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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四年 (1641) 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洛阳，福王朱常洵被杀。在那个寒冷的春夜里，一个王子在几个家丁的护卫下化装逃出了洛阳，向南窜去。这个王子就是明亡后在南京重建政权的朱由崧。 一、即位南京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即以南京为首都，那时称为应天府。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将首都迁至北京，但南京仍保留一整套官僚机构，称为留都，也称陪都。当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消息传到江南后，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等人便立即策动起来，驻军浦口，传檄各地勤王。为了能明正言顺地号令全国，需要重建中央政权。作为新皇帝的人选，一是万历帝的侄子潞王常��，二是万历帝的孙子福王朱由崧。潞王的名声较好， 比较贤明，东林党人姜日广、张慎言、钱谦益等人力主拥立潞王，史可法也赞成这个主张。他们认为，福王有7条不可立的理由： 不孝，虐待下人，干预有司，不读书，贪婪、淫乱、酗酒。但是，福王却得到凤阳总督马士英的支持。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洛阳后，福王朱由崧即逃到了淮安，受到了马士英的盛情招待，二人关系十分密切。当南京臣僚议立帝统的时候，马士英派人向史可法探听消息，还假惺惺地表示说： “拥立新君，当择贤明者立，不应专讲伦序。”史可法感到正与己意相合，便将福王7条不可立的理由告诉了他。在这紧急关头，阉党的阴谋已酝酿得相当成熟。马士英之流勾结大宦官韩赞周，外面拉拢从北方南下的军官刘泽清、高杰等人，自己亲率黔军，以武力护送福王到南京。东林党人措手不及，被迫承认福王在南京“监国”。马士英等人则力主立即登极，早颁大号。史可法说：“缓几天无妨，一则太子生死未卜，二则监国名正，三则愈推让，愈显得新君贤明。”于是，五月三日进监国之宝。仅隔两天，就传言后天要登极。史可法认为监国刚两天就要登极，不足以服人心，登极事遂止。但由于实权人物马士英的操纵，一再劝进，终于决定五月十五日正式即位，诏告明年为弘光元年。
当时，清兵入关不久，立足不稳。李自成农民军虽西走川陕，但仍有相当大的势力。张献忠农民军的力量尚没受到大的损伤。他们对满清还是很大的威胁。南明政权还拥有黄河以南的大片疆域。新政权成立后，人民群众对它寄予了不小的希望，希望它能担当起收复失地的重任。在福王政权建立之初，一时呈现出复兴的生机。史可法、高弘图和马士英以大学士的身分入阁办事，凡有声望的人物和官员都得到任用和安排。除南京拥有相当兵力外，镇守长江上游的左良玉拥众80万，且有相当多的骑兵，他也表示拥护福王政权。东林党人和阉党也能暂时在一起商讨国家大计。 在大政方针方面，史可法向福王提出，应立即罗致天下名流，以收拾人心; 不能满足于偏安江南，要积极准备“复故土以光祖业”。他们很清楚，万历以来的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终于激起了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福王政权制定了新的税法：凡新加的练饷和崇祯十二年以后的一切杂派，一概免除。