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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乔 瑜 2011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比尔·甘觅奇（Bill Gammage）出版了《地球上最大的庄园：土著人如何塑造澳大利亚》（The Biggest Estate on Earth: How Aborigines Made Australia），该书出版后的影响立刻超越了历史学界，在澳大利亚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界引发广泛讨论，随后斩获2012年度历史类图书的澳大利亚总理奖。 作者大胆使用了殖民地早期的绘画、地图等图片资料，将其与近代以来的照片、文本资料对照研究，并综合运用当代的人类学、生态学成果，为读者细致入微地讲述了土著居民是怎样用火塑造澳大利亚景观的。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土著居民复杂而系统的土地管理与社会生活，梳理土著的土地管理与1788年后殖民农牧业发展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土著与火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本书的新意在于问题提出的视角和新“材料”的使用，及其对文明史上的重要问题提出的新解。这本书是传统土著史研究者迎接殖民生态批评和生态环境史研究范式挑战后做出的有力反馈。 澳大利亚的土著研究 与大部分欧洲殖民形成的国家相似，澳大利亚境内的土著研究几乎与殖民历史同步。1901年联邦建立后，人类学、民族志学者最先开启了规范化的现场抢救性研究。对于刚刚脱离母国怀抱的新生国家来说，这类学术研究的意义有二：一、提供了地域内人类史前时期的语言、宗教、艺术和婚姻和其他社会制度的证据；二、利用最原始的民族学资料来构建关于人类本质的叩问。抢救性研究背后隐藏的是线性的进化论，土著居民被当作终将“逝去”的种族。因此，这类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土著居民，生活在欧洲殖民农牧社区边缘的土著群体则被认为失去了种族与文化的纯粹性而不能引起关注。 此后，澳大利亚也开始了对土著社会的重新评价的缓慢进程。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反种族主义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去殖民化的进程使得澳大利亚的立国之基“白澳”思想受到挑战。学术界也开始回应这类思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类学已经开始研究与欧洲人有过密切接触的土著社区。这类研究的重点是土著社会的运行机制，并不再执着探索土著居民的古老根源。继而，语言学、考古学研究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向，并认定了土著人作为澳洲大陆的发现者、探索者的价值。七十年代，历史学的醒悟姗姗来迟，历史学家终结了“澳大利亚的大沉默”，在多元文化的倡议中重新书写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史。 土著的土地管理史也是学术研究转向后带来的全新命题。从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上半叶，数代澳大利亚人共识地认同土著居民普遍的“原始”特性，甚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环保主义者也倾向于相信与自然和平相处的高贵野蛮人的存在，这种认可一度成为现代环保运动的理论武器。七十年代澳大利亚民族史学的重建打破了这种成见。史前史学家赖斯·琼斯（Ryhs Jones）、西尔维亚·哈勒姆（Sylvia Hallam）等人对土著人用火的探讨带来了学界对“点火棒农业”的全新认识，也成为这类研究的起点。于此，《地球上最大的庄园》在充分综合了零碎个案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土著土地管理的规模和范围提出超出既往的新认识。 图片与历史学家 作者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研究，他的设问不仅仅基于对历史文献的阅读，还有赖于他对于澳大利亚景观的深刻理解。甘觅奇综合了大量的油画、素描和照片资料发现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1788年以来，澳大利亚的“相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殖民早期的草场现在都已林木荫荫，原先没有林下灌木的疏林现在长满了密集的灌木丛。也就是说与现在相比，澳大利亚原来有更多的草、更多的疏林、较少的灌木和雨林。第二，当代澳大利亚雨林中有一种奇特的景色，雨林植被中间或夹杂着高大的桉树。这两种格格不入的物种融洽地出现在同一幅画面。环境保护主义者所关注的丛林大火、过度的放牧等因素都不能对这个问题有完好的解释。比尔认为：土著常年的用火抑制了树木的生长。殖民者到来时，他们所见到的如荒野庄园般存在的新大陆恰恰是由土著居民系统的用火精心维护的。欧洲殖民终结了土著用火，继而草地疏林被灌木林取代，所以土著用火的结束是澳大利亚景观改变的最直接原因。与之类似，如果没有足够的阳光，桉树幼苗是不能在雨林中生长的。桉树与雨林交杂的景观之所以得以出现，是因为桉树成长期间这里并没有雨林，因为火抑制了雨林的生长，用火停止后，雨林自然回归。 这种认识的诞生过程，也是本书使用“材料”的重要特征。甘觅奇将殖民时期的绘画和照片分为几个对照组，画面的筛选观察亦如史料的阅读比对。这些图片不仅展现了桉树和雨林对光、干旱和火的独特反应，也呈现了殖民时代前土地管理的各个方面。桉树的特质在于它对光照几近疯狂的追逐：在阴影中桉树会迅速的垂直攀升，不浪费一厘米的高度；在阴影的边缘向着阳光弯曲；在阳光下，迅速的向上生长，然后开始横向生长。这点对历史学家很有用：一棵蜜桉的姿态，向阳和背阳的疏密程度，一棵疏花桉的高度，伸展的范围都可以用于判断它们生存环境中的光照情况，进而推断曾经的植被分布，而每一代桉树之间的间距则揭示出更广范围内的地貌变化。因此在这些无声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土著人在早期澳大利亚风景画和今天的澳大利亚景观中的存在。比尔的研究在对比中实现了对当代的景观的历史化解读，为读者描述了某种特定景观形成背后的历时性变化，于是读者也从照片中“看见”了已经不再那里的树，这些画面也成为历史学家的景观实验室。 “景观”一词原本仅仅具有美学视觉层面的含义。十九世纪初，洪堡把“景观”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概念引入地理学，赋予景观新的内涵，用以表述具有某种特征的自然风貌，景观研究成为地理学的重要内容。历史学家介入景观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后半叶，威廉·霍斯金斯（William Hoskins）在其开创性的著作《英格兰景观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Hodder & Stoughton, 1955；可参看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的梅雪芹、刘梦霏的中文译本）中提出“景观”不仅可以为学者提供通过田野考察来获取一手资料的机会，更对学者们研究景观的方式和手段产生很大的影响。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景观本身就是一座内容及其丰富的史料库。比尔正是从历史学出发，在大自然的景观实验室中，运用史学的方法和手段为读者解读了人类活动与自然景观变迁之间的联系。 荒野与农田 澳大利亚也曾经广泛使用一个美国人创造的词汇“荒野”，想象这里是人迹未至的森林，荒无人烟。从事农牧生产的欧洲殖民者自然这样认为，现代环境保护主义者也这样附和。此后赖斯·琼斯（Ryhs Jones）、史蒂芬·派因（Stephen Pyne）等人的研究中对土著居民土地管理技能的平反已经让学界普遍接受了土著用火持续、有目的改造澳大利亚景观的事实。但是对于大多数学者而言，包括琼斯本人也认为土著的这一技能依然是“原始的”，而且他们不是农民。因为当农民不仅是一种全职的工作，还是一种生活方式。
乔瑜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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