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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叔继侄位，刘彧登极 刘彧(439——472)，宋文帝刘义隆第十一子。字休炳，小字荣期，生于元嘉十六年(439)十月，初封淮阳王，元嘉二十九年(452)改封湘东王。幼时，其生母沈婕妤去世，由刘骏的生母路淑媛抚养成人。刘彧少时脾性温和，处事稳重，风姿端雅，深得路淑媛的喜爱。其三兄刘骏即皇位后，尊母亲为太后，刘彧孝敬路太后，常在左右侍奉医药。刘骏性情暴戾、猜忌，诸弟多被无端猜忌甚至遭害，唯刘彧例外，兄弟关系融洽亲热。可能是二人同为路太后养育长大，刘彧又能敬重兄长，遇事忍让的缘故吧。及刘骏去世，刘子业即位后，刘彧的灾难开始了。当时文帝的十九个儿子，在南方的只剩下刘祎、刘彧、刘休仁、刘休祐、刘休范、刘休若六人，其中刘祎虽然年长，但人才庸劣，刘休范、刘休若年龄尚小，故能被刘子业容忍。刘彧和刘休仁、刘休祐年长，而且历任重州刺史，具有政治、军事经验，并拥有实力较强的军队，身边围绕有一批文武将吏，是对皇位的最大威胁，所以，被刘子业视为心腹之患，常将三人留在身边，不得擅离宫中。三王失去了行动自由，还要时常遭受刘子业的百般凌辱。三王之中，数刘彧年长，自然成了刘子业迫害的主要目标。当他被剥光了衣服，露出一身白膘，被迫在围栏中的泥水里爬行，用嘴去啃拌在槽中的食物，听着刘子业刺耳的狂笑声时，心里愤怒到了极点，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恭顺、服从的样子，顺着刘子业的号令忙忙碌碌，以博得刘子业的欢心。有好多次，刘子业动了杀念，要杀他以除后患，虽未动手，却把刘彧吓得不轻。这种整天担惊受怕的日子，他实在是受够了，所以暗中密切注视外间动静，等待时机下手，决不坐以待毙。他的亲信阮佃夫、李道儿等积极活动，在刘子业的卫士中寻找不满者。刘子业喜怒无常，杀戮无度，不但是王公大臣，而且左右卫士也人人自危，各怀异志，只因惧怕刘子业的几个爪牙宗越、谭金、童太一等，不敢轻举妄动。刘子业的左右中，有一主衣名叫寿寂之的，特别不合刘子业的眼，刘子业一见他就恨得咬牙切齿，弄得他整日心惊肉跳，不知何时大祸临头。阮佃夫等得知这一情况，主动与他联系，共谋废弑刘子业，双方一拍即合。此时，民间盛传“湘中当出天子”，刘子业闻知后非常不安，决定杀掉湘东王刘彧，再巡视湘州与荆州，以彻底压下这一谣言，巩固皇位。刘彧知形势紧迫，连忙秘密指使亲信钱蓝生密切注视刘子业的行止，以便随时动手。 就在刘子业准备杀刘彧的头天晚上，即景和元年(465)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刘彧一人留在秘书省，四周一片寂静。而竹林堂那边一片喧闹之声，刘子业正在亲自射鬼，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会稽公主等都随从前往，唯刘或不被召。种种迹象表明，他即将大祸临头了。而此时的刘或，一人独困于秘书省，无法和外界联系，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屋内团团打转。在着急中，忽听外面一阵嘈杂之声由远而近，一群人来到了他的门前，还没等他吓得瘫软在地，门 “嘭”地一声被撞开了，只见刘休仁一步跨进来，喜气洋洋地向他施礼称臣。他还未完全反应过来，就被刘休仁拉着出了门。忙乱中他两只鞋掉了也未来得及穿，光着脚，衣衫不整，很是狼狈。一时来到西堂，登上御座，召见众臣。刘休仁见他头上仍戴着乌帽，忙呼主衣前来，给他换上天子应戴的白帽，并准备齐全羽仪。这时，众大臣皆知刘子业已被废弑，寿寂之已当众宣布： “湘东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众臣虽然心中惶惑，但得知狂暴的刘子业已死，皆人人庆幸，纷纷整衣入宫拜见刘或。刘或虽未正式即位，但凡事全称令书施行，已成为实际的皇帝了。 刘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当夜以路太皇太后的名义发布命令，历数刘子业的罪行，宣布由湘东王刘或篡承皇极。第二天天亮，刘子业的几个心腹宗越等惶惶不安地入宫求见，刘或皆以礼相待，好言抚慰，众人才稍微心安。刘或安抚住宗越等人后，又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下令，赐刘子业的同母弟、妹豫章王刘子尚和会稽公主死。 刘子业死后，横尸太医閤口，无人问津。蔡兴宗见了，忙找到刘或的妻兄、尚书右仆射王彧，说： “他虽然凶悖无道，但也是天下之主，宜使其葬礼粗足; 如象现在这样，四海必会乘机以此为辞兴兵讨伐。”