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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宾夕法尼亚州莱维敦。一群人集结起来，准备去骚扰搬入这个纯白人社区的第一户黑人家庭
威尔伯·加里（WilburGary）是一名建筑承包商，1952 年，他和家人一起住在加利福尼亚州里士满的一个公房小区中。他是非裔美国人，也是海军退伍军人，之前在造船厂工作，担任他所在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地方分会的副会长。加里一家需要寻找新的住处——联邦政府的《兰哈姆法》要求，政府为战时工人建设的住宅区只能是临时性质，因此他们所在的公寓群计划拆除。加里的战友、海军少校悉尼·霍根（SidneyHogan）即将搬出罗林伍德，这是个近郊住宅区，就在里士满城外不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设起来的，联邦住房管理局要求在该小区实行限制性契约条款。但是，4年前最高法院已经有了裁定，此类契约不具法律效力，因此霍根把他的房子卖给了加里夫妇。但是，一家叫作“罗林伍德促进联合会”的业主组织坚称，该组织的契约赋予了它将非裔美国人驱逐出去的权利。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给加里夫妇提供援助，问这个业主组织是否真的胆敢执行这份契约。这些邻居于是试图以高出加里所付金额15% 的价格买下加里的房子。加里夫妇拒绝了这一提议。1954 年，宾夕法尼亚州莱维敦。一群人集结起来，准备去骚扰搬入这个纯白人社区的第一户黑人家庭加里一家搬进来后不久，约300名白人在他家门外围作一团，大声咒骂，投掷砖头（其中一块打碎了前窗的玻璃），并在草坪上焚烧了一个十字架。有好几天的时间，警察和地方治安警官拒绝介入，因此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发现，有必要自己组织护卫队。共产党下属的一个民权组织也提供了帮助。记者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Mitford）在其书《美妙的旧时冲突》（A Fine Old Conflict）中描述了她所参与的该组织的行动，包括护送加里太太和孩子们去上班、上学，在附近街道巡逻，提醒加里一家注意可能在集结的暴徒。与此同时，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厄尔·沃伦（EarlWarren）、首席检察官布朗和当地地方检察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介入。这些人最后终于介入了，命令该市警方和地方治安官对加里一家提供保护。但是，抗议和骚扰又持续了一个月之久，其间威尔伯· 加里和民权组织不断要求警方进行干预。但是，警方没有逮捕任何人。地方治安官声称，他没有足够的人力来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但是，也许只要逮捕一个人就足以使这群暴徒撤离。 差不多正是在这个时候，莱维特公司开始建设它的第二个大型小区，这个小区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巴克斯县（Bucks County），属于费城郊区。宾夕法尼亚州的这个小区建于后谢利案时期，因此没有限制性契约条款，但是，联邦政府继续要求莱维特和其他开发商不得向非裔美国人出售住房，才会继续支持他们。罗伯特·梅里戴，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位给莱维特的长岛工程运送物资的非裔美国人，又从这家公司拿到了一单合同，给巴克斯县的工地运送石棉水泥板。他把家人安顿在附近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一个非裔美国人社区。他的儿子小罗伯特上了布里斯托尔高中，1955年毕业。他在学校有个女朋友，名叫雪莉·威尔逊（Shirley Wilson），他回忆说威尔逊一家曾打算搬到莱维敦，但遭到了莱维特公司的断然拒绝，即使由此引发了很多负面报道。