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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为什么关注文明起源，他们如何界定文明，中国文明又“何以中国”？回答这些问题，是考古学成果走向公众的重要一步。由陈星灿先生主编的《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下称《起源》，文物出版社2021年10月第1版），即是这样一次尝试。该书撷取了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众家发表于报刊之上文章共计40篇，按侧重点的不同可分为宏观讨论与专题性论述两部分。作者都是躬身中国考古事业多年的考古学家。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文物出版社2021年10月第1版 1 不同于当下对文明起源问题的热烈讨论，近代以前，中国的上古史和文明起源过程有史籍文献的充分记载，当时考古学尚未形成，对其进行重新书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促使这一研究旨趣发生从无到有之转变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 首先是对质疑中华文化本土性和中国上古史真实性观点的反诘。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依据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命名了仰韶文化，并将之视为“中华远古之文化”。对仰韶村的考古工作后来被认为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但随后安特生将这些彩陶文化与中亚、东欧等地的史前文化联系起来，提出了中国彩陶文化由西方传入的“西来说”观点。与此同时，在当时的史学界，还兴起了一场由古史辨派发起的“疑古”运动，他们将矛头直指传统古史体系，称之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愈早愈不足采信。
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受“西来说”和古史辨思想影响，旧有的中华文明起源体系一度陷入无史可考、无据可依的地步。挑起科学地重建中国文明史体系这个担子的，正是当时新兴的中国考古学。在夏商周考古领域，随着安阳殷墟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等的先后发现，中国的“信史”，由周代上溯至商代，乃至夏代。这一时期许多本不见于史书记载的社会生活状况，也前所未有地被揭露出来。在史前考古领域，学者们先后在全国不同地区发现了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并逐步构建起详细的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不但证实了中华文化的本土起源和漫长发展史，还对不同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有了越发深入的认识。从考古学文化出发讨论中国的古史和史前史，为正式的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如果将文明视为发展了的文化，这一阶段的探索本质也可看成从文化上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尝试。 其次，中国考古学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发生了一次对自身研究方法和研究旨趣的反思。受苏联考古学影响，新中国考古学在建立之后，就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身的指导思想。但在应用上，却也沿袭了苏联考古学机械套用的风格。恩格斯基于摩尔根《古代社会》推定的人类社会演化模式，被积极地运用于考古研究之中，新的发现反过来又被用来验证该论述。中国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按其时代与内涵特征，分别被划归氏族前-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国家等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例如仰韶文化即被判定为母系氏族社会，在其之后的龙山社会则被认为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时期。这样套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的做法，在20世纪80年代遭到了一系列的批评。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方式，并力求更加全面地考察原始社会。 最后且最直接的一个因素，是中国考古学中涌现的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当时，考古学家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群反山、瑶山贵族墓地等处，先后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晚期规模宏大的城址、宫殿、祭坛或贵族墓葬等遗迹，有些还伴出有精致的玉、石器和陶器等遗物。它们的年代均早于被推测为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在面貌上亦不同于仍处于“野蛮阶段”的氏族公社。如何评价这些新的发现，成为摆在考古学家面前的难题。
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 为了弥合考古发现与古史体系间的隔膜，同时也为了消解被僵化套用的社会发展模式，将中国考古实际用于印证马克思主义原理，一些考古学家开始尝试在文明起源的提法下，解释这些现象。在夏鼐率先提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向新石器时代去找的观点后，苏秉琦亦做出“大胆的”论断，他借辽西地区的考古发现，定义了一类“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并借鉴传统史学的概念，将其称为“古国”、后继为更加发达的“方国”和“帝国”阶段。红山文化因其庙-坛-冢多位一体的复杂礼仪制度，被认为已经初步具备了早期国家形态，可称为红山古国。这一论断打破了此前广泛接受的夏代为中国最早文明和国家的看法，将“中国文明的曙光”前推至公元前3000年以前。他还提出，良渚文化是方国社会的代表，夏、商、周等亦为方国之君。这样，考古学的文明起源阐释便与以往的古史联系起来，成为一个连续的序列。 