王或听了，来找刘或，将蔡兴宗的一席话告诉他。刘或听了，心中暗暗感谢蔡兴宗的提醒： 此时四方州镇对他拥护与否，还是个未知数，需小心谨慎，不能落下任何把柄，给人以可乘之机。于是，他忙令人为刘子业收尸，举行了葬礼。 为了进一步笼络和稳定人心，刘或又施了一招。刘子业是路太皇太后的孙子，而太后是皇室的长辈，在皇族和社会上都有一定影响力。刘或深知，杀了人家的亲孙子，自己取而代之，不管从哪个方面讲，都对不住抚养自己成长的太后。为宽慰太后的心，他特意提拔太后的侄子路休之为黄门侍郎，路茂之为中书侍郎。 十二月的一个吉祥日，刘或正式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泰始。追尊已去世的生母为“宣太后”，立妃王氏为皇后。他这里美滋滋地当了皇帝，却没想到马上引起了国内一场大动乱。 二、叔侄相残 国家大乱 刘或继皇位后，很快下诏，进镇军将军、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刘子勋是孝武帝刘骏的第三子，年方10岁，府州事务全由长史邓琬作主。在刘子业未死前，曾命人拿了毒药去毒杀弟弟刘子勋，邓琬起兵反抗，还未来得及有大的军事行动，刘子业被宿卫将士杀死，刘或被拥立为帝，对刘子勋加官进级的诏命也随后送往江州。江州佐吏见到令书，都很高兴，一同来见邓琬，祝贺说： “暴乱既除，殿下(刘子勋)又开黄閤(指刘子勋加开府仪同三司)，实在是公私大庆啊!”邓琬却深不以为然，他认为： 晋安王刘子勋在兄弟中排行第三，其父孝武帝刘骏也是排行第三，刘骏又是在江州刺史任上，于寻阳 (今江西九江) 起兵夺取帝位的，这一切都证明若举刘子勋起兵，定能马到成功!于是，他把脸一沉，将令书扔在地下说：“殿下应当开端门，开黄閤是我辈的事情!”众人听了，不禁又惊又怕，但都不敢吭声。邓琬作主起兵后，刘子勋的七弟、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和六弟、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都由其长史作主，起兵响应。泰始二年 (466) 正月，刘子勋在寻阳即帝位，改元义嘉，正式与刘彧分庭抗礼，这样，就爆发了一场以刘彧为首的文帝系诸王和以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之间的统治阶级内部大混战。 在这两大帝系之间，雄镇各方的州郡大员们支持、拥护谁呢?益州刺史萧惠开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萧惠开在闻知晋安王刘子勋起兵的消息后，集合将佐，对他们说：“湘东王是太祖 (文帝) 之昭，晋安王是世祖 (孝武帝) 之穆，二人不管谁称帝，都不是不可以的。但景和(刘子业的年号)虽然昏暴，本是世祖之嗣，他不能担社稷之任，其下的兄弟还有很多。所以我当推奉九江。”宋朝称江州为九江，萧惠开旗帜鲜明地支持刘子勋，派兵前去支援。 持萧惠开这一观点的州郡大员是很多的。 雍州刺史袁��、徐州刺史薛安都、 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吴郡太守顾琛、吴兴太守王昙生、义兴太守刘延熙等皆据州郡响应寻阳起兵。一时普天同叛，四方兵起，各地贡计皆归寻阳，以刘彧为首的中央政府异常孤立。 刘彧得知寻阳举兵，四方响应的消息后，焦虑万分，急召众臣商讨大计。蔡兴宗建议： “今普天同叛，人有异志，宜镇之以静，以至信待人。叛者的亲戚遍布宫省，若对其亲友绳之以法，我朝会立即土崩瓦解，要向四方宣明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之义。物情既定，人有战心，必能克敌制胜，望陛下勿忧。”刘彧听了，连连称善。于是广施仁政，以 “罪不相及”为瓦解敌军、巩固军心的主要政策。 不久，豫州刺史殷琰起兵应寻阳的消息传到建康。刘彧知殷琰素无兵权，一直被出身土豪的右军参军杜叔宝所制约，起兵附寻阳非其本意。所以，对殷琰在建康的家族厚加抚慰，无半点难为之意。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刘彧亲自调兵遣将，讨伐叛军。以山阳王刘休祐督刘缅等西讨殷琰。又派巴陵王刘休若督沈怀明、张永、萧道成等诸军东讨会稽。东讨军是主力部队，将士多为东境人，父子兄弟皆已归附刘子房。刘彧为大军送行时，特意普加宣乐：“朕方务德简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勿要顾虑亲戚。”众人于是大悦，人人奋勇上阵。