我提起这场“恐慌”（这是小罗伯特·梅里戴在回忆威尔逊事件时所用的词），是因为这样的事件比历史学家所能记载的更为常见，非裔美国人群体内部已经认识到自身住房选择有限，此类事件对他们的认识一定有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非裔美国人家庭仍继续努力，试图打入白人近郊住宅区——就像他们在巴克斯县的莱维敦所做的那样。到20 世纪50 年代晚期，打算离开这个小区的白人业主意识到，把房子卖给非裔美国人可能对他们有好处，因为非裔美国人极度渴望住房，会付比白人更高的价格。1957 年，一名非裔美国人退伍军人比尔·迈尔斯（Bill Myers）和他的妻子黛西·迈尔斯（DaisyMyers）碰巧就遇上了莱维敦一位愿意出售住房的业主。迈尔斯和莱维敦的很多居民一样，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以陆军上士的身份复员，在离新泽西州托伦顿（Trenton）不远的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工程部担任实验室技术员。黛西· 迈尔斯是大学毕业生，比尔· 迈尔斯也在攻读电气工程方向的学位。因为迈尔斯一家都是黑人，没有银行愿意给他们提供抵押贷款，这时纽约市的一位慈善家主动给他们提供了私人贷款，于是迈尔斯夫妇带着他们的3个孩子搬进了新家。几天以后，美国邮局的一名邮递员——也是一名正在执行公务的联邦政府职员——注意到自己在给一个非裔美国人家庭送信。他在来来回回送信的时候大喊：“黑鬼们已经搬进莱维敦了！”多达600名白人示威者聚集在迈尔斯一家门前，向这家人和他们的房子投掷石块。有些人还在迈尔斯家隔壁租了一个单元，在这里建起会所，会所里整夜飘扬着南方的旗帜，飘荡着南方的音乐。警察来了，但没什么用。迈尔斯先生要求24小时保护，这时警察局长告诉他，警察局没那么多人。治安法官指责州警“乱管闲事”，因为当地方警察未能制止这场骚乱的时候，州警出动了。其实这样的担忧根本没有必要：州警也拒绝履行职责。有两个月的时间，执法机构对人们投掷石块、烧毁十字架、在隔壁的会所墙上刷上三K党（KuKlux Klan，KKK）的标志等行为置之不理，还有一户支持迈尔斯一家的人家遭到故意破坏。有些警察本来是派来保护非裔美国人家庭的，却和暴徒站在一起，开着玩笑，鼓励这些参与者。有一位警官因为不执行下发给他的不得干预闹事者的命令而被降职为巡警。地方检察官跟比尔·迈尔斯商量，提出以远远高于他当时所付额度的价格买下他的房子。尽管大家都知道骚乱的头领是谁，有好几个星期的时间警察根本没打算逮捕他们，也没打算关闭这家会所。联邦政府既没处罚也没责备那个邮递员。最后，宾夕法尼亚州的州检察长以扰民的罪名起诉引起骚乱的人，拿到了禁止令，骚乱不得继续下去。但是迈尔斯夫妇一直感觉处于危险之中，只又住了4年；1961年，他们卖掉了在莱维敦的房子，搬回了之前居住的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市的非裔美国人社区。警察未能保护加里一家和迈尔斯一家，这是否构成了政府支持的、“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当警察坐视不管、对这些家庭遭受的恐吓不予阻止时，这些非裔美国人家庭的宪法权利是否遭到了破坏，还是说他们只是遇上了流氓警察，国家无须为此负责？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国家为有种族歧视的警察的所有行为负责。但是，这些警察打着法律的幌子，做出的却是种族歧视性行为，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如果他们的上司对此心知肚明，但要么鼓励这样的行为，要么未能采取足够的措施来制止，那么这些就不再只是流氓行为，它们传递的是一种国家政策，而这种政策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所保障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罗林伍德和莱维敦事件中警方的表现，我们就必须承认，执法人员参与了破坏加里一家与迈尔斯一家公民权利的行为，政府机构本该以社区的安宁为己任，但它们这种未加补救的共谋却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些社区“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加里一家和迈尔斯一家的遭遇并非偶然事件。