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宋朝自靖康之变后，高宗赵构建立偏安江左的小朝廷，对金国称臣，此后，南宋历代帝王几乎无一例外地延续了高宗的投降政策。尽管期间有过两次北伐行动，但均以失败告终。1234年，南宋试图与强大的蒙古族结盟对抗金国，却不料引狼入室，灭金之后，蒙古大军南侵，南宋繁华梦碎。一百多年来醉生梦死的小朝廷终于在1276年沦陷，三年后，南宋彻底亡国。 蒙古人统一中国后，统治者将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北方汉人，第四等亦即是最下等的，乃是原南宋的汉人，也称南人。南人之中，除了卖国求荣、向新朝俯首称臣的软骨头之外，其余南宋旧臣和文人均饱受压迫，地位卑微。南宋遗民词人群生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代，对于新旧朝交替有着微妙的心态，在严酷的政治环境压力下，其词创作无论于题材或手法方面，均产生了异于北宋和南宋早期的面貌。 这些爱国的遗民词人，一方面不能忘怀故国、耻于向新朝屈身，另一方面迫于政治形势或生活压力，部分也曾应召在新朝为官，但内心却是充满了矛盾与郁闷。因为，他们只能寄情于文字，以抒发内心复杂的感情。在思想内容方面，这些遗民词人有大量表现爱国之情的作品，在表现手法上，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他们往往不能直抒对新朝的痛恨和对旧国的怀念，因此他们的作品大量使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词风隐曲幽微，含蓄蕴藉，寄慨遥深，表现出独特的艺术特色。 宋遗民词人大致可分两类
文天祥是著名的抗元英雄，宋亡后仍矢志与元人为斗争，最后兵败被执，囚于燕京四年，在元兵的威迫利诱下始终没有屈服，最终被杀害，牺牲时年仅47岁。文天祥留下的文学作品，最为人所熟知的当为《过零丁洋》，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句，充满了视死如归的壮烈爱国豪情，历来是中华民族爱国气节的代表。他留存后世的词作并不多，仅寥寥数篇，但充满了忠义之气和斗争精神。如《酹江月》如苏轼韵：
这首词英气横放，上追苏辛，充满了豪迈的英雄气概。“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句，表明了对故国的耿耿忠心，“故人应念，杜鹃枝上残月”，表达了深切亡国之痛。 度宗昭仪王清惠有《满江红》词，当中有“问姮娥，于我肯从容，同圆缺”句，含苟且偷生之意，文天祥见后，即和作一首，中有句云“世态便如翻覆雨，妾身原是分明月”，借陈师道感曾巩知遇之恩，作《妾薄命》诗表示愿相从于地下的心意，来批评王清惠的立场。他又代王夫人作《满江红》，说“算妾身，不愿似天家，金瓯缺”，表明誓死不屈的忠烈之心。他在经过张巡、许远双忠庙时，写了一首《沁园春》，云“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慷慨激昂，正气凛然，表达了对张、许二人节操的敬佩，也表明了自己以死报国的决心。
刘辰翁幼年丧父，家贫力学，师从庐陵著名学者欧阳守道，三十岁时参加廷试，时贾似道逼害贤臣，刘辰翁谓：“济邸无后可恸，忠良 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怜”，语涉逆忤贾似道，由此以耿直名，是宋末的节义之士。 刘辰翁词成就甚高，况周颐《蕙风词话》说：