刘彧也果真履行诺言，凡叛者有亲党在建康为官的，皆让其居职如故。 东讨军出师不久，路太后突然去世了。因事情有点奇怪，故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一种说法是，自刘子勋于寻阳起兵称帝以来，路太后心里暗暗祈祷孙子们得胜。一日，她请刘彧饮酒，在酒中偷放了毒药。刘彧正要举杯饮下时，旁边的侍者暗中轻轻拉了一下他的衣襟，他马上明白了，恭敬地站起，举杯劝太后饮下。当日，路太后就去世了。不知这种说法正确与否，但人们看到的是，路太后去世后，刘彧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东讨之军出师之初并不太顺利，这时，殿中御史吴喜请求刘彧给他三百精兵，以拼死效力于东境战场。吴喜本一文人，曾任河东太守，因此，有人站出来反对，认为吴喜只是个刀笔小吏，未曾为将，不可派其领兵作战。中书舍人巢尚之对此却另有见解，他对刘彧说：“吴喜当年曾随沈庆之屡经战旅，性既勇决，又习战阵，若能任其为将，必有成绩。”刘彧听了，点头允诺，假吴喜为建武将军，并挑选羽林军勇士配给他。吴喜过去曾数次奉命至东境一带执行公务，他性情宽厚，每到一地都施德政，故人民都很怀念他。这次吴喜率军入讨，百姓一听“吴河东”来，皆望风降散，无人恋战，所以吴喜所到之处，无不克捷。 密切注视前线战况的刘或接到捷报： 东境军大胜，生擒寻阳王刘子房，斩作主起兵的孔觊等。这次东境参加叛乱的军帅共七十六人，除临阵斩十七人外，其余者全被吴喜原宥。刘彧看着，心中掠过一阵不快： 这个吴喜，也太会送人情收买人心了。他率军讨伐之初，曾对我说过，若抓获寻阳王刘子房及诸贼帅，全都在当地处死。现在竟把活着的刘子房送到京师来，参加叛乱的顾琛等人也被他释放了! 刘彧虽然心里有气，但表面上并不表露出来。他知道，吴喜新立大功，眼下正是用人之际，不能随便治其罪。再说，自己曾三令五申，要以宽仁待物，吴喜所为也符合自己的大政，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笼络稳定人心，若治吴喜的罪，岂不寒了天下人心了吗? 于是，他掩住不快，下令： 任吴喜为步兵校尉，封竟陵县侯。其他平东有功将领也一一加官进爵。 东境平定之后，刘彧调集增援大军，全力应付长江中游的军事压力。司徒、建安王刘休仁为督军，王玄谟为副，总领讨伐事宜。诸将中，有一位出身微贱，面目丑陋的沈攸之，作战勇敢，曾屡立战功。前废帝刘子业即位后，他与宗越等人成为刘子业的宠臣，参与诛戮群公，大将沈庆之就是他亲自害死的。刘子业死后，刘或表面上对宗越等很和善，心里却并不放心，不愿让他们继续留在朝廷。一日，他将宗越等一批人召入宫，很和气地对他们说： “卿等遭难于暴政时期，勤劳日久，理应得一自养之地，凡兵马大郡，随卿等选择。”宗越等人平日里一直惴惴不安，一听刘或之言，皆相顾失色，不知如何才好。后来，他们就在一起密谋作乱，并把此事告诉了沈攸之，沈攸之马上告发了他们，刘或接报后，趁机将宗越等全部处死。沈攸之本来也被调出了宫中，由于告密而得到刘或的赏识和信任，又让他回到宫中。刘子勋等起兵后，刘或知沈攸之智勇双全，便派他带兵随王玄谟征讨刘子勋，对沈攸之曾是刘子业帮凶的事并不计较。沈攸之果然不负重托，不但作战勇猛，而且内抚将士，外谐群帅，表现出卓越的大将风度，为众人所信赖，立下了赫赫战功。 刘或所派大军与刘子勋的军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战争胶着在鹊洲 (今安徽繁昌县东北大江中) 一带，两军相持不下。由于张兴世等在贵口 (今安徽贵池县西五里) 袭击江州方面的粮米三十万斛，使西军十万人不战自溃。朝廷军乘胜进军，攻入寻阳，斩十一岁的晋安王刘子勋，并传首建康，不久，又陷荆州。刘或下令： 赐临海王刘子顼、安陆王刘子绥、邵陵王刘子元死。在刘子勋的将吏中，有不少人才，刘或皆欲揽为己用，曾下旨赦免他们，但不少人忠于旧主，不肯苟活于世，自杀以殉旧主。对这些死节之臣，刘或也下诏追赠。 寻阳王刘子房被活捉后送回京师，刘或饶恕其罪，将他贬为松滋侯，养活起来。对刘骏的其他九个儿子，仍如平日一样对待。刘休祐平定寻阳后返回京师，向刘或献计：“松滋侯兄弟尚在，将来非社稷之计，宜早日安排他们的事。”刘或听了，心中暗暗筹划起来： 三兄刘骏的几个儿子，由部下拥戴为乱，说明他们兄弟在百姓中还有不少的号召力，留着他们也确实会引起祸患。可自己现在后代幼弱，只有太子一人，能帮助自己的刘休祐，孩子也尚小。为刘宋王朝的生存着想，还是人多力量大呀。刘子房兄弟年龄在十岁左右，正是自己可以依赖的力量，所以我才没对这些小侄子们下手啊。在刘宋政权的安危和自己父子帝位稳固这两个方面，刘彧一时真不知该更偏向哪边。最后，几经权衡，他还是下令： 松滋侯刘子房、永嘉王刘子仁、始安王刘子真等皆赐死。