的了解。在作为幕僚代替孙蕙处理政务的过程中，增加了他的生活广度，使他眼界大开，又极大地锻炼了他的思想深度，这些对他以后的人生和《聊斋志异》的创作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作幕宾，常常是那些虽没考上功名却颇有些文名的落第士子才能得到的职业，它比私塾教师更体面，报酬更丰厚。幕宾的生活费用全部由官吏供给，官府常常还会另付一些报酬。但为了仕途功名，蒲松龄只作了一年的幕宾就决定回乡，继续投身科举考试。  三，卖文为活。 科举时代的文人还有一种辅助性的收入——卖文。或者替不识字的乡亲写婚丧嫁娶类的应酬文章，得一些微薄报酬；或者替人写点传记、祭文、墓志铭之类的文字。请人写这类文字的，一般是有钱有势的富贵人家，他们不惜重金买文，以此传播名声，光耀门第；而一般的穷人既“不配”，也拿不起酬金。而作为代笔者，如果是平常的穷读书人，文笔再好也不一定有人来请；富贵人家更讲究“势利”，这种文字不仅要看文笔，还要看代笔者的地位如何，有无名气。蒲松龄因为19岁时就在县、府、道三试中名列第一，深得当时的山东学政大人施闰章的赏识，后来又有幸受到声名显赫的京官王士祯的青睐，彼此以诗文酬唱，有书信往还。蒲松龄不仅文笔出类拔萃，而且声名远播，是时人眼中既有才气又有名气的读书人，官绅之家又知道他曾经替孙蕙做过幕宾，文字交往驾轻就熟，于是，请他代笔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多。 他受人之托，为王士祯的亲兄写祭文，以其文章美妙、主人位高权重，很快为人所赞扬传诵。当时淄川的头面人物都知道，需要写什么既应景又有文采的文章，可以请蒲秀才代笔。当然，这需要付出一定的“润笔”。所以，退休的高官，有钱的士绅，乡里乡亲，请蒲松龄代笔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多，今天替人写婚启，明天替人写祭文；东村建桥需写疏，西村盖庙需写序，真是如牛负重。写这些应酬性的文字，可谓无端替人歌哭，因此，在《戒应酬文》中他感叹自己：“人生在世，堂堂须眉，却无端替这个哭，替那个笑，太没有自尊心了。…既得不到多大的利也得不到多大的名，你夜以继日地写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实在是太可笑了，太可悲了，太愚蠢了！”  《鹤轩笔札》手稿 青岛 蒲松龄代人所作的应酬文字在其文集中占了不小的比重，大概可分为两类：一是在宝应为孙蕙幕僚时所作，曾集为《鹤轩笔札》，收录在《蒲松龄集》中，注明为代孙蕙所作；二是为应当地士绅和亲朋好友所求而写的文字，一般题目中都标明是替谁所作。 落第士子除了作私塾先生、作幕宾、卖文之外，还有一些人去作时文选家，就是为科举考试选八股文。如果选文有了名气，就可以作为固定的职业，和书店建立稳定的联系。比如江南历来人文荟萃，科举发达，书店就把这些发达地区的选书卖到山东、河南等地以牟利。  不管是作私塾先生还是作幕宾，还是选文章，在科举时代都不算是读书人的正经出路，所以，他们只是把这些当作谋生的手段或者权宜之计，往往并不放弃科举，他们随时都准备着到科场上去拚搏一番，去试试自己的运气。教书，作幕，选文，卖文，虽不是正经出路，也还算得“斯文”职业； 但是，相当多的士子在久试不售之后，就放弃了读书人的传统职业而另谋出路，或医卜星相，或农圃商贾，就这样没入三教九流之中。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