关税按照崇祯三年的旧额征解，其他加派概行免除。鉴于明太祖在江南屯田的效用，也制定了开屯的计划。有人还主张恢复海运，借以联络南北，作为声援，且利于国计民生。 在军事方面，福王也接受了史可法的建议，撤了南京内外的守备，裁了一些徒糜粮饷的虚衔，把兵权集中到中央，对从北方南下的军队进行整顿。史可法认为，“必须能战而后能守”，从来守江南者必在江北，因而设江北四镇，督师居扬州调遣，然后徐图由河南归德和开封出师北伐。 这些大政方针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一些正直的人士都参加到政府中来，一些象刘宗周那样的有识之士纷纷上书福王，进献光复之计。这使福王政权一时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但好景不长，自万历以来的党争很快又在福王政权内部重演开来。 二、朝廷内哄 对于福王政权来说，在大敌当前的时候，倘能“兄弟阋墙，外御其侮”，消除内部党争，团结一心，还有希望光复失地。但腐朽的官僚不能以大局为重，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明争暗斗，纷争不已，严重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福王为马士英所拥立，对马士英自然是十分感激。兵权又实际掌握在马士英手里，故马士英成了福王政权的实权人物。福王对他也分外信任。史可法虽有兵部尚书的头衔，但手中无兵，其他人象姜曰广、高弘图等人都是手无寸铁的文官。这些人虽时有谠言正论，但福王仅是马士英手上的傀儡，也只得哀叹补天无术。 福王也知道，史可法最孚众望。马士英却急于要把史可法排挤出去。马士英等阉党成员向福王进谗言，说史可法曾说他有7条不可立的理由，福王感到还是马士英可以信赖。马士英又假意同史可法商量，说自己驭军宽，对百姓颇有骚扰，说史可法威名重，驭军严，倘能在外督师，自己居中全力支持，于光复大业有利。他还对史可法说：“抵御清兵，保卫江南，非有你这样的威望不可。”史可法也因为自己曾说过福王不可立，为了避祸，则答应离京赴扬州督师。福王十五日即位，十九日打发史可法去了扬州。 这个消息传开后，许多人纷纷上书福王，表示反对。南京的好几百个太学生联名上书，要求福王收回成命，但福王却置之不理。苏州的一个廪膳生卢渭说：“秦桧在内，李纲在外，事情怎么能成功呢! 明朝的运气大体可知了。”他这是把马士英比作秦桧，把史可法比作李纲。人们对马士英的憎恨，对福王这种决定的愤慨，由此可见一斑。实际上，史可法出京督师，反映了两党势力的消长，是阉党集团拥立福王成功之后的又一大胜利。 福王的父亲朱常洵未能被立为太子，主要就是东林党人的反对所致。福王感情深处就厌恶东林党人，而对阉党成员则抱有很大的同情。崇祯帝定阉党“逆案”，使很多阉党成员被罢职，并永不得叙用。现在福王在南京当了皇帝，这些阉党成员又活跃起来。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阮大铖，因被列入“逆案”，潜居南京。马士英和阉党关系密切，但侥幸未被列入“逆案”。阮大铖曾是马士英的房师，即马士英参加科举时的考官，二人关系十分密切。马士英为了让阮大铖复官，先让诚意伯刘孔昭向福王进奏，自己接着于六月六日上疏，谓阮大铖知兵，当赦免他过去的罪过，让他为新朝效力。福王想准奏，但碍于舆论，未立即应允。时史可法在外督师，大学士高弘图督漕运也不在京师，马士英便以大学士的身份拟旨，赐阮大铖冠带进见。当阮大铖冠带出现在朝廷上时，朝野大哗，福王却默然不语。高弘图回京后说，要起用阮大铖，必须由九卿廷议。马士英说，如果廷议，阮大铖就一定起用不了。