刘骏的二十八个儿子，到这时全部死光了。路太后的两个侄子路休之、路茂之也同时被杀害了。 到泰始六年 (470)，刘彧将自己刚出生的第九子萧赞封为武陵王，出继给刘骏，顶起这一支门户，以表示自己的博爱之情。 三、招降失策 城池陷落 寻阳平定后，起初拥戴刘子勋的州郡长官纷纷派使者进京，请求投降于朝廷。益州刺史萧惠开便是其中之一。刘彧接到萧惠开请降的报告后，微微一笑。他知道，萧惠开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由于他平日为政严峻，刑诛过重，引起当地土人的不满，目前是各郡皆反，十余万人围攻成都，而城中只有萧惠开带去的部曲不足二千人。对陷入困境的萧惠开应不应该准其投降呢?刘彧权衡利弊，觉得还是应该准其投降。因为益州是西部军事重镇，地势险峻，物产丰沃，又地处偏远，易形成脱离中央的独立王国。如招降萧惠开，既可和平收复益州，又可制止当地土人的动乱，朝廷不动一兵一卒就可牢牢掌握益州，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刘彧派萧惠开的弟弟萧惠基入川宣布圣旨，赦免萧惠开，萧惠开奉旨归降。 招降殷琰却费了一些周折。 殷琰起兵应寻阳后，刘彧派刘缅率军攻伐，自初春直到冬末，打了不少胜仗，寿阳却仍未攻克。平定寻阳后，刘彧让中书写诏招降殷琰，蔡兴宗以为不妥，劝刘彧说： “天下既定，是殷琰思过之日。陛下宜亲赐手诏数行以安其心，使其归降。今让中书为诏，他必会怀疑诏书为假，将不利于早日平定一方之难。”这时的刘彧，已不象即位初那样谦虚谨慎了，所以他对蔡兴宗的劝说很不以为然，心想：殷琰面临大兵压境，士众人心离叛，已到穷途末路，破城指日可待，他敢不速降吗?何必要我亲笔下诏呢?真是多此一举。然而，事情却果如蔡兴宗所说的那样。殷琰接到诏书后，怀疑是刘缅伪造的，不敢投降。杜叔宝又严密封锁寻阳兵败的消息，加强城中防备。刘彧见殷琰不降，很不高兴，命令将投降朝廷者送到寿阳城下，让他们向城内喊话。这一招果然灵验，城内将士皆无斗志，人心涣散。 殷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打算投降北魏，幸亏其主簿夏侯详及时劝阻，才改变了主意，下决心与刘缅谈判，开城投降。刘缅入城后，信守诺言，不杀戮一人，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寿阳人大悦。北魏军赶来，见殷琰已降，只好掠夺义阳数千人而去。寿阳的及时和平解决，使寿阳未落入北魏之手。殷琰降后，刘彧未加责难，仍让其为官，后官至少府而卒。 对待徐州刺史薛安都，刘彧却犯了一个无法挽回的大错误。 薛安都闻知寻阳平定后，遣使请降。刘彧见南方已平，便骄傲自大起来，想趁机向北魏炫耀一下自己的武力，下令要镇军将军张永和中领军沈攸之两员大将带五万甲士前去迎接。 蔡兴宗对刘或的这一举动很不赞成，向他一一陈说利害：“薛安都归顺是真心的，并无虚假，朝廷只须派一使者带去诏书即可。今以重兵相迎，势必引起疑惧，说不定还能招来北虏，将为患深重。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诛，则以前赦免的也不在少数。况且薛安都外据大镇，靠近边陲，地险兵强，难以克胜，从国家大计出发考虑，尤其宜加以驯养。若他外叛，必将成为朝廷之大忧。”刘彧听了心中不快，又转向萧道成说道： “吾欲因此北伐，卿意以为如何?”萧道成是一员武将，很有心计，平日处事稳重，不善夸夸其谈，见刘彧问他，便恭敬地答道： “薛安都狡猾有余，今以兵逼之，恐于国不利。”刘彧见文武二臣都不赞同他的意见，生气地说： “诸军猛锐，何往不克! 卿勿多言!” 薛安都见朝廷大军北上，非常害怕，忙派人与北魏联系，请求投降北魏，并把儿子送到北魏为人质。北魏迅速派出一万大军援救彭城(今江苏徐州)，薛安都出城迎接魏军，彭城落入北魏的控制中。当天夜里，张永攻彭城南门，遭到了猛烈的反击，只好退兵。当时正值寒冬，大雪铺天盖地，泗水合冰，无法行船，只好弃船步行，士卒冻死者大半，不少人冻断了手足。魏将尉元与薛安都前后夹击，大破宋军。宋军死者达万数，枕尸六十余里，丢弃的军资器仗不可胜计。张永也冻掉了脚指，好容易与沈攸之活着逃回了建康。 泰始三年(467)秋，刘或又令沈攸之率军进攻彭城。沈攸之认为泗水已干涸，无法行船，粮运不继，坚决不同意，七次上书申述不同意见。刘或大怒，下诏责备道： “卿春季请求讨伐彭城，吾恐军士疲劳，而且去冬奔散，人心未稳，不宜出战，未答允卿之请求。今日便不肯为吾行了? 卿若不行，便可使吴喜独去。”沈攸之见刘彧口气如此严厉，心中害怕，只好带兵出发。 沈攸之军奉旨进军后，刘彧冷静一考虑，觉得沈攸之所言很有道理，自己的固执会给国家带来损失，因此急令沈攸之退兵。