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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时代2 到荷马时代后期，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皆呈上升趋势，而且速度加快；到荷马时代结束时，希腊便能够在各地普遍建立古典城邦。铁器不仅对希腊农业生产功效卓著，对手工业生产也有同样作用，例如造船业，由于有了铁斧铁锯铁锤之类的工具，荷马时代就有了超过迈锡尼的进展，龙骨技术这时益见完善，把龙骨前端作成冲角，为日后希腊战船结构奠定基础。由此可见，荷马时代作为铁器时代的开始，较之迈锡尼的青铜文明仍有其进步意义，尽管社会暂时倒退，希腊文明的恢复和加速发展却已在孕育之中。 随着铁器的逐渐推广使用，希腊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促成了社会等级分化的日渐严重与明朗。先前被毁灭的克里特与迈锡尼奴隶制文明开始在希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影响。于是，荷马时代希腊原始氏族公社制的解体，便如同奴隶制文明的到来一样，成为历史性的潮流。荷马时代，这一影响的最终结果便是：族长制的公社部落生活，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趋于崩溃，随着奴隶主贵族和奴隶两大阶级的形成，奴隶制文明终于再次诞生在希腊大地。 这一演变过程主要体现在氏族成员的关系开始丧失原始的平等。生产力的发展伴着细致的社会分工，使“武人集团”(巴西琉斯们）跟其余的氏族人员(农民、牧人及渔夫）分离且区别开来。起初，“巴西琉斯”被选出来是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服务的，后来“巴西琉斯”们开始从公社土地中占去较大较美的一份。荷马史诗中的一些君主已经有了肥沃的份地，大片的葡萄园；而且在氏族公社中占居首席，食佳肴，饮美酒，逐渐开始奢侈的生活。这样，贵族阶级也就诞生了。这些贵族首领占有很大的份地，牲畜，由此形成了土地、牲畜的私有制。 与贵族阶级成鲜明对照的是，一般的公社成员尽管还保留有自己的份地，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已陷于贫困，失去份地，也失去了氏族组织的保障。他们成为公社生活中的游离者，有的做佃客或苦工，有的则沦为流浪汉和乞丐，还有的变成贵族阶级的家奴。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在克里特、迈锡尼的文明成就中，古希腊已经拥有过奴隶制度，然而，同荷马时代分布在整个希腊社会的奴隶制度相比，它们毕竟要逊色得多。它们仅仅分布在希腊社会的某些地区，并没使整个希腊地区感受到新的文明。克里特与迈锡尼曾经拥有的这种奴隶文明只是一种局部的文明。 同大移民时代亦即公元前8-前6世纪古典时代希腊的奴隶制——形成鲜明阶级性奴隶制国家的奴隶制相对照，荷马时代希腊所谓的奴隶制，从严格意义上讲，还只能算作一种氏族贵族制度。尽管在这一时期，希腊社会已经出现了私有制、阶级乃至国家这一阶级统治工具，但这种奴隶制尚不成熟，只是处在奴隶制文明的初级阶段。不过，这一阶段，由于整个希腊社会的阶级分化已经开始，因此对希腊荷马时代的社会性质——奴隶制，是无需怀疑的。换句话说，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经站在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但要注意——只是“站在门槛上了”。荷马时代，奴隶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家奴式的或称族长制的奴隶制度到阶级形式的奴隶制度的转变，即由不成熟的奴隶制阶段发展到较成熟的奴隶制阶段的过程。介于族长制奴隶制和阶级形式奴隶制之间的，则是类似于克里特和迈锡尼曾经拥有的那种古代东方君主国的民族的奴隶制度。 在族长制奴隶制下，奴隶被用作家庭的仆役，也称作家奴；在阶级形式的奴隶制下，奴隶已经被用作劳动工具，即会说话的工具了。作为奴隶制初级阶段的希腊，其主要还是处在家奴式这一低级的奴隶制阶段。 这一时期，一等巴西琉斯所占有的奴隶，被用作家庭仆役，诸如诸如厨子、马夫及管家等之类，也被用作家庭作坊的工人。在“妇女室”的女子作坊里工作的是熟练的有专长的女技师；在农业、耕种、畜牧以及葡萄园中也都有奴隶劳动。作为补偿，奴隶有时能从自己的主人即族长那里取得不大的份地、房子甚至妻室。 荷马史诗中提及几种奴隶：牧猪农、牧牛农和耕农等，这表明原先没有分工的奴仆劳动，已经开始出现分工。比如，在一些巴西琉斯的纺织作坊，这种分工现象就特别明显，每个女技师皆有一种固定的工作。