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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宋朝时期，兴盛了百年的门阀贵族和军阀势力退出历史舞台，人民地位得到了巨大的解放。在这一时期，统治者思想的转变，士人敢于谏言，或多或少都和士人阶层重组有着莫大的关系，有宋一朝逐渐形成言论清明的格局。  ▲古代贵族世家 一、从“世袭显贵”到“耕读传家”——宋朝士人阶层重组士人阶层，向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由不同群体共同组成这一阶层，宋朝以前，士人阶层的组成大多为门阀贵族，晋朝司马氏与琅琊王氏，唐朝李氏与关陇豪族，无一不反映了皇室与门阀贵族共治天下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用人之法，多取之士族，如南之王、谢，北之崔、卢，虽朝代推移，鼎迁物改，尤昂然以门第自负”，这种用人之法显然就导致达官贵人在执政权力的分配中占据主动地位，天下被他们左右。 在宋朝以前，朝廷官员出身多为显贵，并且这种为官还具有世袭性，这就导致朝廷官员没有新鲜血液，权力积累从而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虽说唐朝已经实行科举制为死气沉沉的官场引进新鲜血液，但由于对其他阶层的限制，即“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到晚唐时期官场中出身寒门的子弟仍只占据极少一部分，据《旧唐书》记载，在唐末人物中，出身寒门者不及七分之一。 但随着晚唐社会动荡，这些豪族大户在军事力量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士人阶层的组成人员势必发生改变，换言之，新的士人阶层正在逐渐形成。 到了宋朝，门阀贵族已经不成气候，再加上太祖鉴前朝之得失，杯酒释兵权，打压军阀势力，极力发展科举制度，打破传统士、农、工、商之间的阶层隔阂，使每个阶层的子弟都有机会凭借耕读入仕，这种改变的直接表现就是应试人数大大增加，据记载，太宗第一次贡举人数为5000人，到了真宗在位第一次贡举就达到了20000人，直接超过有唐一代整个贡举人数的总和，科举成为为入仕的主要手段，士人阶层中坚力量正式由门阀贵族转变为以科举制进身的官僚。  ▲宋代科举 二、士人阶层重组对宋朝的影响宋廷尝试公义治国 《宋史》载：“宋之立国，元气在台谏。”宋朝立国之根本就是台谏，台谏包含弹劾和诤谏，是宋太祖打压权贵和武将，抬高士人地位之后，为了防止士人不受制约而坐大威胁皇权，设定的一项制度，其目的就是通过培养士人阶层内部相对的势力互相制约。 为了给予台谏官足够的权力，“祖宗置台谏官，乃好言之意。天下事付与执政行使之，行之不当则台谏言之，天子惟择执政与台谏而已。”将台谏官与宰相并列，宰相负责执政，台谏官负责劾谏，两者相互制约，慢慢的，台谏官的劾谏逐渐代表民间舆论，也就是天下公义的延伸，换言之，以宰相为代表的执政官员皆受到公义的制约，治国之策也便转为公义治国。 为了确保台谏制度能够正确有利的执行，宋初皇帝为台谏制度定下了祖宗之法，分为三条原则：其一、台谏官独立鱼现存的所有机构之外，由皇帝亲自授予；其二、台谏官将具有纠劾百官和诤谏君主的职能，不再将二者细分给不同官员；其三、台谏官具有没有证据就上奏的权力，即只听闻风声就可上奏弹劾。这三项基本原则的确立，将台谏官的地位抬到了一个极高的程度，满朝文武皆受其制约。  ▲宋太祖 伴随着台谏制度的完善，台谏由单纯的台谏官的政治行为发展到士人阶层甚至整个社会舆论都影响着朝堂的一举一动。各种不同声音经由台谏官提出，然后在朝堂上引发讨论，得出在场大多数人认可的意见，满朝文武各抒己见，不再是一言独大，这种现象的形成让宋朝在制定治国之策时能够从分考虑到各种潜在因素，极大的提高了容错率。 台谏制度之所以形成，和士人阶层重组自然有着莫大的联系，从民间而来的士人拥有者门阀贵族所不具备的积极参政的热情和广泛的民意基础，伴随科举士人占据士人阶层的比例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整个士人阶层都变得愿意参与舆论的讨论，而这些士人由于出身民间，常以公义自居，勇于弹劾任何官员，批评国家任何不合理的制度。 士人阶层的意识有了转变，新意识可以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随着入仕之人不断增多，而又朝廷任职有限，导致很多士人下沉，朝堂论事热情也逐渐转变为整个社会舆论热情。 促进信息交流平台搭建 士人阶层重组造成的另一现象就是阶层内人员流动速度加快，科举取人增多以致更多读书人入仕，但是入仕之后并不能保证一定当官，录取人数的增多必然导致供过于求，朝廷对官员人数的需求始终是有一定额度的，为了让增多的士人有用武之地，宋朝增加了在编官员，并且缩短官员任职期限，“县令者，有三百里之任，三年而去，民不能识容色，况知疾苦乎，况不三年者乎？”