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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中国史前考古学,以重建中国古史为核心目标,以“考古”求“释古”,挣脱了以古史记载为依托的传统古史观的束缚,展现了更为波澜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历程。 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是资料积累和理论探索期。面对遍及全国的大量新发现,建立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成为最重要的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发展理论的应用则从社会进化的角度促进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深刻认识。 1980年至1999年的二十年是重大发现和理论建设交相辉映的“黄金时代”。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陶寺文化展现的中国史前社会发展程度刷新学界认知。与此同时,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开始被引介到国内。这共同促成了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热烈讨论。 2000年至今的二十年中,在多学科结合的重大项目推动下,重要考古新发现频出,在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社会复杂化、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对世界古代文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蓬勃展开,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初步具备了国际视野。 中国史前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 是基础性的重要成果 1949年以后,随着学科建设的完善,也因为大规模基本建设的开展,考古发掘全面展开。至1979年,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已超过六七千处。夏鼐1959年发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为时空框架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上世纪70年代,碳十四测年技术的应用又为框架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发表第一批碳十四数据,安志敏和夏鼐先后著文全面梳理各地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1981年,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模式,极大鼓舞了各地建立本地文化发展序列的热情。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更趋完善,在辽阔的时空范围内展开的中国古史重建和中华文明探源因此有了坚实的基础。 ▲上世纪50年代半坡遗址发掘现场 在此基础上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使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和中华文明形成的历程日渐清晰。 距今15000至6000年,各地区完成了新旧石器过渡、农业起源和形成即社会复杂化的初步发展。距今6000至5300年前后为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各地区同步发生跨越式的社会发展,出现以庙底沟类型大型聚落群、红山文化牛河梁祭祀中心、大汶口文化大型墓地、崧泽文化东山村大型墓地、大溪文化大型墓地和凌家滩遗存等为代表的“古国”遗存。与此同时,各地区的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为核心的区域间交流日益密切,形成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标志着中华文明初步形成。 ▲庙底沟遗址1956年发掘场景 ▲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神像 距今5300年至约4300年,发生以庙底沟类型和红山文化衰落、仰韶文化晚期人群扩散、马家窑文化形成并向川西北扩散、大汶口文化西进以及屈家岭文化北上、凌家滩遗存消失和良渚文化形成为代表的动荡整合。良渚古城、大型水利设施、高等级墓葬、彰显宗教和王权的玉器表明良渚社会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在“最初的中国”的各地区中率先完成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实践。 ▲良渚古城遗址反山M21出土玉琮 距今4300年至3800年,良渚文化的衰落引发了又一次大规模动荡整合。“面向内陆”的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在晋南和陕北分别出现以陶寺和石峁为代表的两大政治组织;“面向海洋”的东部平原丘陵地区,湖北北部出现以石家河城址为代表的强大政治组织,山东、河南东部形成诸城林立的局面。距今3800年前后,在上述各大政治组织衰落的背景下,与古史记载的夏代契合的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建立都邑,在“最初的中国”范围内开启了早期王朝的政治实践。 ▲石峁遗址皇城台大台基南护墙11号石雕主题纹饰 在探寻中华文明起源历程的努力中, 理论建设一直是中国史前考古的重心所在 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理论成为考古学研究的指导,在三个方面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引发对史前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深入研究,对石制农业工具和手工业生产专业化的研究均引起高度重视。其次,为中国史前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提供了理论指导,对“母系社会-父系社会-部落联盟(军事民主)”的相关研究促进了通过聚落布局和墓葬分析探讨社会组织结构和氏族制度的研究。第三,上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重要发现引发的中华文明探源的热潮中,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成为指导研究的重要著作。