高弘图说：“我也不一定要阻碍起用阮大铖，只是按照规矩，必须廷议，尤其是对阮大铖，廷议后再起用，更显得光明正大。” 马士英又愤愤地说：“我又没受阮大铖的贿赂，怎么不光明正大呢!”高弘图又解释说：“为什么一定要说受贿长短呢?交付廷议，大家都说阮大铖贤良可用，起用就是了。那不是更好吗?”福王面对他们的纷争，不置一词。他内心想起用阮大铖，又不愿公开开罪东林党人，何况高弘图说的有理。自己不明确表态，实际上就是偏袒了马士英。高弘图出来后即上疏乞休，吏部尚书姜曰广也上疏辞职。他们的理由是，朝廷纷争，自己调和无术。“逆案”被推翻，使崇祯朝十七年的定论毁之一旦，自己无能为力，愧对先朝皇帝，害怕千百年后的清议。 为起用阮大铖事，朝野顿时大哗。有的言官上书福王，说阮大铖只是会写 《燕子笺》、《春灯谜》那样的小玩意，仅能供睡觉时欣赏，根本说不上知兵。有的御史上书，说崇祯帝尸骨未寒，就掀翻 “逆案”，这是 “上伤在天之灵，下短忠臣之气。”但生米已做成熟饭，对这些正直的言论，福王全置若罔闻。 弘光元年 (1644) 六月二十日，在左良玉军中监军的巡按御史黄澍入朝，面纠马士英权奸误国，声泪俱下。看到这种情况，福王一时颇为感动，特地把黄澍召到御座前问话。黄澍更激昂慷慨，历数马士英许多罪状。马士英无言以对，羞惭满面，随即跪下请求处分。这一跪，正好跪在黄澍跟前，黄澍立即用笏板猛击马士英脊背，并大声说：“我宁愿与奸臣同死!”马士英挨了打，随即朝福王大喊： “陛下看到了吧?他在打我!”福王只是摇头不语。停了一会，福王终于开了尊口，让黄澍暂且出去一下。 黄澍接着又连连上书福王，弹劾马士英十大罪状。他在疏中自称：“今天我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说了，马士英必定杀我;不说，听任马士英误国，自己即不死于农民军，也一定死于清兵。反正都是死，所以冒死直言。”他在疏中还提到南京当时流传的民谣：“要使天下平，除非杀了马士英!” 福王览疏，颇受感动，认为黄澍有胆有识，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为平息众怒，福王便让马士英暂时回避一下。马士英便上疏称病，交出内阁中的器具，躲在家中。马士英之所以未敢奈何黄澍，是因为黄澍有左良玉作为靠山。福王也深知其中利害，没敢公开偏袒马士英。 马士英虽躲在家中，但并不甘寂寞。他用重金向福王的贴身太监田成、张执中两人行贿，让他二人为自己游说。他们二人哭着向福王说： “要不是马士英，陛下怎么能登上大位呢?现在如果把马士英逐出朝，天下人就要说陛下忘恩负义了。更何况马士英在内阁时，各种事都不烦扰陛下，陛下可以悠闲自在。现在马士英一去，谁还能为陛下分忧呢?”福王听他二人一说，颇觉醒悟，有些后愧。他二人见福王这种神态，便马上让马士英进见，随即有旨，命马士英照常入阁办事。这一来，南京又流传起一个新的民谣：“要纵奸，需种田;欲装哑，莫问马。”田指太监田成，马指马士英。至此，人们对福王的信心已失去大半。福王本人也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依靠马士英吧，失了天下人心; 依靠东林党人吧，又不忍心除掉马士英之流。因此，诸事只好因循苟且，听任局势一天天坏下去。 在福王的支持和默许下，实权基本上都掌握在阉党手里。许多大事本应廷议，但为了避免东林党人的反对，便直接旨从中降，不容臣下多嘴。东林党人虽然也占有不少职位，但也只得受命办事。吏部本是掌用人大权的部门，但却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吏部尚书张慎言提出，应起用南来的旧臣郑三俊、吴甡等人。因郑、吴都属东林党，故遭到阉党的抵制。诚意伯刘孔昭是马士英的同党，对此表现得十分气愤。