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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年四月，多铎兵围扬州。而此时的史可法面对多尔衮的劝降、多铎的大军压境则选择固守城池，最终经过激战，扬州城陷落，史可法自杀殉国。而多铎则在扬州进行了十日的屠城。随着清军的进一步进军，最终南明的几个小朝廷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也相继都被消灭。而在康熙帝继位之后，又进一步的平定了吴三桂等三藩之乱，收复了台湾，基本上实现了大一统。 随着王朝的逐渐稳定，作为少数民族政权的满清，也进一步的接受了汉化，不断的推进儒家教育。雍正帝时更是与曾静进行了关于华夷种族之辩论。而“忠义”也成为了其标榜的要务， 于是在乾隆帝时历时近百年的终于完编的《明史》里，史可法终于成了忠臣，乾隆还赠谥号“忠正”。 可是有一个人，却与史可法有着相同的履历，也是面对满清以死殉国，却被列入了《奸臣传》，这又是为什么呢？ 他就是马士英，一个明朝末年朝堂之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也就在史可法殉国的次年，顺治三年（1646年），马士英在弘光政权灭亡之后，一直坚持反抗清廷，最终被叛徒出卖，面对劝降他也誓死不降，最终殉国。 作为万历年间的进士，经历万历、天启、崇祯帝、弘光朝的马士英，仕途中无法避过的便是当时大明朝堂之上，越演越胜的党争。 阉党、东林党、复社等等各方势力，你方唱罢我方登台。而在崇祯帝上任之后，崇祯帝果断将天启朝任用的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尽皆诛杀，去职。于是东林党人，成为朝堂之上的重要势力。但是标榜仁义，满口道德的东林党人并没有高尚到哪里去，为了争名夺利党争依旧。 而此时的马士英则利用与阉党中的阮大铖作为同侪的关系，被其资助得以入主内阁，成为首辅。马士英也就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上登上了仕途的顶峰。但是与东林党、复社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让他的内阁生涯，并非坦途。 就在朝堂纷争之时，内部的大明王朝已经大厦将倾。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攻破北京，崇祯帝最终自缢，大明亡。 而此时的南京便商议另立新君。就在东林党这群道貌岸然之辈，试图打破明太祖朱元璋确立的继承制度——血统亲疏（大、小宗），长嫡之纲常之时，马士英则站出来选择按照此传统，选择拥立福王朱由崧。 可以说拥立福王朱由崧之举，避免了王室之间因为皇权的争端，对于当时的南明小朝廷稳定而言无疑是一颗正朔的定心丸。 如果真按照东林党人的预谋，潞王朱常淓上位，正如郑元勋所说“万一左良玉扶楚，郑芝龙扶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既立，置福王于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不可。” 可以说此事，马士英居功至伟。那么到底是何原因导致他会被列入奸臣传的呢？ 第一：对于同侪阮大铖的再次举荐也就在福王朱由崧上位之后，马士英作为拥立者也得到了执政的权利，而他对于同侪阮大铖又一次选择了举荐，作为培植自己势力与东林党人抗衡其实无可厚非。但是在清军势如破竹攻破南京，弘光政权也被消灭之后，而阮大铖则选择了投降清廷。这也成为了他被诟病的原因之一，当然作者必须要提及的一点是，自诩正义的东林党人也并不高尚赵之龙、钱谦益等率众匍匐在地，投降。 第二：乾隆帝为代表的宣传需要与史可法出自东林党不同，马士英与东林党、复社、甚至于中立派关系都不睦。而在东林党人投降满清之后，作为歌功颂德的“先行者”，奉清为正朔的他们，也更是为自己洗白所需，于是作为弘光政权的文官一号人物，他们的对手马士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抨击对象。 而这种情况也随着雍正帝、乾隆帝日渐加深的文字狱，而成为了粉饰正朔，维持统治，加强宣传的必要手段。 当然，我们要说明的一点，马士英并不是于谦、张居正这样的救世宰辅，他甚至于十分平庸，也有着中国历朝历代为官，为首辅者的“私心”，但就在与时代，与满清的抗争上，他也绝非只是满清《明史》中一个奸臣能够定义的。 参考资料：《明史》，清，张廷玉等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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