沈攸之退至下郅，正遇上陈显达被北魏击败，北魏军乘胜气势汹汹追击沈军。沈攸之与北魏交战失败，傍晚时引军退入陈显达的营垒。当晚，宋军溃散，沈攸之弃众南奔。这一次北伐就这样以惨败而告结束。 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在刘彧平定寻阳后，都遣使请降，刘或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后来，他们遭到青冀二州土人的猛烈攻击，只好又向北魏求援。但他们并非真心降魏，当北魏军欲进入他们的守城时，他们又率众顽强抵御，于是被魏军包围。 崔道固在历城闭门拒魏，坚守一年，泰始四年(468)城被攻破，崔道固被俘。接着，幽州刺史刘休宾也出降，冀州陷落。这时，刘或派崔道固的侄子崔僧祐率数千兵士救援历城，崔僧祐听说历城已陷没，便马上投降了北魏。 沈文秀在东阳，坚守三年，将士昼夜拼死苦战，甲胄皆生虮虱，但人人无离叛之志。朝廷迟迟不派军队救援，沈文秀孤军奋战，力不能支，泰始五年 (469)城破被俘。青州陷落。 至此，淮北青、冀、徐、兖四州及淮西九郡尽陷。淮北既失，淮南就变成了前线，刘宋政权的地盘大大缩小了。 四、为保后代 残杀兄弟 刘彧生得白白胖胖，眉慈眼善，风度儒雅，爱好文义，好读书。即帝位前，曾撰有《江左以来文章志》，又续卫瓘所注《论语》两卷，皆行于当世。即帝位后，引进不少才学之士在身边。又让人在华林园含芳堂讲《周易》，常亲自前去听讲。其行为与哥哥刘骏和侄子刘子业完全不同，完全是一个仁慈好学之君。 然而，虽然刘彧即位时还很年轻，只有27岁，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经常闹病，而且有几次病得很厉害。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长寿之人。而他最担心的是，太子年幼，自己百年之后，恐有人会取而代之。因此，他对那些对皇位有威胁的人和事采取了特别严厉的镇压措施，猜忌心也越来越严重。 泰始五年 (469)，发生了柳欣尉等欲拥立太尉庐江王刘祎的事情，刘彧由此开始了残杀兄弟的行动。 刘祎是刘彧的八哥，因为人才庸劣，不被世人看重，几个弟弟也都轻视他。刘彧即位后，看在他是兄长的份上，任他为中书监、太尉，而国家大事却从不与他商讨。刘祎虽然不大聪明，却也知道对此不满，后来柳欣尉等谋反，欲拥立他，他就与其相互呼应起来。刘彧接到密告后，下诏降刘祎为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并派心腹杨运长领兵监视。后来，刘彧又令有司上奏，告刘祎对皇上不满，有怨言，请求穷治其罪。接到上奏后，他先是假惺惺地不准奏。接着，下令免刘祎的官爵，派人持节奉诏去逼令刘祎自杀。 泰始七年，刘彧病重，对几个弟弟越来越不放心，开始筹划除掉他们。 晋平王刘休祐在刘彧兄弟中排行十三，性情刚戾，素无才能，又常常违忤刘彧的旨意，兄弟间关系不洽。刘休祐任骠骑大将军、荆州刺史期间，其左右苑景达善弹棊。刘彧听说后，便召苑景达入宫。没想到刘休祐却根本不理会他那个碴，硬留住苑景达不放。对此，刘彧非常气恼，责备他说：“汝刚戾如此，岂是为下之义!”后来也一直耿耿于怀。 刘休祐在荆州，贪淫好财色，残酷地剥削百姓。他聚财的花样特多，比如，在年初时将短钱一百交给百姓，到收获时就要交上等白米一斛，米粒皆要彻白，不得有一粒破损。民间糴这种米，一升便需钱一百。这时，刘休祐又不要米，让百姓按一斛好米的价格交钱。他如此这般地三转两转，利益便大增特增。荆州百姓不堪重剥，怨声载道。因此，刘彧调其另任南徐州刺史，但只让其长史、司马等行府州事，让他留在京师。 尽管刘休祐留在京师，无兵无权，刘彧还是对他很不放心，怕将来难以制服，便处心积虑找机会除掉他。 泰始七年二月的一天，刘彧率臣僚出外射雉。傍晚将返时，见有一雉不肯入场，便令刘休祐射这只雉，并对他说：“若不得雉，就不要回来。”刘休祐得令，单人驰马而去，而他的随从都在部伍后面，没有随他前往。看着刘休祐远去的背影，刘彧微微一笑，向寿寂之等使了个眼色，寿寂之会意，带几个身强力壮的武士尾随赶去。这时太阳将要落山，残阳如血，刘休祐正东张西望寻找跑掉的雉时，忽然见寿寂之等正杀气腾腾地向他逼近，不由一惊。寿寂之狞笑着，要刘休祐即刻下马受死。刘休祐听了，一股火气直冲脑门，凭借着勇壮有力，挥起大拳左右排击，众人皆不得靠近。后有一人偷着从后面袭击，才使他掉下马来，众人冲上去七手八脚将他打死。随后，寿寂之派人飞快骑马向刘或报告：“骠骑落马。”刘彧听了，心中明白事已办妥，表面却假作吃惊答道：“骠骑体大，落马可不容易啊。”说完，忙令御医前去看视。这时，刘休祐的左右随从也闻讯赶来，见刘休祐已死去多时了。刘休祐死时年仅28岁。 