他仗着自己是勋臣之后，在朝廷上竟拿着刀子追赶张慎言，并大声喊着说：“他结党营私，非杀死这老贼不可!”在本来应是很严肃的朝廷上演出这种闹剧，实在令人心寒。就连和阉党颇有关系的太监韩赞周也说：“自古以来没有过这种朝仪。”福王面对这种不成体统的朝仪局面，竟无可奈何。 在福王政权中，阉党气焰日益嚣张，东林党人中的一些软骨头不惜变节，趋炎附势，投靠到阉党中来。例如钱谦益、王铎等人，都成了阉党的应声虫。阮大铖做了兵部右侍郎，不久又升任兵部尚书，后来甚至还入阁办事。他自以为足智多谋，善于谈兵，献上了江防的新策略。福王见他说得头头是道，就批准了他的计划。这使得史可法那套计划被搁置起来，使史可法更难施展其抱负。 阮大铖立足已稳，便翻起魏忠贤的旧案。为了迫害东林党人，魏忠贤编了 《三朝要典》，现又被阮大铖拿来给福王看。他还危言耸听地对福王说： “国家大仇固然要报，祖父母的仇也要报呀!”福王朱由崧的祖母郑贵妃和父亲朱常洵，就是因东林党人的迫害就封到河南的。马、阮二人还愤恨地说： “东林攻逆案，我们要作顺案!”即要惩办曾经归顺过大顺军的官员。福王为其所动，就按照他们的计划行动起来。年底即恢复了东厂特务机构，还颁布了对归顺过大顺军官员的惩治条例，分六等治罪。东林和复社的一些名士被处了死刑。阮大铖趁机对在南京攻击过他的一些人进行打击，象著名复社人士吴应箕、侯方域等人都被逮捕，又把黄澍革职为民，追赃论罪。阮大铖把东林称为蝗，把复社称为蝻，所以又编了一本名为《蝗蝻录》的黑名单，欲一网打尽。这些人看形势危急，纷纷逃离福王政权，有的藏在史可法幕府，有的跑到左良玉军中。 左良玉支持东林党人。他原来受到侯方域的父亲侯恂的提拔，后以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封为宁南伯，镇守武昌。福王即位后，仍命他镇守长江上游。马士英和阮大铖也深知左良玉人多势众，所以在表面上极力奉迎，但暗中却剋扣他的军饷，还对他多方戒备。黄澍、侯方域等东林、复社人物多来投靠，天天诉说马、阮的罪恶。这时南京恰又发生了伪太子案，黄澍等人便趁机鼓动左良玉，要他立即出兵，以“清君侧”为名，进兵南京，铲除马、阮之流。左良玉本人也早有“就食江南”的打算，正可以借声援东林之机，到江南攫取更多的钱财。于是便传檄，历数马士英等的罪状，率兵顺江东下，直逼南京，准备建立新政权。福王闻讯后，惊恐不安，要马、阮快拿退兵之计。福王便按照马、阮的建议，下令撤去防备清兵南下的江防，并调史可法回师拱卫京师。史可法上书福王说：“左良玉不过是清除君侧的奸臣，还不敢与陛下为难。但清兵一来，国家可就危机了。”福王对史可法说：“寇来则防寇，寇去再防敌。”实则是防左良玉急于防清。史可法无奈，只好率兵返回南京。他刚到浦口，左良玉即在中途九江病死，左良玉的儿子左梦庚便率师返回武昌。南京这才得以稍安。 经过几次内哄，福王政权的腐朽已暴露无遗，力量也大为削弱。在处理国家大事方面，福王朱由崧基本上都是按照马、阮的意旨办事，人们很快就对他失去了希望。 三、荒淫无度 福王政权成立时，正值明王朝危急存亡之秋。按照常理，福王被拥立为皇帝，应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完成光复大业。但福王朱由崧却不是这样。他根本没把大敌当前和光复大计放在心上，反以光复为借口，乘机大肆搜刮，用来大修宫殿，以壮观瞻。他把朝廷大事都交与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去办，自己躲在内宫花天酒地，尽情享乐。这样一来，马、阮之流就更可以为所欲为。以马、阮为首的阉党集团不仅派人四出勒派军饷，增加盐税和酒税，而且公开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借以中饱私囊。这样一来，福王政权刚成立时的那点新气象很快便荡然无存。 福王朱由崧本来就是个浪荡公子，现在当了皇帝，就可以更尽情玩乐了。马、阮之流也看准了这一点，为他修宫殿、选淑女，进戏班，所有人间快乐事让他尽情享受，他们正可借机操纵朝政。
