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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的产生也是一种均衡
在我国古代，产生了许多很有影响的乡贤。上古时期，有吴太伯和仲雍，以及季札等，主动放弃继承权，为后世树立了榜样，也使他们成为地方上的著名乡贤。在北宋，范仲淹为照顾族人，购田设置义庄，代代承袭，经营八百余年，为后世树立了乡贤的楷模[3]。宋代蓝田人吕大均也是乡贤的典型。北宋熙宁年间，吕大均制定并推行《吕氏乡约》，在蓝田地方进行推广[4]。《吕氏乡约》是我国第一部成文乡约，影响后世千年。《吕氏乡约》共4000字，核心精神有四项，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但随着吕大均的去世，乡约实验也告终结。到了南宋，《吕氏乡约》被重新挖掘，受到重视。经过朱熹修订后，乡约在南宋得到了局部推行。至元明之际，对《吕氏乡约》进行实践者越来越多。明代陕西提学副使王云凤在蓝田四吕故庄创办芸阁书院，王阳明效法《吕氏乡约》在江西制定南赣乡约等。崇祯年间，江南嘉善陈正龙也是一典型乡贤代表。在乡居期间，陈正龙创办“同善会”，组织力量，赈济灾民。崇祯十四年，饥荒蔓延，嘉善县出现了许多流亡乞丐。陈正龙创造“担粥法”救济乞丐。在崇祯年间的持续灾荒中，嘉善地方没有出现民变，也没有出现大量的灾民饿死，与陈正龙的善举有很大关系。明末浙江人张履祥，也是乡贤一典型代表。作为读书人，张履祥一面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一面又与老农一起探讨农业问题，积极给地方政府提建议，促进地方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在乾隆、嘉庆年间，江苏人郭大昌也是一典型乡贤代表。郭大昌作为一介平民，常年为黄河水患而奔走，为治理黄河立下功勋，赢得了沿河民众的尊重。在黄河、运河等沿岸，民众纷纷为他树立牌位祈福。光绪年间的阎敬铭，在乡土之间，服务地方，创办义学，修建义仓，赈济灾民。光绪二十年，虞乡县在他长期居住过的屯里建立专祠祭祀，阎敬铭成为朝邑、虞乡两县乡贤。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乡贤是武训。因为武训是一名乞丐。武训以一己之力，乞讨几十年，创办义学，堪为惊天之举。他的一生表明，只要有心向善，不论社会地位高低，不分贫贱，都会成为社会尊重的人。
从中国古代历史看，乡贤的产生也是一种均衡。第一，乡贤的产生与我国古代村庄缺乏流动性密切相关。由于缺乏流动性，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就具有了长期特征，这有利于道德培育。因为在长期博弈的情况下，个体违规的成本是巨大的。因为违规虽然可能带来短期收益，甚至巨大短期收益，但在长期内，参与博弈的人都会考虑其违规情况，这会让个体在长期内始终处于博弈的不利位置。另外，由于缺乏流动性，导致信息稀缺，这也为具有一定信息资源的人树立权威提供了更大可能。比如一些读书人，或者到外部世界闯荡过的本乡人，由于比本乡其他人具有更多信息优势，就更有可能成为大家都愿意交往或利用的人。第二，与小农经济的经济基础密切相关。由于小农经济所提供的农业剩余有限，国家必然无法有效保障数量众多官员的报酬。但国家又不能缺少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社会最终以皇权不下县的形式实现了这种管理经费不足条件下的管理均衡。所谓皇权不下县，主要是指皇帝对官员的任命不下县，其实质是依靠国家财政供养的人不下县，这就大大减少了国家财政的负担，也与小农经济所提供的有限经济剩余实现了平衡。但皇权不下县，并不意味国家政权不下县，因为若国家政权不下县，基层社会必然无秩序，皇权也就不可能稳定。如何实现国家政权下县，古代中国最终借助两种力量实现了国家权力的下沉。一是借助制度的力量，如通过犯罪连坐制度以及酷刑制度，一人犯罪，周围邻居和亲戚也受牵连，而且都要受到严厉惩罚，通过这种制度设计极大激活了村民内部互相进行监督和管理的能量。二是借助乡贤的力量，即借助村里有威望的人参与管理，这既节省了管理费用，也提高了管理效率。第三，中国文化中重视亲情和乡情的元素是催生乡贤的文化动力。这种重视亲情和乡情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村里人角度看，都是乡里乡亲的，容易产生信任感，这就容易树立乡贤的组织权威。另一方面，从乡贤角度看，也认为都是乡里乡亲的，都是自家人，何必计较那么多，自己多贡献一些也是应该的。
当上述有关条件不满足时，比如出现乱世，则乡贤往往会比土豪劣绅所替代。因为在乱世，由于社会不稳定性大大增加，村庄的稳定性也会被打破，一些村民的短期行为就会增加。另外，在乱世，统治者为了恢复社会秩序，必然需要经济提供更大剩余，但由于社会不稳定，也必然导致经济不稳定，经济所提供的剩余必然更加有限，这对于维持生存的小农经济而言，要想提取更大剩余，必然导致管理倾向竭泽而渔，不顾后果，这也就容易催生村庄管理流氓地痞化。
注释 [3][4]胡彬彬.古代乡贤与乡村治理[J].文史知识，2016，（6）.
甘肃省委党校 宋圭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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