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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史铁生的责编，我与他相识二十四年，他那憨厚宽畅的微笑每每慰藉人心。
1978年，我无意中看到了北京崇文区文化馆的杂志《春雨》，上面有史铁生的小说《之死》，那显明的思辨色彩令人耳目一新，当得知史铁生疾病在身，一直坚持抱病写作时，我产生了想见他的强烈念头，然而一直没有机会。直到1985年夏天我调入《上海文学》杂志社，才有了名正言顺的接触机会。 一开始，我每年或隔年去一次北京组稿，每次见他都快乐无比。第一次见他，我转达了张洁对他的敬佩之意，他说别别，我是在野派。他确实是以一介闲夫之态，与我作漫无边际的闲聊，包括说笑自己的病情，也调侃那些好心人是如何地为他的腿做无用功的善举，比如不知用什么调制的红红绿绿的水，他喝下仅是为了不败他人兴头。他那憨厚宽畅的微笑足以慰藉人心。史铁生具有强大的气场，这几乎是认识他的人的共识。一旦到了他家，就不想离开，我常在和他交谈了不短的时间后才惊觉到自己的自私，与其说我们之间是作家和编辑的关系，不如说我们更像一对彼此信任的朋友。 后来，我去外地组稿就少了，即便有机会去，也要节缩开销。有一回去北京，我没有住旅馆，在一个朋友家留宿，史铁生知道后坚决而又恳切地对我说，下一次一定住在他家。这个自己透析花销巨大的兄长，却为一个编辑省钱操心，让我很是感动，我向他解释住宿费可以报销，他才放下心来。 和史铁生相识二十四年，作为责编，经我手发出的作品有小说《毒药》，散文《我与地坛》，《记忆与印象》（八篇），自序《原生态》。那篇自序是我退休前发的最后一篇。他叹惜不习惯我的即将退休，并说因为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写东西很困难，已经没有什么文字可以给我，不知这篇二千多字的东西是否称我心。他一直这样，每次给我文稿都要问行不行，好像缺乏自信。他的生命以年计，以月计，以天计，以分计。拿到他的稿子我总觉得是握着他一部分生命。正因如此，我的欢喜和感恩之情都是沉甸甸的。 经我手在《上海文学》发表的《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留给世人的最重要的代表作，有意思的是，《我与地坛》没得过全国奖，然而它是一座独一无二的丰碑，已高高耸立在人们的心头。作为编辑，我骄傲，也感动。 史铁生曾为我的散文《手托一只空碗》写过简评，其中说道：“很多人生际遇，都不是道理可以说清，但它们深深地刻进记忆，等待着有一天与全部的爱愿汇合。”这不仅仅是写给我的，也是他自己的写照，更是写给世间的。（姚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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