在“文明”的定义上,学界普遍接受“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在“国家”的标准问题上,则采用经典著作中提及的,柴尔德又着重提出的城市、金属和文字“三要素”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起源的理论和方法被引入中国史前考古研究中。聚落考古、特别是区域聚落形态研究日益受到重视;酋邦理论被热烈讨论;宴饮、社会上层交流网等社会上层的“领导策略”的研究也取得有价值的成果。 “中国学派”的理论建设一直在进行,其目标是更好地回答“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问题。苏秉琦力图跳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社会发展框架“对号入座”式套用的怪圈,提出“古国”概念,发挥了两个重要作用:第一,用此概念描述红山等“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复杂社会,实际上是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确认了这些社会的“国家”地位和“文明”身份。第二,明确了早期复杂社会和王朝时期政体间的发展演变联系。 确立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史前基础,探讨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及其模式是“中国学派”理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1959年,安志敏提出:“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黄河中下游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认为各地区因这个中心的引领作用形成一体,“奠定了中华民族古代历史的发展基础”。严文明在1987年提出了“重瓣花朵”模式,认为中原地区居“花心”之位,吸收四方先进因素,“最早进入文明社会”。这个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正是历史时期中国的雏形。韩建业随后提出因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强大影响,促进了各地区的社会发展,形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苏秉琦认为上述强调位居中心的“先进”文化引领各地文明化进程的模式深受“大一统”怪圈的影响,不符合考古资料反映的实际情况,在1981年正式提出“区系类型”模式,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强调各区系沿各自的道路发展,均曾出现“文明曙光”,中华文明起源历程呈满天星斗之势,并且在龙山时代各地区因为密切的交流形成“共识的中国”。 张光直随后在1986年提出“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同样认为各地区在无中心引领的密切交流中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并称之为“最初的中国”。此模式定义明晰,并与目前的考古资料最为契合,充分揭示出中国并非晚近出现的“想象的共同体”,距今5300年前后,“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已经形成,奠定了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古史记载与考古资料的结合是“中国学派”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古史记载与考古资料结合的一条路径可称为“分区法”,源自上世纪20年代的“新史学”思潮,包括蒙文通的“炎族、黄族和泰族”说、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和徐旭生的“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邵望平更是将考古学文化区系与《禹贡》九州联系起来,使得以考古学方法探讨“九州”这样的观念何时产生、如何产生、作用如何成为非常有启发性的、认识史前时代政治地理观念和“天下观”的学术课题。 结合的另一条路径可称为“对应法”。李旻指出,自距今4500年以后,考古资料确实与古史记载存在着更强的对应关系。被广泛讨论并接受的对应包括:晋南临汾盆地陶寺聚落群与帝尧集团的对应关系,龙山时期山东和河南东部大量城址反映的“执玉帛者万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政治格局,河南登封王城岗等城址与夏代早期都城地望符合,河南龙山文化南下和后石家河文化的衰落与“禹征三苗”的关系,以及淮河下游黄河河道的演变与古史记载的水患的关系等。 ▲陶寺遗址出土“龙”盘 考古资料与古史记载的结合已经证明“传说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虽然引发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考古学“历史主义倾向”的诟病,但只要避免削足适履的臆测,必将为中华文明独特发展道路的研究提供不可缺少的认知角度。 此外,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已经具有国际视野,各种科技手段方法也已经被广泛应用。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期待关键地区、关键遗址和关键时段的考古新发现会再次刷新我们对史前时代的认知;相信自然科学手段与考古学研究更密切的结合或提供更丰富的信息。 关于“最初的中国”的认识仍然是值得深入开展的研究方向。“中原文明”是客观存在还是“大一统”怪圈影响下的主观构想?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最初的中国”的形成还是最早的在“天下之中”的国家级政体的出现?这些都是可以推进我们古史建设的重要问题。 以“信古”为前提的“释古”阉割考古资料以维护古史记载的偏执强势:不顾河南龙山时代诸城林立,并无强大主导者率领大规模军队的考古证据的事实,以帝王征服蛮夷的“禹征三苗”观念看河南龙山文化的南下和后石家河文化的衰落的观念仍然盛行。以考古资料开辟古史记载的鸿蒙混沌,洞见古史的真实面貌的道路仍然任重道远。在欧亚大陆的广大背景下观察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中,如何认清中国早期国家其实是所谓“青铜世界体系”中最灿烂的文明之花,是“最初的中国”自身发展的结果又成了新的挑战。 中国史前考古建立多民族统一国家史前基础的初心不会改变,考古资料描绘的中华文明独特的形成和发展道路也会越来越清晰。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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