夏、苏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考古学界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普遍关注。一些考古学家也发文参与到相关讨论中来，并提出关于文明起源不同的观点。尽管有考古学家认为应当谨慎评估中华文明起源的年代，但多数人基本认可中国文明应当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观点。如严文明即提出中国史前社会向文明的过渡发生在铜石并用时代，也就是公元前3500-前2000这一阶段；张忠培亦认为在公元前3200年、3300年，分布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辽河流域的诸考古学文化的居民，已经跨过了文明的门槛。1991年，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还曾以研讨会的形式展开（其后形成《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一文，亦收录于本书）。2000年以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厘清中华文明发展的脉络，俨然成为中国考古学，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最热切的期盼之一。 2 既云“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书写”，自然须有“文章”。本书所收录文章众多，无法逐一做详细介绍，但可按其主旨，总结主要的观点和内容如下： 其一，关于中国最早的文明，考古学家们最初多以国家、城市、文字或青铜器是否产生做出判断。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多数人认为，文明应从整体而不是它的某个元素来讨论。即便国家可以视为一个社会步入文明阶段的典型特征，但文明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国家。文明更宜视为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个更为高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物质资料生产不断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极高，社会分工和分化加剧，乃至出现强制性的公共权力等。 其二，文明与文明起源犹有差别。文明起源是指在文明形成以前，它的特征基本显现的时期。今天，考古学家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存在几个关键节点：在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等地区都出现了文明起源的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出现了良渚、牛河梁、石家河、陶寺、石峁等中心性聚落，文化高度发展，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左右，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还有一些考古学家指出，如果以特定因素，如祖先崇拜、天人合一等思想观念的出现为标志，中华文明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前的“裴李岗时代”。
其三，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进程，诞生于不同时间和空间背景下的中国早期文明体，多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很早以前，考古学家就已注意到中国早期文化发展的不同“模式”，至文明起源阶段，依然如此。面向海洋的文明体与面向内陆的有所不同，处于北方的文明体与处于南方的也有不同。李伯谦在文章中即提出中国文明发展的两种模式。但在区别之中，也有连续不断且十分频繁的文化交流。这使得中国所有早期人群，逐渐构成了一个共享的文化圈，张光直称之为“中国相互作用圈”，韩建业称“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由于认识到中原地区在早期文化和文明起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严文明将之比喻为“以中原为中心的重瓣花朵”。这个和而不同的文化圈，是中华民族一直具有的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根本来源。 其四，近来考古学家越发认识到，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形成了许多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质——“文化基因”。陈胜前、韩建业等就文化基因有专门的文章，石兴邦和何驽等还对“中华龙”和中国文化中流行的“中正”观点的起源做了讨论。各家所归纳内容虽有不同，内涵却都相近。作为内在的精神力量，文化基因在千百年来一直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繁衍与生息，同时也在不同的时代被注入新的内涵。中国的文化基因就是中华文明的优秀内核，就是民族精神。 其五，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必须立足于中国本土的考古学实践，以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行之，特别是要始终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指导。举例而言，国外人类学和考古学中，常以“酋邦”指称文明起源阶段的社会形态。但就哪些史前社会可被视为酋邦，中国是否经历过一个所谓的“酋邦社会”时期等问题，直到现在犹是众说纷纭。一味套用外来理论模式，必然会失于对中国文明多样性和独特性的发现与认识。因而只有中国特色考古学才能承担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任务。 如果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比作一泓陈年老酒，考古学的目的，是要自“传统史学之瓶”中将它接过来，让其在自身这个瓶子里浸润和发挥，从而恢复更多“原有”的风味。在早期文明起源时期，由于文字记录阙如，多数信息已湮没不能考。所能依据的，只有埋藏于地下的物质遗存。而只有借助考古学家之口，才能将物所携带的信息传递给世人。可以说，考古学这个瓶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将是盛装中华文明起源之酒最好、最合适的容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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