在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警方对于烧毁十字架、故意毁坏他人财产、纵火及其他意在维持居住隔离的暴力行为的姑息与推动都是蓄意为之，全国上下皆然。在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的默许下对最早一批试图融入白人社区的非裔美国人的攻击，恐怕不能用白人因为邻居的社会阶级低于自己而感到不悦来解释。加里夫妇和迈尔斯夫妇都是货真价实的中产阶级。因为更富裕的社区对他们关上了大门，所以这些饱受骚扰的非裔美国人往往比攻击他们的白人邻居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更高。人们不断地重复，反对种族融合是基于对社区品质恶化的担忧，这一情况证明这种说辞完全是谎言。实际上，当非裔美国人成功入住此前属于白人的社区时，他们往往“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不会让邻居有任何抱怨的理由或借口，煞费苦心地确保他们的家，甚至草坪都比所在街区其他人家打理得更好。与其他地区相比，芝加哥地区的此类事件也不过是稍微普遍而已。为了防止种族融合，事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段时间发生最为频繁，但此类事件在20 世纪到来、吉姆· 克罗时代的初期就已经开始了。1897年，芝加哥伍德劳恩（Woodlawn）小区的白人业主向非裔美国人“宣战”，以暴力相恐吓，要将所有非裔家庭从该地区赶出去，当局并未加以阻止。10年后，在毗邻伍德劳恩的海德公园，海德公园促进保护会（Hyde Park Improvement Protective Club）组织了针对向非裔美国人出售住房的商人的联合抵制，并提议出资让居住在该地区的非裔美国人放弃房产。如果这些手段都未能奏效，白人就蓄意破坏，向非裔美国人的窗户投掷石块。该俱乐部的领袖是一位知名律师，俱乐部发表了提倡种族隔离的快报，因此，当局如果想干预他们的阴谋计划，应该并不困难，但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917年到1921年间，芝加哥聚居区首次进行严格界定，当时白人住宅区的边界地区已有非裔美国人搬了进去，这些地方发生了58起向房屋投掷燃烧弹的事件，没有任何人被逮捕或起诉——尽管有两名非裔美国人居民丧命。在其中一起案件中，有人将炸药投入知名莎士比亚戏剧黑人演员理查德·B.哈里森（RichardB. Harrison）的家中。这些炸弹是从旁边大楼里一套上了锁的空置公寓中扔出来的。警察并没有认真去查找肇事者，甚至都没有询问楼里的住户，尽管能进到这套公寓中的阴谋分子极为有限。这58起爆炸事件中有近30起集中发生在自1919年春天起大约6个月的时间里，导致了全国最为严重的种族骚乱之一，骚乱的开端是一名白人男青年向一名非裔美国人泳者投掷石块的事件。当时该泳者正向一处普遍认为是只供白人使用的公共沙滩地区游去。这个游泳的人淹死了，当时在场的警察并没有逮捕攻击他的人。后来，白人和黑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导致38人丧命（其中23人为非裔美国人），使得接下来的年月中芝加哥的种族关系进一步恶化。种族间的暴力行为持续存在，丝毫不见减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一个5年中，有357起记录在案的“事故”是针对打算在芝加哥的种族边界地区租房或买房的非裔美国人的。从1944年年中到1946年年中，在与芝加哥人满为患的黑人住宅区相毗邻的白人社区中，发生了46起攻击非裔美国人住宅的事件；其中有29起属于纵火、爆炸事件，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1947年的前10个月内，此地发生了26起纵火、爆炸事件，没有任何人被逮捕。