刘休祐死后，始安王刘休仁整日忧心忡忡，食不甘味，他知道，刘或又动杀机了，这次要遭杀身之祸的，将是他们亲兄弟了。 刘休仁在众兄弟中排行仅次于刘或，二人都爱好文义，从小关系极好，后又共度艰难时日，在前废帝刘子业的暴政时期同遭迫害，刘休仁用自己的机智和诙谐，多次救过刘或，刘子业被杀后，是刘休仁第一个向刘彧称帝，把他推上了皇位。泰始初年，当四方反叛时，刘休仁亲督大军与江州方面对阵，为平定寻阳立下大功。在后来的日子里，他是刘或的得力臂膀，任司徒、尚书令、杨州刺史等要职，为刘或所倚重，内外大臣也纷纷投靠巴结他，一时成为众望所归。刘彧见刘休仁权重望高，渐渐不高兴起来。刘休仁是个聪明人，明白他的意思，忙上表请求解除扬州刺史一职，刘或也就顺水推舟准其奏。泰始六年，刘彧又命刘休仁进位太尉，领司徒，刘休仁再三辞让，不肯接受。 刘休祐一死，刘休仁惊恐万状。一次，刘彧召他入尚书省，他立即大惊失色，入内向生母杨太妃告辞。待他走后，杨太妃马上派人随后去察看，生怕他出什么意外，惹得刘彧很不痛快。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刘休仁的恐惧不但未减轻，反而更加心神不宁，惶惶不安，每当晚上在尚书省值班，总是忍不住对左右叹道：“我总算又活过了今天了!”忧虑之情溢于言表。在家中，诸妓妾围绕其前后，欢歌笑语，其乐融融。这一切也不能使刘休仁高兴起来，总是有些神不守舍地对她们说：“我不知哪一天就会丧命，你们放心，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会来取你们。”众妓妾听了皆愕然，不知他为何发此悲音。过去，他总是隔十天五日的就去探视杨太妃，现在是每遇刘或召他，总要先去向母亲问安，每去总是悲悲切切，如生离死别。 刘休仁的担忧并非多余，刘彧确实正加紧筹划准备加害于他。一日，刘彧召心腹杨运长密商身后之计。杨运长惯会察言观色，深知刘或有除掉刘休仁以保幼子之意，加上他素有野心，欲刘或死后他好居中秉权，正怕刘休仁居周公之地，大权独揽，使他的阴谋落空呢。于是，他极力支持刘或的主张，要刘或务必除掉刘休仁，以免后患。刘彧见杨运长也主张杀掉刘休仁，便暗暗打定了主意。 忽有一日，刘或病情恶化，多次昏厥，朝廷内外人心惶惶，大家都认定刘或死后刘休仁必能执掌朝政，因此，大小官吏纷纷到东府造访刘休仁的亲信。而那些正在宫内值日不能外出的官员们，则惶恐不安。刘或病情和缓后听说此事，更加厌恶刘休仁。 五月的一天，刘或召刘休仁入宫，对刘休仁说：“今晚先在尚书下省住一宿，明日一早再来见我。” 当天夜里，派人带药去赐刘休仁死。刘休仁气得大骂： “主上得天下，是靠谁之力!孝武帝谋杀兄弟而子孙灭绝，今日又重蹈覆辙，宋祚怎能长久!”骂完，气咻咻地将药喝下。 刘彧派人走后，心中惴惴不安，唯恐有变，乃硬撑病体，乘车舆出端门，听说刘休仁已死，进去看视后才放心。随后下诏称刘休仁预谋反叛，谋泄畏罪自杀。他怕众臣不服，又下诏牵强附会历数刘休仁的罪状，以安人心。 刘休仁死后，刘或的心中也不是滋味。因二人年龄相仿，情趣相投，刘休仁身为宰相，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只因太子幼弱，为身后计才出此下策。他常对亲近的人讲：“我与建安王年龄相邻，少时便友好亲善。景和、泰始之间，他功勳实重;只因事计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说罢，流涕不能自胜。 巴陵王刘休若在弟兄中年龄最小，是文帝第十九子。刘休祐死后，建康民间流传一谣言，称刘休若有至贵之相。当时，刘休若正任荆州刺史，刘彧特意将谣言报知给他，看他有什么反应，刘休若果然忧惧交加。接着，刘彧调刘休若任南徐州刺史。刘体若的心腹将佐皆认为他若进京，肯定大祸难免。中兵参军王敬先劝刘休若拥兵据州不受调遣，好处是上可以匡天子、除奸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刘休若平时谨慎怕事，表面上答应王敬先，待他出门，派人将他抓获，报告刘彧后把他杀死了。 刘休若来到京口 (今江苏镇江)，听说刘休仁已死，更加害怕。刘彧对这个小弟弟也确实不放心，因他和厚得人心，怕他将来倾夺幼主，只有杀了他才能免除后患。可刘休若不在京师，正在南徐州刺史任上，手握重兵，不宜轻易下手。为此，刘彧颇费心思。他初欲派人去杀死刘休若，又怕刘休若不奉旨;后又打算召刘休若入京，又恐其猜疑惊骇。经反复考虑，乃定下一计： 假装迁刘休若为江州刺史，征其还京拜官。刘彧多次亲笔写信给刘休若，言词和气亲热，约他回京赴七月七日宴。刘休若刚一回京，刘彧马上派人往其宅第赐死。24岁的小弟弟刘休若死后，刘彧只剩下一个弟弟桂阳王刘休范了。因他人才凡劣，不会威胁幼主，所以才免遭杀身之祸。 