宋亡后，刘辰翁隐居不仕，以词寄托对故国的怀念和对元朝侵略者的痛恨，表现了深沉的爱国之情。他创作了数量甚丰的送春、春感之类主题的词，但并不是一般的感叹时光流逝生命老去的嗟叹之作，而是借春去来抒发亡国之痛。他的名作《兰陵王. 丙子送春》作于元将伯颜虏走南宋帝后百官的暮春之时，词云：
这首词以比兴手法，借春归寄托亡国之恨，写得沉郁哀婉，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题是‘送春’，词是悲宋。曲折说来，有多少眼泪。”厉鹗论词绝句则称“送春苦调刘须溪”，可见此词深蕴爱国之情，具有很高的艺术感染力。
汪元量原是南宋宫廷琴师，临安被陷，他随宋室被俘北去，流落燕京，后自请为道士南归。汪元量虽然仅为一地位卑微的琴师，但他极有气节，曾写过讥刺谢太后奉表请降元朝的诗词，被俘至燕京时，甚至有效仿高渐离刺秦的想法，刺杀元朝君主，惜未实现。他写过讽刺南宋昏庸统治者的词，如“销魂，当此际，君臣醉，貔貅弊。事如飞，山河坠。烟尘起，风凄凄，雨霏霏。草木皆垂泪。家国弃，竟忘归。笙歌地，欢娱地，尽荒畦”，对统治者在强敌当前、国家危难之际仍醉心歌舞欢娱表达了深切的斥责。他还写了不少被执北上的宫人的艰苦经历，表达了对故国深深的缅怀之情。 文天祥像 另一类遗民词人，以周密、王沂孙、张炎为代表，他们没有象文天祥那样以身殉国，也不象汪元量那样大胆讥刺旧朝弊政和表达对新朝的痛恨，他们骨子里仍是饱含爱国之情的，但表现的方式更为含蓄幽隐。
周密是这一词人群的领袖，宋亡后他隐居不仕，潜心著书，著有《齐东野语》、《癸辛杂识》、《武林旧事》等书，成为宋代野史巨擘。他精于乐律，词承周邦彦、姜夔一路，清新绵邈，音节凄清，寄慨遥深。《宋遗民类集序例总目.宏文集序》云：“至其记刻羽引商、应弦赴节，览荒凉之宫殿，梦里繁华，游消歇之湖山，尊前老大，迄今读蘋洲之谱、草窗之词，如听开元旧曲”。戴表元《周公瑾弁阳诗序》云：“晚年辗转荆棘霜露之间，感慨激发，抑郁悲壮，每一篇出，令人百忧生焉，又乌乌然其为垒臣羁客也。”皆言其词饱含着深深的故国之思。 宋末元初，由于严酷的政治环境，文人们不便直接抒发对元统治者的痛恨和对旧国的怀念，往往通过比兴手法来寄托这些情感，因此，咏物词在此时期大放异彩。 周密曾与王沂孙、李彭老、张炎等十四人结社作词，咏龙涎香、白莲、莼、蝉、蟹等题，暗指宋陵被元人盗挖摧毁事，以寄托亡国哀思。如《齐天乐.蝉》：
此词借秋深叶落寒蝉无枝可依的悲凉处境，暗诉亡国之痛。“故苑愁深，危弦调苦”寄托了对故国思念的愁怨；“枝冷频移，叶疏犹抱”表达了对故国恋恋不舍的怀念之情。这种借物寄意的手法在南宋遗民词中比比皆是。
宋亡入元后，王沂孙曾短暂做过庆元路学正（属于学官），结果被人认为失节。但这种迫于形势下的入仕，并非王沂孙心甘情愿屈服新朝，因此他的很多词作表现了亡国之痛和归隐的愿望。他与周密等人结社赋词，以咏物寄托亡国哀思，如《齐天乐.蝉》：
传说齐后死后魂化为蝉，因此开头言“宫魂”，透露出对故国思念的主题。下言宫魂的悲凉栖身之境，声声哀鸣，似诉哀怨，“镜暗妆残”喻国家已亡，无心再妆。下阕“铜仙铅泪似洗”，借金铜仙人典故来寄托亡国之哀思，“病翼惊秋，枯形阅世”写遗民的凄苦心情，“谩想熏风，柳丝千万缕”则回想故国昔日的繁华，衬托如今国破家亡的悲哀。 王沂孙词甚受后世词论家推崇，清代张惠言、周济、陈廷焯等多有赞誉。如周济说：“碧山胸次恬淡，故《黍离》、《麦秀》之感，只以唱叹出之，无剑拔弩张习气。”陈廷焯说：“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反映了王沂孙词的艺术特色。