说的就是这一走马观花的任职现象，这样的情况之下，士人对官场信息便格外关注，宋朝新闻业在社会的需求下蓬勃发展。 于是宋朝设立“都进奏院”作为国内信息传递的管理中心，有关于朝廷的政治决策，号令赏罚、书诏章奏、辞见朝谢等都统一编撰整个后播报四方，而后真宗年间又制定“定本”制度，即对都进奏院编撰的新闻再次审核，最后由枢密院定本后播报，自此，宋朝的官报有了一套完整的收集、整理、审核体系。 “定本”制度作为为官报服务的一种制度，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例如边关战事不利可能会导致民心动荡，那么在枢密院审核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剔除这一部分事件，再例如徽宗与蔡京相交甚密，不顾君臣礼仪，这件事也定然不会被刊登在官报上，所以官报在某些时候就会显得内容空洞。 这样的官报显然就不能满足士人对信息的巨大渴求，民间创办的“小报”便在市场的需求下应运而生。小报拥有官报不具备的灵活性强，信息量大的特点，深受士大夫喜爱，市场潜力十分巨大，因此催生了一大批专门以打探朝廷信息为生的人，尽管统治者明令禁止小报的发行，但在利益的驱动下，小报也屡禁不止，这从另外一方面反映了宋朝士大夫是多么渴望信息。  ▲宋代士人 宋朝南迁之后，大多数机构没办法保证正常运行，官报根本没有办法发行，小报便成了宋朝士人了解国家信息的唯一载体了，小报把握住机会，数十年后士人了解信息便是“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 宋朝在中国新闻行业的发展中所做的贡献具有划时代意义，重组后的士人阶层对信息更加渴求，直接促进了宋朝信息交流平台搭建进程，官报的发行范围甚广，为全体知识分子参政议政提供了可能。而民间小报的兴起更是从侧面反映了信息的供求关系，需求太大导致屡禁不止。 士人下沉，民间文化被改造 士人阶层人数的增多，朝廷对官员需求衡定，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必然会造成大量士人由朝堂之上下沉到民间，科举制度为朝廷培养了一大批读书人，但仅仅只有少数人能入朝为官，大多数读书人都会选择留在民间，扮演当地地方领袖的角色，也因此，民间文化在庞大士人群体的影响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态势，歌谣、诗词、小说、戏剧、绘画莫不如此，其中以歌谣内涵改造最能反映士人下沉对民间文化的影响。 在宋代以前，民间歌谣常常也被称为谶[chèn]谣，也就是说，之前的民谣往往和谶语相结合，带有传统的封建迷信色彩，将自然界发生的事情经过加工，理解成为上天的预示，再以歌谣为载体广为传播，如果不加以控制，往往会影响现实社会的走向。 随着士人阶层的下沉，民谣渐渐不再成为谶语的载体，这一点由宋廷对民间禁令的变化可以反映，宋初时期，宋廷还特地强调禁止民间传播谶谣，而到了南宋，这一禁令就消失不见了，这也从侧面反映谶谣在宋朝已经退出历史舞台。 宋代民谣变得更多的反应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对社会矛盾的批判，对庸官的讽刺，对官吏和国家政策的评价，例如欧阳修曾向仁宗皇帝上书言：“盖臣常见外处州县，每一谬官替去，得一能者代之，不过数日，民已歌谣。” 从歌谣用词方面来看，许多流传至今的民谣很明显有文人创作的痕迹，用词文雅，简短的歌谣中还能一针见血的切中要害，这无一不在反映士人阶层重组对民间文化的改造。  ▲宋词 三、结语纵观宋朝，言论清明的政治格局贯穿始终，士人阶层重组后涌入了大量以科举改变命运的读书人，他们作为士人主体的代表，由于出身的限制，往往会更加倾向于以“公天下”这样的儒家理想来实践自身的政治发言权，“以天下为己任”，从而影响到统治者的思想，决定尝试公义治国。 大量士人的存在造成了市场对信息的需求变大，直接推动了新闻行业的发展，信息平台的搭建，同时士人下沉也改变民间格局，文化方面也被改造。 当然宋朝士人阶层的重组对宋朝的影响不仅仅只是这些，本文仅分析了极少部分，重组导致的经济关系的变迁、文化教育的下移、学术思想的转型、科学技术的发展、文学艺术的世俗化等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参考资料： 《宋史》《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宋代政治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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