在当皇帝这年的除夕晚上，福王在兴宁宫中郁郁不乐。大太监韩赞周不解其故，便上前对福王说：“这是新建的宫殿，又是大节日，陛下应该高兴才是，也给大家一个吉利的感觉”。福王沉默了半天，忽然说了一句：“戏班中长得好的太少了!”韩赞周听了这一句话，十分伤心，一时声泪俱下，哭着对福王说： “在这大节日里，我原以为陛下不是想的皇考，就是想的在煤山吊死的先帝，万没想到陛下想的是这种事!”福王听他这么一说，一是羞惭，二是震怒，认为这是在挖苦自己，遂大声呵叱韩赞周，让他滚出去。韩赞周本来和马、阮之流有很多瓜葛，名声不好，但出了这件事后，外人认为他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 福王是这样一个皇帝，马、阮之流自然可以放胆地胡作非为了。福王对其所奏，一概应允，有的则根本不奏，也打着福王的旗号为非作歹。这时不仅搜刮普通百姓，而且也搜刮到府州县学生员的头上。自明初以来，府州县学的廪生都由官府供给饭食，这时福王却下诏，廪生每人需纳银300两，继而又增加600两，后又附加700两。在福王准许下，又公开卖官，明码标价：武英殿中书，900两;文华殿中书，1500两; 内阁中书，2000两;待诏，3000两;拔贡，1000两，其他官职价银高低不等。这么一来，富人纷纷拿银两买官，福王政权的官僚队伍迅速庞大起来。对此，当时有民谣说： “都督多如狗，职方满街走，相公只爱钱，皇上但吃酒。”有人在马士英的大门上写了一付对联： “两朝宰相，此马彼牛，同为畜生;二党元魁，出刘入阮，岂是仙宗。”上联中的牛指大顺朝的宰相牛金星。下联中的刘指刘宗周，马士英先曾以东林党人刘宗周为师，后又以阉党阮大铖为师。在大敌当前的危急之秋，福王政权却权归大姓，利入私门，官富民穷。老百姓自然也无心支持福王了。 至于福王朱由崧本人，更是终日沉浸在声色享乐之中。他让马、阮之流为他找了好几个戏班，轮着为他演戏，供他玩乐饮酒。在弘光元年 (1644) 正月十二日那天，他派宦官召戏班进宫演戏，他边看戏，边饮酒，不知不觉有了醉意。一时兽性大发，竟一晚淫死童女二人。这两个童女都是马、阮之流为他选入的雏妓。宦官们无奈，只得将这两个童女的尸体交还老鸨。此后这类的事不断出现，宦官们也不再把尸体往外抬了，免得张扬，便随便找个地方将尸体埋掉。 按照惯例，宫中半夜里鸣钟，一定要有大变故。一天夜里，宫中的大钟忽然响了起来。大家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一时惊慌失措，纷纷涌向内宫。宦官们启门而入，四下搜索，发现了鬼面头子数十个，是供天明演戏的。大家感到又好笑，又好气。 苏州一个名叫郑三山的医生，知道福王淫乱无度，便向福王进献春药。福王使用起来果然有效，于是便选进宫来，向他供春药，讲房中术，深受福王钟爱。郑三山也因此弄了个一官半职，但大家都很鄙视他的为人。 端午节那天，百官都进宫致贺，福王却以演戏为名不上朝，让大臣们等了半天。忽然有旨，命人去捕蝦蟆，以供宫中之需。原来，蝦蟆是用来配制房中药的。此事传出，人们既感到可笑，又感到心寒。当时，南京人都称福王朱由崧为 “蝦蟆天子”。 福王还有一个男宠，名叫张执中，年仅19岁，是从北京南下来的太监。他长得面如粉黛，声音细甜，笑起来颇象个女子。福王对他特别钟爱。张执中也因此十分得意，对朝中大臣态度傲慢。但鉴于他和福王的那种亲密关系，大臣们对他都怕着几分。一般大臣想见他而不可得。即偶得一见，他也显得傲气十足。