五、猜忌滥杀 安排后事 泰始六年(470)的一天，皇宫里热闹非凡，鼓乐齐鸣，刘彧正在这里设盛宴大集宾客，与皇后诸妃等齐集一堂，共享欢乐。一位侍者走上前来，低声向刘彧说了句什么，只见刘彧微笑着点点头，侍者退下，一会儿引上一美女，在侍者的号令下，那美女的衣服被一件件剥光。刘彧看得眉开眼笑，不住摇头晃脑。众女眷虽觉不雅，可谁也不敢扫刘彧的兴，只得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观赏，唯有皇后王氏以扇障面，公开表示她的反感。刘彧很生气地说： “真是个外舍的穷要饭的! 今日共为欢乐，为何只你一人不看!”王皇后并不惧怕，理直气壮地答道：“为乐之事方法很多，岂有姑姊妹集在一起而裸妇人以为笑!外舍的欢乐也很雅，决不是这个样子。”刘彧听了大怒，喝令皇后速速离席。 王皇后的哥哥王景文听说此事后，赞叹说：“皇后在家时是个懦弱小女子，没想到现今竟能刚正如此!” 当了几年皇帝的刘彧，已不象即位初那样励精图治，以国事为重，而是贪图享乐，迷信鬼神，猜忌杀戮大臣了。象上面所讲的荒唐事，对他来说已习以为常了。 一次，刘彧令百官献物，大臣们纷纷献上珍器异宝和大量钱币以取悦他。只有始兴太守孙奉伯不识相，仅献琴书而已。刘彧大怒，封药赐其死，幸而他一会儿又消了气，饶恕了孙奉伯，孙奉伯才免于横死。 刘彧末年特别迷信鬼神，忌讳很多，说话和文书用字词都极讲究，凡祸败病丧及怀疑与此相似应回避者，有数百千种，若有犯者必严加惩罚。皇宫内外常虑触犯忌讳，人人担惊受怕，朝不保夕。 民间称“宣阳门”为“白门”，刘或认为“白门”不吉利，特别忌讳。一次，尚书右丞江谧不慎说出了 “白门”二字，刘彧马上变了脸色，厉声呵斥道：“白你家门!”吓得江谧跪在地上，一个劲磕头谢罪，过了好久刘或才算稍解怒气，令他离去。 皇宫内的禁忌尤其多，移动一下床，整修一下墙壁这样的小事，刘彧都要先祭祀土神，让文士作文词祝策，象搞大型祭祀一样。 由于多年对北魏作战，国库空竭，内外百官的俸禄都成了问题，而刘或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所需的物品，务求精美华丽，每一件都要造正御三十副，御次三十副，副又三十副，加起来是九十副。百姓负担不起，苦不堪言。 刘彧称帝前为湘东王，即位后将王府宅第改为湘宫寺，其寺极为华丽壮观。又欲在内造十级浮图，因无法建造，只好分造为两个。新安太守巢尚之罢职后入朝拜见，刘或得意洋洋地向他炫耀说： “卿到湘宫寺去过没有?此是我大功德，用钱不少。”通直散骑侍郎虞愿正侍立一边，忍不住插嘴说：“这全是百姓卖儿贴妇之钱所造，佛若有知，也当慈悲嗟愍。罪高浮图，有什么功德!”旁边侍者听了皆大惊失色。刘彧气得狠狠瞪了他一眼，怒冲冲地命人将他赶下殿。虞愿面不改色，不慌不忙地离去了。 刘彧末年好杀戮，左右如有忤旨者，多被治罪，虞愿如此在众人面前顶撞他，为什么能得宽容呢? 主要是虞愿追随刘彧多年，刘彧知他忠心耿耿的缘故。对那些他不放心的人，无罪或轻罪都要治其死罪。 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的刘或加紧安排后事，清除那些有可能危害或威胁幼子的人并安插好自己信任的人。 那个勇健凶狠的寿寂之，就是杀掉刘子业使自己即皇位的人，这样的人虽有功但不能信任，尤其不能留给下代。正好，有司奏寿寂之擅杀逻尉，刘彧令将其徙往越州，在半道上将其杀掉。 不久，刘彧又接到淮陵太守吴喜的上奏，请求改任闲职中散大夫。虽然马上准其奏，刘彧心里还是阵阵犯疑： 这个吴喜，是见我杀了寿寂之，内心害怕，才这样做以安我心哪。这个人太狡猾，太有心术了。孝武帝大明中 (457——464)，黟、歙一带有数千人造反，豫章王刘子尚派三千精兵讨伐失利。于是，孝武帝刘骏派吴喜带数十人至县，经他一番劝诱，群贼当即归降。及泰始初东讨刘子房，只率三百人，轻取十郡。百姓闻吴河东来，便望风自退。若不是他善于积取人情，哪能如此!再说，他竟敢违背临行之言，将刘子房活送至京，又将多数造反将领释放，这笔帐也该一起清算了!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促使刘或下决心及早杀掉吴喜。 南兖州刺史萧道成有勇有谋，刘彧对他不放心，便派吴喜率三千人北上，先造成一种声势，然后再将军队停住，由吴喜持银壶酒封赐萧道成，借此观察萧道成有何表现。萧道成见到吴喜后，果然惊慌失措，不敢饮酒，欲逃亡他地。吴喜忙将真情向萧道成和盘托出，并当面亲自饮御酒以消除萧道成的疑惧，萧道成这才安下心来。吴喜回京后，极力向刘彧保证萧道成没有反意，让刘彧放宽心。后来，有人把吴喜在南兖州的所作所为秘密报告了刘彧，刘彧对吴喜更加厌恶，但在表面上一点都不显露出来，而是召吴喜入殿，二人亲亲热热地有说有笑。