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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凹陷”到“兴起”: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再生历程

 陈正兴 2019-09-06

K&G导读:

泰特现代美术馆由上世纪五十年代建造的“河畔电站”改造而来,现已逐渐成为伦敦南岸乃至整个欧洲城市工业遗产再生的绝佳案例

本文通过对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再生演进过程进行分析和解读,总结、归纳其在改造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点,从而对国内类似地区的遗产再生与城市更新提供参考。

从“凹陷”到“兴起”: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再生历程

从“凹陷”到“兴起”

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坐落于伦敦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南岸,其前身是河畔电站。

从“凹陷”到“兴起”: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再生历程

20世纪末,这座古老的发电厂在一系列因素的合力推动下,历经5年改造为美术馆,并于2000年落成开放,目前已成为欧洲乃至全世界最负盛名和最具影响力的公共艺术空间之一。

1981年,河畔电站关闭,成为一处丝毫不被认可的“挂名”工业遗产,一直到90年代,连同其周边地区一起被评价为“充满黑暗和混乱”的城市“凹陷区”。

从“凹陷”到“兴起”: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再生历程

1992年12月,泰特集团正在筹划建设一个新画廊,用以拆分展出英国本土和国外现代展品,并开始考虑为国外现代艺术品设立一个永久性的展览空间。

最终,河畔电站凭借自身独特的城市区位、较为完整的外观和内部结构、相对低廉的收购成本,和当时有关法案对于改造建筑较为宽松的限制条款,稳稳地接到了这一从天而降的橄榄枝。

新泰特的适应性再生历程

历经多年的沉寂之后,河畔电站迈出了转型的第一步,并以此为起点,这座后来被称为“学识和艺术的大教堂”开始逐步展露它的“王者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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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中的河畔电站

新美术馆的方案角逐

1994年4月,泰特集团宣布河畔电站将变身为新的泰特现代美术馆,并于同年7月启动了国际方案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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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轮竞赛方案部分参赛设计师在涡轮大厅的合影

在经历了首轮激烈的角逐之后,仅剩6家入围,被要求进一步细化方案以最终赢得竞标。

这场近乎是建筑界“诸神之战”的方案竞标在当时的英国着实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95年1月24日,泰特集团宣布,由来自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事务所的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梅隆联合摘得桂冠。

依照其方案实施的改建工程于4个月后破土动工,并于2000年1月完工。2000年5月11日,伊丽莎白女王亲自主持了美术馆的开幕式。

泰特现代美术馆一开业就引爆了全英国民众的观展热情(首年接待人数接近500万,开业前预计为200万左右)。

与大多数人预测的结果不同,在最初的火爆之后,泰特现代美术馆的热度并未按照“一般规律”那样,开业年访客人数井喷,后逐年递减。泰特集团开始着手制定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扩建计划。

“简单”地“挖掘潜力”

01.原始建筑与内部空间

起初,摆在设计师面前的是一个巨大而陈旧且极具时代特征的“钢架与砖块的堡垒”:河畔电站占地面积约3.5公顷,总平面大致为矩形,150余米的长边平行河岸呈东西走向,主体通高约35米,临河一侧立面正中镶嵌着一座99米高的巨大烟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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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河畔电站与圣保罗大教堂

依照主体功能区别,整个建筑由北向南可大致分为3个部分,分别是临河的锅炉房及其烟囱、中部的涡轮大厅、南侧的开关屋以及开关屋附近的三座地下大型储油罐。

02.“锅炉房”与“涡轮大厅”

在1994年的竞赛方案阶段,为了使新空间与博物馆的日常活动尺度相适应,设计师赫尔佐格与德梅隆,在空间处理上采用了一种“大疏大密”的对照手法:

在基本保持建筑外观不变的基础上,一方面通过分层和细致地排列相对小尺度的空间,来填充原本空旷的锅炉房,将工业建筑有效地转换为一系列传统尺度的展厅,并在涡轮大厅一侧形成一个新的、可互赏的半封闭通高界面;

另一方面,有别于其他竞争对手,他们大胆地将整个涡轮大厅予以“留白”,仅仅拆除了原有设备,涂装墙体钢架并整体翻新了地面,创造性地开辟了一个气势恢宏的新型公共艺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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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大厅全景

随后,在1995年1月的实施阶段设计中,赫尔佐格与德梅隆进一步完善了作为方案最大亮点的涡轮大厅:在这个35米高、152米长的巨大空间西侧尽端,设置了一个通过宽阔坡道连接地面的下沉式新入口,让这个“艺术之地”同时成为市民的“城市门厅”。这一设计获得了各界的广泛认可和一致好评。

改造后,锅炉房变成了可布展面积近8000平方米的半开放式画廊,除去1楼用作入口大厅和周边产品售卖地之外,2-4层主要作为免费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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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大厅全景

而3000余平方米的涡轮大厅除了偶尔举办大型雕塑和装置艺术展览,其余时间作为公共游憩空间面向市民开放;9部电梯和6部自动扶梯以及数座精心设计的楼梯在垂直方向上将各空间高效地串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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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层至2层直达扶梯入口处

“开关屋”与“地下油罐”

