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的语言学探索 ——论罗曼•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思想（上）

江飞

作者简介：江飞(1981—)，男，安徽桐城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西比较诗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原文发表于《中国文学批评》创刊号2015年第1期

著名俄裔语文学家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是勾连结构主义运动三个阶段（俄国形式主义、捷克结构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的核心人物，其学术轨迹（即俄国时期、欧洲时期、美国时期）不仅见证了结构主义运动的诞生和兴衰，也见证了20世纪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更新与发展，其学术影响遍及现代语言学、符号学、诗学、现代人类学、精神分析、历史学以及传播学等众多学科。毋庸置疑，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然而他的结构主义语言诗学（Structuralist Linguistic Poetics）理论却常常遭到诸多人文学者（如乔纳森·卡勒、米歇尔·里法泰尔等）的误解和批评。时间检验理论，如今，雅各布森的结构主义语言诗学已成为现代西方文学理论体系中十分关键的一环，以语言学的视角、理论、方法和批评实践探究文学和“文学性”，努力探寻语言学和诗学的跨学科联姻，正是他留给世界学术的宝贵遗产。

然而，这样一位声名显赫、成就卓著的结构主义语言大师、现代语言诗学的创立者，在全球化的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不得不承受被遮蔽、被忽视的命运；中国文论界也大都只是零散地介绍和阐释其语言诗学中的某些观点（如“文学性”、“诗性功能”、“隐喻转喻”等），而缺少在具体历史语境下对其语言诗学思想进行整体把握和批判反思。因此，在今天，有必要对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思想的贡献和不足进行总体性的论述，这不仅有利于我们更准确、深入、全面地认识和评价其诗学观念，更有利于我们获取推进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和跨学科建设的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一

重返历史语境可知，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白银时代”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繁荣，大大激发了文学研究的发展和要求突破传统研究模式的诉求，而俄国文艺学思想话语也纷繁复杂，不同的学派形成了不同价值的学术体系，归纳起来，大致有“四派”：一是学院派批评，其中以佩平、季杭拉沃夫、维谢洛夫斯基等人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学派影响最大；二是马克思主义批评，以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等为代表；三是宗教哲学批评，以阿·列·伏伦斯基、尼·马明斯基以及掀起“新宗教意识运动”的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罗赞诺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等为代表；四是直觉主义批评，以尤·伊·艾亨瓦尔德、米哈伊尔·格尔申宗为代表：这四派构成了俄国形式主义诞生前后十分复杂的批评环境，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当时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主要倾向。这些批评大都属于韦勒克所言的文学的“外部研究”，他们或借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等方法，或借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虽然从不同角度论及文学的特性和价值，但“显然绝不可能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这一对象的描述、分析和评价等问题。”[1]正如艾亨鲍姆在总结形式方法时所说，“学院式的科学对理论问题一无所知，仍然在有气无力地运用美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古老原则，对研究对象感觉迟钝，甚至这种对象是否存在也成了虚幻。”[2]

雅各布森对这“四派”批评（尤其是学院派）同样十分不满。他认为，这些研究简单粗暴地把非文学的、原属于其他学科的许多对象当作文学研究的对象，而文学作品本身却并未在文学研究中得到足够重视和凸显，充其量只是其他学科可资利用的不完善的二流材料而已，如此“无所不用”的结果恰恰造成了对文学研究的“一无所用”。当然，雅各布森并不是要否定这些对象和方法，而是反对把不同的科学和不同的科学问题相混淆。在俄罗斯意识形态传统、索绪尔语言学、胡塞尔现象学哲学以及他亲身参与的俄国先锋派艺术的合力作用下，[3]雅各布森在莫斯科语言小组时就清醒地意识到：文学研究不是一种美学，也不是一种方法论，而是一种独立的关于文学的科学（他称之为“诗学科学”）；其任务不是搞清如何研究文学，而是要搞清文学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而要确立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则必须先确定文学究竟是怎样的艺术。在他看来，文学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艺术，由材料（词语）和形式（加工词语的各种手法）组成，“语言性”是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如绘画、音乐、雕塑等）相区别的根本特性；而要研究语言艺术，就必须借用更有活力的、更具体的科学“武器”，才能取代那种有气无力的、“雕虫小技”的“学院式科学”。这“武器”只能是语言学科学，因为“语言学在研究内容上是一门跨诗学的科学”，它“依据另外的原则探讨诗学，并且另有其他的目标”，而且，“语言学家也对形式方法感兴趣，因为诗歌语言现象作为语言现象，可以视为属于纯语言学的范畴。在材料的利用和相互区别方面，由此就产生一种类似物理学与化学的关系。”[4]也就是说，语言学是一种“立法科学”，[5]以语言学方法来确立文学研究的对象，来研究作为“纯语言学范畴”的文学语言，是最科学、最合理、最有效的。