待吴喜出殿，刘或还令人把他赐给吴喜的酒菜送到吴喜的住宅。其实，他已经准备马上诛杀吴喜了，怕盛酒菜的食器在死人家存放不吉利，又特意嘱咐不要把食器留在吴喜家，要马上带回来。随后，刘彧下诏： 吴喜于宅中赐死。 处死吴喜，刘彧恐大臣刘缅等人不安，特下诏向他们讲述吴喜的种种罪状，说他善取人情，不可留给幼主。吴喜对国家曾立下大功，如今杀他，不是忘恩负义吗?对此，刘彧有一番解释： 凡置官养士，本在利国。当其有用时，要爱之如赤子，及其为害，则畏之若仇雠岂有余暇去远寻初功。将之为用，就象是饵药，当人身体羸冷，要资借散石以全身，及热一经发动，就要去坚积以止患。哪能只记其前功而不顾后患呢。我这样做，不是忘其功劳，而是势不由己呀。 这套令人寒心的用人之道，刘彧还如此津津乐道，视为法宝呢!试想，他如此待人，人家将如何待他呢? 刘彧病势越来越沉重，为了图个吉利，他宣布改元泰豫，这一年是公元472年。但改元之后，他的病不但未见减轻，反而更加严重了。对自己的病，他已不抱任何希望了，他不放心的唯有幼子，生怕有人会取而代之。为此，他日夜不安。一次，他梦到有人告发： 豫章太守刘愔欲反。醒来后，刘彧不分青红皂白，马上命人到豫章郡去杀死刘愔。 该杀的人都杀得差不多了，刘彧把目光转向了皇后之兄王景文。 王景文即王彧，出身世族高门，其父为尚书左仆射王僧朗。他风姿端雅，才华出众，好言理，深得文帝刘义隆喜爱，特为刘彧娶王彧的妹妹为妃，又让刘彧与王彧同名。刘彧称帝后，王彧为避帝讳，特改名，以字景文行于世。刘彧对他也是非常倚重，授以尚书左仆射、扬州刺史等高官。王景文见刘彧晚年杀戮功臣名将，心中不安，曾多次求辞要职，刘彧皆不许。其实，刘彧对王景文很不放心，他知道： 王景文是皇后之兄，如自己去世后，皇后临朝，国家大权不就自然落入他手了吗? 因此，刘彧略施小计，自编了一个谣言： “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一士” 为王，指王景文; “弓长”为张，指张永。因张永累经战阵，刘彧怀疑他在将来不能为幼主所用，所以在这里顺便刺他一下。 王景文听到谣言后，知刘彧对自己不放心，忙上表请求解除扬州刺史一职，言辞恳切。刘彧下诏答复道：“人居贵要不要紧，只问其存心如何。贵高有危殆之惧，卑贱有填壑之忧，有心于避祸，不如无心于任运，事无巨细皆是一个道理。”对王景文解除扬州刺史的请求，并不批准。 泰豫元年二月的一天，刘彧派人带毒药到王景文处，赐其死。当时，王景文正在与客人下棋，打开来人所带的刘彧手书敕令，只见上面有赐死之语，还有刘彧的解释：“与卿周旋，欲保全卿门户，故有此处分。”看罢敕书，王景文神色不变，继续与客人下棋。一局棋罢，又有条不紊地将棋子全敛在棋盒中，这才徐徐说出一句话：“奉敕被赐死。”并把敕书拿给客人看。王景文的部下中直兵焦度、赵志略听后非常气愤，对王景文说：“大丈夫怎能坐等受死! 州中有数百文武，足以一奋。” 王景文忙劝阻他们说： “知卿一片好心。如果为我着想的话，望为我家百口多考虑考虑。”因赐死只是王景文一人死，不牵连整个家族; 若以谋反罪被诛，将要株连全家百余口了。所以王景文宁愿悄悄受死而不敢举兵反抗;刘彧赐其死，又说欲保全其门户，道理就在于此。王景文劝住焦、赵二人后，坐下亲自写信向刘彧致谢，然后饮药酒而亡。 刘彧接到王景文已死的消息后，很满意，下诏追赠开府仪同三司。 刘彧把兄弟和外戚杀掉以免后患，那么他所信任的都是谁呢? 褚渊在刘彧即位前曾跟随刘彧，他风度温文而雅，学识渊博，处事稳重，但又胆小怕事。刘彧很看重他，病重时，将他从吴郡太守任上急召回京。二人见面后，刘彧流泪说道： “吾已近危笃，故召卿入，欲使卿著黄罗。”所谓黄罗，即乳母之服，刘或借此言托孤之意。褚渊闻言，忙下拜领命。刘彧曾与褚渊商讨诛建安王刘休仁之事，褚渊以为不可，刘或很生气，斥责他说： “卿痴人! 不足以计事!”褚渊见刘或动怒，很害怕，不敢再劝，连忙同意诛杀刘休仁，刘或才高兴起来。后任命他为尚书左仆射。 尚书令袁粲为人正直，性情恬静，不慕功名权力，刘或对他极为信任，也准备托孤于他。 四月，刘或病危之际，下诏以十八弟、桂阳王刘休范为司空，尚书右仆射褚渊为护军将军，中将军刘缅加右仆射，并诏褚渊、刘缅、袁粲、蔡兴宗、沈攸之为顾命大臣，辅佐幼主。褚渊平常与萧道成很好，又向刘或推荐，于是又任萧道成为右卫将军，领卫尉，与袁粲等共掌机事。 当天晚上，刘或终于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人世。终年34岁。葬于高宁陵，庙号“太宗”，谥曰 “明皇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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