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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的历史精神，历史逻辑是怎么样形成的呢？ 在老子、孔子之前的中华文化已经蔚为大观了，即使考古没有发现，只要从老子、孔子的思想就可以推断出前面文化的伟大。 我们已经知道，中华文化的发起人物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召这些人文始祖，我们如何来通感这些历史人物，他们有什么样子的精神思想呢？ 首先，这些中华人文始祖都是政治领袖。 他们有自然恐惧，有肉体欲望，这是当然的，他们和普通人的不同在于他们要教化和领导部族，领导百姓去战胜自然恐惧，战胜同类中的敌对方，那么他们的责任和担当性必然充沛在他们的心胸之中。他们心中，有天有地，有百姓。 作为领袖，文化由他们发出，他们思考问题总是群体性的，邓晓芒教授说，中国文化中缺乏个体生存动力，就是如此。 中国文化是一种群体观，这是由文化的人文始祖的意识决定的。这些文化始祖作为部落领袖，思考问题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带领群体去对抗，去发展，就需要牺牲部落个人的自由，实现整体部落的大自由。 这当然是中国文化一个起始点的限制，不追求个人的自由动力，追求整体的自由力量。 还有一个限制，就是内在性的限制。 作为部落首领，虽然来自天地自然的威胁存在，但那是普遍于人类的，作为领袖，主要考虑是内部的治理和教化，以应对同类的威胁。 这种向内看的传统也有别于西方向外看的传统，西方人向外看，看到了自然，研究客观世界，中国人向内看，看到了人生，研究生命的主观世界。 而且，作为部落领袖和圣人，他们的教化主要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完全以身作则来带动部落发展，其主观精神是“不言之教”，又形成了中华文化传播的一个习惯，就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轻言重意，不求甚解，这是主观性文化的一个特点。 这就是中国文化在起始点的历史逻辑，没有客观的必然，只有主观的理由。 这种历史精神和逻辑一旦确定，就会成为一种文化习惯，形成文化传统，铸就一个民族的文化逻辑和文化精神。 中国人的文化惯性就是内在看待人生，所以中国人就主观性地发展起了关于生命的哲学。这个生命不仅仅是人的生命，也是天地万物、宇宙大同的生命，不是“小体”生命，而是“大体”生命。 这是中华文化历史的限制，但是任何限制，同时也是一种超越，这是辩证的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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