非裔美国人哈维·克拉克（HarveyClark）是芝加哥的一名公交车司机，也是空军退伍老兵。1951年，他在芝加哥近郊的纯白人社区西塞罗（Cicero）租了一间公寓。一开始，警方极力阻止他和妻子约翰妮塔（Johnnetta）及两个很小的孩子入住这间公寓。警方威胁他说，如果不离开的话，就要逮捕他们一家，甚至比这还糟糕。“滚出西塞罗”，警察局长这么对出租这间公寓的房地产经纪人说，还加了一句：“别再回来……不然你会吃枪子儿的。”当哈维·克拉克拿到了禁止令，要求警方停止干预他入住该公寓并“给予他充分的保护，禁止任何干预他入住的企图”时，警方对此不予理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例如，并没有阻止一群少年向公寓的窗户连连投掷石头。克拉克一家拒绝离开，于是一群大约4 000人组成的乌合之众开始闹事，他们突然对公寓发起袭击，毁坏了房间内的一些设施，把这家人的东西扔出窗外，扔到草坪上，并放起了火。在场的警官没有逮捕任何人。《时代周刊》报道说，警察“就像是足球场的引座员一样，彬彬有礼地应对乌泱泱的人群”。州长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Stevenson）动用了国民警卫队来恢复秩序。尽管有118 名闹事者被逮捕，库克县（Cook County）大陪审团并没有对其中任何一名提出控告。但是，大陪审团却对哈维·克拉克及其房地产经纪人、有色人种协进会律师，以及把公寓租给他的白人女房东及其律师提起了诉讼，控告他们煽动闹事、密谋降低房产价值。36年后，又有非裔美国人试图搬进西塞罗，这次迎接他们的是燃烧弹和步枪子弹。同样没有任何人因为这些攻击行为被定罪。西塞罗的议事会主席在冲突过后夸口说“该地区坚不可摧”。1953年，芝加哥住房管理局第一次在纯白人的南迪灵（SouthDeering）社区将特兰博尔公园（Trumbull Park）住宅区的公寓出租给非裔美国人家庭。此后是长达10年的断断续续的乱民暴动。整个时期非裔美国人家庭都要求警方提供保护。在一群非裔美国人搬进来的当天，多达1200名警察被调来保护这些非裔美国人家庭，但是，在逮捕、起诉行凶者以终结攻击行为方面，他们几乎没有任何作为。这次的暴力事件是由社区联合会，即南迪灵促进联合会领导发起的，但该联合会的领袖并未被控有任何犯罪行为。有几个投炸弹的家伙被逮捕了，但这发生在警察默默注视他们投完炸弹之后。他们面临的只是轻罪指控。一名观察员得出结论：“普通警察对白人闹事者的同情……极为强烈。”芝加哥公园区警察局局长在南迪灵促进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对他的听众表达了同情：“很不幸，有色人种选择在这里出没。”暴民的攻击颇见成效。芝加哥住房管理局解雇了其执行理事伊丽莎白·伍德（ElizabethWood），这位女士批准将之前为白人专享的住宅小区的公寓出租给非裔美国人。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是芝加哥市长理查德·J.戴利所在的纯白人社区。1964年，该社区一名白人民权激进分子把一套公寓租给了几名非裔大学生。一群人围在公寓前，向其投掷石块。警察进入该公寓，拿走了这些学生的物品。当这些学生放学回来时，警察告诉他们，他们已经被驱逐了。底特律及其近郊住宅区发生的情况与此类似。在“二战”过后的头几年，该市发生了200多起意在阻止非裔美国人搬进白人为主的社区的恐吓、暴力行为。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恶性蔓延，是因为可以想见，警察会袖手旁观，他们不会做任何努力去制止这样的袭击，更别提事先防范了。1968年，密歇根州民权委员会的一名官员在报告中说：“经验告诉我们，黑人家庭试图搬入底特律近郊区的所有努力，几乎都遭到了阻挠。”在费城地区，迈尔斯一家遭遇的攻击并不罕见。1955年上半年发生了213起暴力事件，终于确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会继续待在费城北部的聚居区。