只有马士英登门才予接见。即使对马士英，张执中也只是给他一杯清茶。就这样，马士英已感到很荣耀了。 象张执中这样的男宠，只能供他谈笑，使他的变态心理进得到部分满足，他更多地是需要女子供他玩乐。因此，在福王在位的一年间，不断有太监四处“选淑女”，以填充后宫。为此，太监们不断四出搜索，见谁家少女有几分颜色，便在她额上贴上黄纸，带着就走。年龄大点的就送入内宫，年龄小点的就教习演戏。苏州有一杨寡妇，膝下只有一女，竟被太监强行选去。为此，女孩自杀，杨寡妇也跳井死去。为了在南京选淑女，福王竟颁发诏令，由宦官挨家访查，官家富室都不得隐匿，有隐匿者，邻居必须举告，否则就要连坐治罪，一时弄得人心惶惶。有时就命地方官选送，如长相不好，福王则认为故意用丑女充数，对地方官就要严加治罪。有一次传旨抚按官，要他们在嘉兴“加意遴选，务要端淑，如仍前玩忽，一并治罪”，并限定数目，剋期完成。嘉兴人闻知此事，全城人慌作一团，有女之家不分昼夜，仓卒找婿，贫富良贱，老少美丑，胡乱婚配，弄得阴差阳错。一时“合城若狂”，嫁娶行人“行路拥塞”。这消息传到苏州，苏州人以为马上就要在苏州选，随即也象嘉兴那样急忙嫁女，满城慌乱。 既然宫中有那么多漂亮的女子供自己玩乐，于是便不认往日旧妃了。原来，福王朱由崧从洛阳逃出来以后，四处流离，与他的原妻童妃离散，各不相顾。童妃还生有一子，到弘光元年(1644) 已有6岁。童妃听说福王在南京当了皇帝，便带着儿子前来。福王根本不相认，还下诏将童妃系于狱中，派宦官审讯。童妃将他与福王成婚始末，一一详述。连马士英、阮大铖也都知不假，但看到福王不肯认，便不肯相劝。福王下令对童妃严刑拷打，童妃边哭边骂，不久死在狱中。 一些有正义感的大臣，看到福王朱由崧如此荒淫无度，朝政日非，都非常痛心。为此，言官张捷还专门上了一道论“民心国运”的奏疏。疏中说，在崇祯末年，“民心兵心，士子之心，将吏之心，无一不坏。”究其原因，是因“在廷诸臣之先坏，而种种因之。”政以贿成，骄兵淫掠，贪官污吏横征暴敛，“聚毒于民，民心既去，国运随之”。崇祯帝终不免吊死煤山。但福王对这种愤激的奏疏不屑一顾，所以就只好步崇祯皇帝的后尘了。 四、北京受戮 福王朱由崧不以复兴大业为重，耽于享乐，把朝政大事尽付于马、阮之流。阉党与东林党人势如水火，党争不息，唯赖史可法只身在扬州督师，但时时受马、阮之流的掣肘。史可法虽为督师，但自己统率的兵很少，主要是依靠江北四镇。四镇首领都桀骜不驯，明争暗斗，难以统属。史可法只能苦口婆心，谕之以大义，才勉强平息了他们的内争。 弘光元年 (1644) 三月，豫王多铎率领清军攻破潼关后，回师东征。由归德兵分两路，向江南推进，一路指向亳州(今安徽亳县)，一路指向徐州。镇守徐州的李成栋闻风南逃，徐州很快落入清军手中。史可法集中兵力于清江浦，准备确保泗州，阻止清兵南下。当此紧急关头，左良玉以 “清君侧”为名，率兵顺江东下。福王慌忙命史可法率师入援。清军趁着福王政权内讧，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很快攻下了淮安和泗州。史可法冒雨赶回扬州，坚守孤城。清兵包围扬州后，奋力进攻。史可法坚守10天，四月二十五日城破，史可法战败被俘，慷慨就义。清兵屠城10日，继而南下，防守南京的明军虽尚有二三十万，但因没有爱国将领的统率，纷纷投降清军。 四月二十六日，福王上朝，向臣下提出准备迁都。钱谦益等人力言不可，只得退朝。福王私下问马士英自全之计，马士英建议召黔兵入宫自卫，以防万一，即万不得已，由黔兵护送往贵州。福王准备同意，但遭到其他大臣的反对，认为这是马士英要挟持皇上。有一天，福王和大臣王铎呆坐半天，福王忽然说：“外边的人都说我要外逃呀!”王铎说：“这话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福王用手指了指一个小宦官，并正色对王铎说：“外边的话不要胡传啊!”