另外，荷马史诗也记载了奴隶们对所干工作缺乏兴趣的史实。其中有这样的描述：“奴隶们，如果主人们不加以督促，就不会怎样热心，老老实实去劳动；因为一个人一旦堕落到奴隶的地位，那远见的宙斯便夺去了他一半的光荣”。这种奴隶劳动的消极性充分表明：初生的奴隶制——准确地讲是家奴式的奴隶制已经与荷马时代的生产力存在矛盾了。 在小奴隶主与其奴隶之间，还保存着族长风，他们共同生活，同食，同宿。但在巴西琉斯的宫廷里，这种族长制的关系开始消失了，相反，奴隶与自由民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明显。 在荷马时代的希腊，正如同荷马后(古典时代）的希腊一样，战争是取得奴隶的主要来源。战俘要么直接归奴隶主所有，要么卖给商人再转卖给养奴之人。据《伊里亚特》记载，雅宋之子欧俄斯就是用酒、牛、兽皮及铜向特洛伊城下作战的亚该亚人交换奴隶的。地中海诸民族中，腓尼基人自古以来就是主要的奴隶贩卖者。他们除了购买战俘之外，甚至还掳掠人口，尤其是妇女。 荷马时代阶级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这种矛盾的尖锐是社会等级分化，阶级不平等日益严重的直接结果。 原始氏族公社的解体，注定了军事民主制度的瓦解。在这一瓦解过程中，公民大会的作用也便自然而然地日益减弱。部落或族盟开始变成几个有势力的氏族代表者所领导下的贵族政治制度。这种转变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领导权移向以王即" 巴西琉斯" 为首的贵族议事会。起初，正如罗马帝政时代的元老院那样，议事会只是纯粹氏族性的会议，所有氏族的族长都有权参加这种会议。后来，议事会的成员日益贵族化，有资格出席这种会议的，只有最有钱有势的氏族的代表、部落酋长、以及类似于他们的大氏族或氏族联盟的首长。会议通常是在主要的"巴西琉斯" 的宫庭举行，在饭桌上讨论诸王提出的问题。王听取“聪明的长老们”的意见并宣誓，酌量执行或者不执行他们的决议。议事会的作用，随着行政事务的日益繁复，以及氏族与部落间共同利益的日益增加而逐渐提高。随着议事会作用的提高，贵族阶级越来越成为脱离人民的剥削阶级。此外，作为“巴西琉斯”的王不再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只保留最高祭司的职权。到公元前8世纪时，这种王权在大部分希腊公社已经绝迹。 如果说，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只是为了国家这一阶级统治工具的产生提出强烈需要的话，那么巴西琉斯王权的消失及军事民主制度的解体则为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贵族阶级的作用日益加强。于是，国家就顺应时代的召唤，而步入荷马时代的希腊奴隶制文明体系中去了。 “所缺少的只是这样一种机关，这种机关不仅可以保证各个私人所新得的财富，以避免氏族制度的共产传统，它不仅可以使以前被轻视的私有财产成为神圣，并宣布这种神圣化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目的，而且对一个跟着一个发展起来的获得财产的新形式，也就是说对财富的不断加快的积蓄，画上社会普遍承认的记号了，所缺少的是这样一种机关，这种机关它不仅可以使正在开始的社会阶级的划分永久化，而且可以使有产阶级剥削无产者的权利及前者对后者的统治权永久化。而这种机构竟出现了。国家被发明出来了”。根据恩格斯的论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家的出现成为希腊社会历史进入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它加速了氏族制度的瓦解，稳固了私有制的地位，促进了阶级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助长了社会阶级的分化，确保了奴隶主贵族阶级对自由民及奴隶等的统治权。这种严重的社会分化为原始公社制向奴隶制的转变创造了条件，荷马时代的希腊离奴隶制的文明时代，只有一步之遥了，它庄严宣布了荷马时代希腊奴隶制初级阶段的到来。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希腊的城邦得以恢复重建，古希腊的历史进入雅典与斯巴达时代。 总之，荷马时代国家的出现，为希腊奴隶制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无疑，在希腊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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