有些事件中还发生了迈尔斯一家经历的那种迁居暴力，其他事件中则是白人青少年捍卫他们认为非裔美国人不应跨越的社区边界。虽然在一些案例中也许难以确定闹事者，但是要说警察无法抓到一定数量的闹事者以防止类似冲突重复发生，是不太可能的。在洛杉矶地区，有些非裔美国人到离他们当前的聚居区域仅一步之遥的社区寻找住房，迎接他们的是烧毁十字架、点燃炸药、从窗户投掷石块、乱写乱画及其他蓄意破坏的行为，还有数不清的恐吓电话。1945年，有一家人搬进纯白人社区之后，新房爆炸，全家人——父亲、母亲及两个孩子——全部丧生。1950年到1965年间，洛杉矶共发生了100多起迁居爆炸和蓄意破坏事件，只有一起案件中有人被逮捕并被起诉——这还是因为在地方警察和检察官说他们找不到任何人可以起诉后，加利福尼亚州的州检察长接管了这个案子。196年的《公平住房法》规定，以暴力行为阻止社区融合构成联邦犯罪，司法部也依法审理了几个案子。尽管如此，试图离开以黑人为主的地区的非裔美国人仍频繁遭到攻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南方反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Center）发现，在1985年到1986年期间，此类案只有大约1/4 会进入公诉环节，但是，在1985年到1990年间，起诉比例迅速增长，达到75%。起诉比例可以有这样的增长，也揭示了以前警察和检察官对此类犯罪行为是何等的姑息纵容。尽管如此，仅在1989 年，该中心就记录了130 起迁居暴力的案例。20世纪中期，地方警察和联邦调查局不遗余力地去渗透、瓦解自由组织、左翼政治组织及有组织的犯罪集团。但是，在全国上下反对非裔美国人融入以前的白人社区时，面对这样的恐怖运动，他们并没有采取类似行动，就这一点，至少可以认为，他们是暴力事件的同谋。哪怕仅仅是把几个广为人知的案件的闹事者绳之以法，可能剩下的几千起事件就不会发生了。我们也不能把未能阻止暴徒袭击的责任都归于警察，因为他们的行动并没有得到上级的明确批准。最近几年，我们看到好几个例子，都是有关类似情形下警察所面临的抉择。如果一名警察杀死或打了一名非裔美国人，并且有明显的种族动机，现在我们认为该警察的上司会开除他（或她）；或者，如果就一名市民的公民权是否被侵犯有疑问，则应该在调查期间将该警察停职。如果警方的上级官员未能采取这样的措施，我们希望更高层的权力机构会进行干预。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警察的处理方式在其上司认为合理的范围之内，并且反映了政府的政策。非裔美国人安德鲁·韦德（AndrewWade）是一名电气承包商，也是朝鲜战争的海军退伍军人。1954年，他想在肯塔基州的非裔美国人中产阶级社区路易斯维尔购房，但未能找到合适的房子。他的朋友卡尔·布雷登（CarlBraden）是著名的左翼活动家，这位朋友建议他不妨看看白人中产阶级社区。随后，卡尔·布雷登和他的妻子安妮·布雷登（Anne Braden）决定为安德鲁·韦德和他的妻子夏洛特买幢房子。韦德一家看中了夏夫利（Shively）的一套房子，这是一个纯白人社区。布雷登夫妇买下了这套房子，并签字转让房契。韦德夫妇和孩子们搬家的时候，一群人聚集在房前，隔壁单元的空地上烧毁了一个十字架。这家人搬进来的第一天晚上，一块石头从前窗砸了进来，上边还系着一张写着“黑鬼滚出去”的纸条。这一天夜里晚些时候，有10发步枪子弹穿透厨房门上的玻璃射了进来。示威活动在一名治安警察的注视下持续了一个月，最后这幢房子被炸毁。治安警察说他什么也没看见。韦德一家搬进来之后只发生过一次逮捕：被逮捕的是安德鲁· 韦德和他的一个朋友，罪名是“扰乱治安”，因为韦德先生没有知会警方这位朋友将要到访。路易斯维尔的警察局长和投掷炸弹的破坏分子非常熟悉，他警告卡尔·布雷登，烧毁韦德房产的那些人，正瞄准布雷登的家作为他们的下一个目标。警察局长承认，扔炸弹的人和烧十字架的人都已经对其罪行供认不讳，但这些闹事者并没有被起诉。相反，大陪审团对布雷登夫妇提出控告，同时被控告的还有另外4人，陪审团指控他们将房子售予非裔美国人，合谋煽动种族冲突。正式罪名是“妨害治安”。后来他们撤销了对别人的指控，但卡尔·布雷登被判入狱15年（他最后在上诉中获胜并被释放），韦德一家则回到路易斯维尔的非裔美国人聚居区。夏洛特、罗斯玛丽和安德鲁·韦德。照片摄于1954 年，在他们位于肯塔基州夏夫利的房子的窗户被石头砸穿后