因此，1919年，雅各布森在其研究未来主义诗人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的论文——《俄国现代诗歌》[6]中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性”（literariness）概念。他认为，“文学研究（literary scholarship）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7]也就是说，“文学性”就是文学的根本特性，是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是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而“文学性”只可能存在于文本的语言层面，即就在于文学语言（尤其是诗歌语言）有组织地破坏日常语言，使之变形、强化和扭曲。可见，语言学成为文学研究（诗学）的立法科学，而“文学性”也因为获得了语言学的科学“法力”而具有了为文学科学“立法”的独特性质，使文学研究的范畴和对象不再游移，为文学研究成为具有客观标准的真正科学确立了基础。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性”的“立法”地位一旦确立，不仅为文学学科赢得了独立和自尊，更理直气壮地为文学研究者“圈定”了专业性领地和可持续开拓的话语空间，换言之，文学研究者不再仅仅是文学接受者、阐释者，更是文学“立法者”。

要之，雅各布森语言诗学以语言学为诗学立法，以“文学性”为文学科学立法，并为此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理论构建和批评实践，实现了对传统文学研究模式的革命性冲击，开启了以语言学方法探究“文学性”、探索诗学科学的新风尚，开创了与“四派”截然不同的、以文学科学的独立自主为标志的现代文论新时代。这是其首要贡献。

为了探寻“文学性”，雅各布森既充分尊重和肯定文学以及文学研究的本体地位，又借助跨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探究文学的语言性问题，始终坚持语言学与诗学的联姻，为此也遭到了强调读者要素的里法泰尔、卡勒等文学批评家的反对和指责，直到晚年他都还在坚决捍卫语言学享有研究文学问题的权利。在他看来，每门学科（比如语言学、诗学）的知识都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但各种学科之间也都存在着相互的依存性，这二者应同等对待，不可顾此失彼。如若失衡，则可能导致一种孤立主义的偏见，一种徒劳的分离，也可能导致一种相当致命的“他治”（heteronomy），即一种科学凌驾于另一种科学之上的“殖民主义”（colonialism）。为此，他极力主张语言科学与文学科学的联合是大势所趋，按其在《对诗歌语法讨论的补充说明》（1980）中所言，“我做这样的补充说明是为了表达这样的希望，即强力推进语言科学的一种彻底渗透，语言艺术的科学将不再理会任何削弱或破坏二者联合趋势的所有借口。”[8]而反对者则由于怀着各种“过时的偏见”，或对当代语言学及其全景有所误解，因而把语言学当作一种封闭的学科，将其限制在研究“句子”的狭隘领域中，导致语言学家不能检测语言艺术的组成。

雅各布森的自信和强硬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仅仅是语言学家的强烈学科意识使然，而是因为他在“语言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中，清楚地看到了语言学在人类的现代社会交往结构中确实承担着重要功能。比如，在《语言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1970）中，他便详细阐述了一种内在的规范模式，即语言学处于中心，涵盖广泛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并拓展到其他的科学交往。在他看来，语言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就好像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甚至它还可以拓展到自然科学，语言学模式在人工智能语言的开发和研究中的应用，以及在法国结构主义者手中作为无往而不胜的文化分析和批判的利器，便充分说明了现代语言科学势不可挡的强大力量，而这背后的无形力量便是被罗蒂称之为“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的哲学潮流。事实证明，一旦语言学的独立规则得以确立（索绪尔所开启），语言学就会凭借其严格、高度的形式化，影响或渗透其他学科，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自然最早受其影响。因此，这种影响和渗透在雅各布森的语言诗学中表现得非常明显，甚至可以说，自索绪尔之后，雅各布森便以其跨学科的语言诗学研究参与并有力推动了语言学转向的整个进程。实际上，这种“跨学科”的思维和方法不仅实现了由索绪尔语言学到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的转变和发展，还实现了由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到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人类学的重要转变和发展。[9]

要之，雅各布森语言诗学顺应现代学科发展规律，率先打破了语言学与诗学的学科界限，实现了二者的联姻，为语言学和诗学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跨学科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功范式，这种范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印象式、价值评判性的传统文学研究的主观性、任意性、意识形态性，突出了文学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语言本体性，为文学科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也使得语言学模式迅速成为诗学之外其他学科争相利用的基本模式。这是其贡献之二。