在历经了近50稿的草图与模型方案推演之后,赫尔佐格与德梅隆最终确定了“储油罐和新开关屋”的设计。

这座耗资2.6亿英镑的新建筑于2016年正式开放,内部共分11层,包括位于地下一层的由原储油罐改建而来的新型展览空间,和顶层的360度半封闭景观休闲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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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建筑一致的是,新开关屋外墙仍由与原建筑色调相仿的33.6万块砖堆垒而成,此外分布在各个立面上的不规则条型窗孔也与“用光对话”这一理念一脉相承。

而与原建筑最主要的不同则在于,其内部功能设置更加“生活化”:新开关屋全部的6-11层空间并未专门用于收藏和展示,而是用作办公室、会员室、活动室、艺术教室、咖啡吧、餐厅和露台,还包括占用首层部分空间设置的餐厅和零售商店。地下油罐改造后成为多媒体展厅。

“无为”地“创造自然”

诚然,泰特现代美术馆内精彩的展品和独具韵味的艺术展厅,是吸引人们来访的主要原因。

而事实上,仍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本地使用者到访此地,仅仅是为了享受基地内的几处自然公共空间。

这些由冈瑟·沃格特主持设计的景观作品同样值得仔细品味。人们惊讶地发现,“简单”的理念同样体现在草坪、疏林、阶地和花园创建思路中。

01.白桦与草坪

美术馆周边的自然景观空间被统称为“河畔花园”,主要分为三个区域:主建筑北广场两端的疏林草地、涡轮大厅西侧坡道入口边的桦木阶地(西苑),以及东南部的树篱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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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入理解了“英国特色”之后,冈瑟对于其他几处自然景观的处理也变得游刃有余起来:西苑仅在一片台阶上零散地以树池形式种植了白桦,并简单地辅以一道绿篱进行分隔,再加上几组长椅和一片圆形草地,便为由西入口进出的人群提供了一个休息和放松的绝佳场所。

02.树篱与花园

在主建筑南边,与新开放的“开关屋”更为“生活化”的理念相一致,南园被清晰地划分为两个由树篱环绕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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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由针叶红豆杉和白苹果花灌木等组成的树篱,可以形成鲜明的季节动向,而穿插种植的枫树和梧桐树配合缓坡草地的地形设计,也进一步丰富了园林的空间层次,所有这些共同营造了一个可以在其中沉思的静谧空间。

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成功经验

从河畔电站到新泰特,从涡轮大厅到开关屋,如今的泰特现代美术馆无疑是相当成功的。

然而,任何人和任何城市都不会,也没有必要去复制一个新泰特,因为每一个项目都有它自身的独到之处。我们需要做的是在新泰特独特的“命运和机遇”指引之外,总结一些具有共同性和可实施性的经验。

从“凹陷”到“兴起”:泰特现代美术馆的再生历程

结合工业遗产适应性再生和城市设计的视角来看,笔者认为新泰特的成功主要可以归结于下几个方面。

融入城市:创造和谐共生的城市地标

从一个较大的空间尺度来看,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新泰特与圣保罗大教堂这一对隔河相望,且内涵丰富的对景地标。

正如前文所述,尽管有一定的巧合因素——包括美术馆选址和千禧桥的建立等等,但后续方案中河畔电站主体烟囱的保留,和“瑞士之光”等改造措施的成功则说明:

在较为宏观的尺度上和可能的情况下,大型工业遗产的适应性再生改造,宜注重与城市原有地标的呼应,这种源自于对历史文脉的尊重和发扬,可以为遗产再生带来极大的地位和层级提升。

融入艺术:创造简约精致的文化空间

在美术馆的核心功能区——内部艺术与公共空间方面,最值得仔细体会的是二位设计师一以贯之的“简单而纯粹”的设计思路。

在主体艺术空间划分上,他们并未像其他竞争者一样过多地注重外观形态、“由外到内”地进行考虑,而是通过一种“简单”有效的“疏密对比”和“留白”的手法,从“为核心功能创造最有效的空间”这一“纯粹”的思路出发,在锅炉房内完美地实现了“形式服从功能”,同时在涡轮大厅更是创造性地实现了“形式启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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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轮大厅的天气工程艺术展

这种“大巧不工”的设计思维也许是后续工业遗产再生改造项目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方向。

作为主体功能的重要补充,对于后期主题衍生品、餐饮等服务功能以及品牌合作销售的运营和推广,也是应当加以考虑的一环。

新泰特凭借其多年的博物馆和美术馆运营经验将这一方面几乎做到了极致。相信这对于改变国内很多工业遗产再生后,因缺乏维护和运营资金,而逐渐凋敝的惨淡现实会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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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主入口大厅内的衍生品商店

启示

在系统回顾了泰特现代美术馆充满戏剧性的再生演进过程,并对其成功经验进行了初步梳理和总结之后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工业遗产是一种的特殊的建筑遗产,它们更像是一件陈旧的铁器,只有通过创造性地锻造和打磨,并赋予与其特质和应用环境相适应的功能,方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价值。

其次,在这个适应性改造过程中,应当贯彻“三个尊重”。一是尊重历史,强调对遗产自身和所处城市文脉的延续,更多地从“简单而纯粹”的思路出发,避免大拆大改,并力求对城市经典内涵有所呼应。

二是尊重环境,强调对基地及其周边自然环境的“最小干预”,并结合对本地特色文化的挖掘,力求将文化与自然进行完美融合。

三是尊重社区,强调市民对于文化和文化设施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文化传播和教育普及方面主动作为,力求创造人与遗产、遗产与城市之间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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