张炎也是一位成就极高的遗民词人，他生于富贵之家，宋亡后家资丧尽，漂泊流离，曾被元朝统治者召往大都写经，但随即不仕而归。他的作品，多抒发亡国哀思，风格苍凉激楚，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如《高阳台.西湖春感》：
春天的西湖，风光如往昔美丽，但国家已经破亡，作者心里只有亡国的悲痛，因此同样的风光，在作者眼中，却有截然不同的感受。这首词饱含着江山易主的沉痛心情。 与王沂孙一样，张炎还写过不少咏物词，以物寄意，寄托对故国的哀思。他的咏物词，刻划精微、寄慨深远，咏物又不滞于物，是词史上咏物词顶尖之作。如《解连环.孤雁》、《绮罗香.红叶》、《疏影.梅影》、《南浦.春水》等。 这一类词人还有李彭老、仇远、王易简等，风格与周密相近。此外，蒋捷也是一位值得重视的词人。蒋捷词风格多样，有慷慨豪迈的，有清新婉丽的，也有沉郁顿挫的，炼字精深，音节谐畅，刘熙载甚至赞曰：“刘文房（长卿）为五言长城，竹山（蒋捷）其亦为长短曲之长城欤？”限于篇幅，不一一展开。 南宋形势图 忍辱还是失节？对于文天祥、汪元量这些具有强烈爱国之情、甚至为国捐躯的爱国词人，其气节风骨自然为后世一致推崇，而对于王沂孙、张炎这一类曾出仕新朝的文人，有些评论者则表示了不同态度。如胡云翼《宋词选》认为这些词人作品：“内容显得空泛、游离”，“不过是一点微弱的呻吟罢了”，甚至将王沂孙列为“失节词人”，称张炎也是“准备向新王朝屈膝的”，这是有失公允的论定。对一个文人品格及作品的论定，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也不能脱离其作品所表达的代表了作者心迹的思想。 这些词人的作品，大多表达了对故国的深切怀念之情，或者归隐不仕的愿望，而且事实上，他们出仕不久，即以各种理由辞官南归，因此不能将他们和那些甘心为新朝屈膝、出卖国家的逆臣相提并论。 例如元至元二十七年，元朝统治者为了给徽仁皇后造福，下诏选征各地能书之文士，赴大都缮写金字《藏经》。张炎才艺出众，自然也在选征之列。张炎心中是苦闷的，但朝廷下旨，不能不去。他写了一首词《壶中天》，记录此次北上，词云：“扬舲万里，笑当年底事，中分南北。须信平生无梦到，却向而今游历。”，中分南北，言山河破碎，着一“笑”字，则表达了无可奈何之情。“须信平生无梦到，却向而今游历”，说一辈子做梦都没想过会北上大都，想不到现在竟然来了。所以北上其实有他身不由己的苦衷。但他在大都不到一年，并未入仕便返回南方，其后写了一首《八声甘州》，中有句云：“短梦依然江表，老泪洒西州”，说曾经北上大都的那段屈辱经历已经过去，如今重回南方故国之地，不禁心生悲慨。因此，入仕新朝并非其所愿，逼于新朝圣旨，不能不去。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其北上之事来论定其屈膝新朝，而应了解当时的政治处境和作者的实际心迹。 另外，叶嘉莹先生在《迦陵论词丛稿.碧山词析论》一文中说：
王沂孙所任之“庆元路学正”属于学官而并非朝官，而张炎更是根本未曾入仕，因此，将他们列为失节词人，是有失公允的。 后话前面说过，遗民词在艺术上的一大特点，是大量使用比兴寄托的手法，词风隐曲幽微，有《风》、《骚》之意，含蓄蕴藉，寄慨遥深，这是词发展史上一个很大的突破，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再展开，拟于以后另文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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