语言学与诗学联姻的成果就是，诗歌被当作一个整体性的、相对自治自足的语言符号结构，语言的“诗性功能”（poetic function）被确立为诗歌的主导功能，而“诗学可被定义为：在言语信息的总体语境中，尤其是在诗歌中，对诗性功能进行语言细察”。 [10]所谓“对诗性功能进行语言细察”也就是对占主导的诗性功能在诗歌文本中的具体表现进行细致入微的语法分析。就诗歌的整体性来看，爱伦·坡的《创作哲学》和波德莱尔的诗论都已清楚地表明：一个短小片段的特质在于，使我们能在诗歌的结尾处仍然保持对其开头的强烈印象——这使得雅各布森对诗歌的完整性和作为一个整体的效果格外敏感。在他看来，如果没有对文本整体投入关注，任何企图分析这些作品的片段都是无效的，而通过一种瞬时记忆而完成的对短诗的同步分析，不仅决定了其独特的结构法则，而且将其与长诗的结构法则区别开来，换言之，具有某些结构规则的这种短诗，类似于贯穿着某种主旨的有一定长度的音乐作品，它们为雅各布森同样提供了在检测史诗体裁的不同范例中所归纳的那些语法结构主题。雅各布森的哈佛同事布劳尔（Rewben Brower）曾劝他研究一些诗人的作品，并愿意提供一些完整的片段，但雅各布森拒绝了布劳尔的好意，因为他认为“长度是一个障碍”，对长诗结构的阐释要比揭示一首完整短诗结构的方法更为复杂和不同，片段是无法被视为一首完整的诗的，也因此他在其文章和所开设的课程中，尽量避免过于草率地对较长的文本进行分析。但事实上，雅各布森曾经分析过长诗的语法，如其所言，“卡蒙斯的史诗（1572）、普希金的‘青铜骑士’以及捷克浪漫主义诗人马哈的诗歌《五月》（1836），这几部世纪遗产曾经是我初期实验的愉悦主题。不用说，它们所显示出的精妙的语法结构丝毫不逊色于世上任何抒情短诗。”[11]可见，雅各布森对短诗的“偏好”，正体现出他对诗歌文本整体性的强调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卡勒指责雅各布森的诗歌语法批评只局限于短诗是没有道理的。

归根结底，这种“整体性”还是“诗性功能”作用的结果。诗性功能理论是雅各布森结构主义语言诗学体系的核心。在俄国时期，雅各布森认为“诗歌是发挥其审美功能的语言”；在布拉格时期（1935），他初步确立了“主导”思想，认为“诗歌作品应被定义为一种审美功能占主导地位的语言信息。”[12]；在美国时期，尤其是在名作《语言学和诗学》（1958）中，他建构起较为成熟的“语言交际六功能结构”理论，[13]以“诗性功能”概念取代了“审美功能”，指出“意向于信息本身，为了其自身目的而聚焦于信息，乃是语言的诗性功能”，[14]并明确表明：“诗性功能不是语言艺术（verbal art）的唯一功能，而只是语言艺术占主导地位的决定性的功能。而在其他的语言活动中，诗性功能只是次要的从属部分。”[15]也就是说，语言艺术是一个多功能结构，诗性功能在其中占据主导性的、决定性的地位，其他功能则退居其后，而在非语言艺术（如政治口号、广告、新闻、日常交谈、演讲、科学论文等）中，诗性功能则居于次要从属地位，其他功能（如指称功能）占据主导地位，“诗性功能占主导”是区分语言艺术与非语言艺术的标准，即“文学性”之所在。在作为语言艺术典范的诗歌文本中，“聚焦于信息自身”的诗性功能使诗歌成为一种相对自治自足的、整体性的符号结构，即符号与指称物之间约定俗成的关系被切断，语言自身的价值被凸显。而对于诗歌语言自身的各层面（音位、词法、句法、语法）来说，“诗性功能将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了组合轴”，[16]即“对等”（equivalence，指选择轴上根据相似性关联在一起的关系项之间地位同等）被提升为整个诗语系统的构造手法，而对等原则又构成了诗语的平行结构（parallelism，指语言各层面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组合）。通过对数量庞大的、不同长度的、不同语言的诗歌文本进行语法分析，[17]雅各布森不仅揭示了诗性功能在诗歌文本中的普遍表现——对等原则和平行结构，阐明了文本意义的生成机制，而且间接表现出诗歌作者高超的语言能力与创作技巧，不仅为文学批评家指出了一种技术化的、可操作性的、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且为培养卡勒所言的读者的“文学能力”（literary competence）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要之，雅各布森语言诗学所关注的是诗歌作为语言艺术的内在价值和意义，即由语音、语法和语义所构成的自治自足的整体结构的价值和意义，这是“诗性功能占主导”即“文学性”在诗歌文本层面的具体显现，其语法批评实践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和捍卫对“语法的诗歌”问题和“诗歌的语法”问题的一种系统的语言细察，其成果就是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比英美新批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文本“细读”典范，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一种难以逾越的结构分析的高标。[18]这是其贡献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