身为重臣的王铎，这时非但未对时局说一句有用的话，反问福王什么时候开讲诗赋。福王只冷冷地说一句： “过了端午再说吧!”福王虽然昏庸，但毕竟知道清兵将至。王铎身为辅臣，也并非不知诗赋不能退敌，实际上是在暗谋退路，准备降清。 五月九日，清兵已抵达长江南岸，南京城内一片慌乱，各个城门都紧紧地关着。五月十日午后，福王命召梨园子弟入内宫演戏，一时声歌并作，一派太平景象。忽然马士英求见。福王此时已无心理事，只图快乐一会是一会。即使万一被俘，也许会象后主刘禅那样享乐终生。所以这时对马士英也不愿接见，便让一个太监写了一个大大的“避”字给马士英，马士英只得悻悻而退。 五月十一日夜里，在文武百官无一人知道的情况下，福王带着内宫的四五十人，从通济门逃出。他在江边徘徊好大一阵，百感交集，又不忍心投江自杀，便奔向坂子矶，到了黄得功营中。黄得功正要出兵与清军作战，听说皇上来奔，便迅即回营。黄得功哭着对福王说：“陛下倘能死守京城的话，臣下还能借势有所作为。现在轻易离京，怎么还能以陛下的名义号令全军呢?我这里兵少势孤，怎么安置陛下?”福王默然不作一语，后来只说奔往浙江。过了两天，降将刘良佐领清兵赶到，黄得功战死，福王遂被刘良佐俘获。 五月十五日，豫王多铎率清军进入南京。福王政权的臣僚大都投降了清朝，有些人则往浙江一带逃跑。五月十六日黎明时，钱谦益路过马士英家门口，见马士英小帽快鞋，骑马要逃。马士英向钱谦益拱了拱手说：“诧异，诧异!我有老母，不能随君殉国了。”即催马逃去。马士英逃到浙江，后来还是投降了清军。清廷鄙其为人，最后还是把他杀了。 福王朱由崧被俘后，豫王多铎把他解送到北京，安置在瀛台居住。当时他身边只有两个人，一是高贵妃，一是太监杜冠裳。福王被幽禁在那里，常感到寂寞，对高妃说：“如果老马(指马士英)在，一定不让我过这种日子。”高妃的父亲高德是史可法的部下，在扬州同史可法一起殉难。她本人也深明大义，听福王这时还说这种话，便哭着对他说：“使陛下落到这种境地的也是老马啊!陛下难道至今还不觉悟，还要怀念他吗?”福王说：“老马善于体察我的心意，所以我还怀念他。”高妃说：“老马善于体察陛下的心意，正表明他是奸佞之徒。能挺身直言的，才是为国为民的忠良。没有马士英，明朝不至如此，陛下也不至如此!我听说马士英已被乱军杀死，陛下不必再怀念了。”福王听说马士英已死，放声大哭。高妃见福王这样，也大声哭了起来。福王收住泪说：“你一贯恨老马，我哭你也哭，这是什么原因呢?”高妃愤激地说：“我不是在哭老马，我是为陛下的昏庸而哭啊!”高妃不久便自缢而死。 高妃死后，福王更是郁郁寡欢。有一天，杜冠裳陪着福王到宫外游玩散心，后边有十几个清兵监视。来到一条河边，杜冠裳用手指河，意即让福王跳河自杀，福王不解其意。杜冠裳这个太监也颇知大义，他想自己不能先福王而死，只等福王死后，将其遗骸安葬毕，自己再死。有一次，豫王多铎在自己家里宴请福王，问道：“你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思念南京吗?”福王说： “在这里你们虽然待我很优厚，但还是不如在南京快乐，所以还是每天都思念南京。”豫王又问：“南京有什么快乐的，让你这样念念不忘?”福王说：“帮我处理日常事务的有马、阮，陪着我喝酒的有那么多妃子、宫女，可以解闷、解忧。所以在南京时，每日都嫌天短; 在这里，每日都觉得天长。”豫王听他这么一说，知道这的确是个废物。不几天后，便把他斩于北京宣武门外的柴市，葬于西直门外，与高妃合葬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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