一名警员正在检查韦德被炸毁的房子的损毁情况
在肯塔基州，这样的暴力行为并没有在20世纪50年代结束。1985年，罗伯特·马歇尔（Robert Marshall）和玛莎·马歇尔（MarthaMarshall）在西尔韦尼亚（Sylvania）买了一幢房子，这是路易斯维尔另一个一直为白人专享的近郊住宅区。就在他们搬进去的当晚，有人向房子投掷燃烧弹。一个月后，又发生了一起纵火案，这次房屋被烧毁，几个小时之后，三K党举行集会，会上一个发言人夸口说不会允许任何非裔美国人住进西尔韦尼亚。于是马歇尔一家起诉了一名已经被确认为三K党成员的地方警官。这名警察证实，他所认识的40名三K党成员中约一半人也在警察局工作，只要信息不公开，他的上司对警察的三K党身份并不追究。多年前我读过安妮·布雷登的回忆录《中间的墙》（The WallBetween），书中描述了她和她的丈夫如何因帮助安德鲁·韦德入住路易斯维尔的白人社区而被肯塔基州起诉。2007年，美国最高法院禁止路易斯维尔学区实行种族融合计划，理由是路易斯维尔的种族隔离“不是政府行为的产物，而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这时，我又想起了安妮·布雷登的描述。政府默许下的暴力行为是一种手段，还有许多其他手段，各级政府借助这些手段来维护路易斯维尔和其他地区的种族隔离制度。韦德一家和马歇尔一家在试图穿越居住的肤色界限时遭遇了充满敌意的政府力量，他们只是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的两个。在路易斯维尔，还有多少非裔美国人中产阶级家庭在听说了这两家的遭遇之后被吓退，从此不敢入住自己想住的社区？他们的下一代是否会因父辈的遭遇而对种族融合心存恐惧？对这些事件的记忆将会持续多久？它们的恐吓作用还要持续到几时？本文节选自《法律的颜色：一段被遗忘的美国政府种族隔离史》第九章
如果我们将美国的种族比作一件用许多布片拼缀而成的百衲衣，那么非裔美国人群体无疑是其中最醒目的一块黑色补丁。非裔美国人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非洲奴隶贸易时期，因而在美国这个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国家，他们饱受歧视，并于随后漫长的岁月中遭到各种各样的苛待乃至压迫，其中就包括种族居住隔离 。 大都会地区的种族居住隔离向来是美国社会的痼疾。这段沉痛历史的真相曾昭然若揭，却甚少有人愿意直面过去。如今，人们似乎仍然普遍持有这样一种错误的想法：以种族为标准的城市分区规划因“事实上的”种族隔离而形成，是个人偏见、收入差异或银行和房地产公司等私立机构的行为之结果。美国住房政策领域的重量级人物理查德·罗斯坦力图推翻上述谬论，通过查阅大量档案、挖掘珍贵文件及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耗时10年，最终完成了这部集大成之作。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数据真实记录了美国种族隔离区内发生的无数令人悲愤交加的故事，详尽阐述了20世纪中叶联邦政府如何利用公共政策丝毫不加掩饰地蓄意强化种族居住隔离，无可辩驳地证实了美国延续至今的歧视性居住模式恰恰是由“法律上的”种族隔离导致的，并揭露了其对经济与教育公平、司法公正造成的巨大破坏。 近年来，弗格森、巴尔的摩等地的暴力事件再次将这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带回到普罗大众的视线里，而其根因有且只有种族歧视。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几时才能成为现实？罗斯坦以质朴但有力的文字呼吁读者重新审视这段被世人抛诸脑后的历史，并认为美国政府有义务纠正并弥补这一违宪性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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