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刚 |《资本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雾海中的漫游者 2019-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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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实现的不仅是批判和超越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哲学和经济学的革命，更是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世界观的革命。《资本论》的世界观革命，实际上就是剖析和解构资本主义的“私人化”生产方式，发展和建构共产主义的“合作化”生产方式的变革。通过世界观的革命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资本论》根本上推动了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变迁。《资本论》就是世界历史的“重新书写”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助产婆”。

------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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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白刚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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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虽然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以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经典文献都作出了一定的解释，但由于它们共同的形而上学传统和资产阶级立场，最终都作为“历史占卜术”而陷入困境。而真正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作出辩证阐释及科学分析的，却是人们往往忽视或无视的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资本论》作为马克思倾其一生的最经典、最重要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它决不仅仅是一部剖析和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著作，更是一部为共产主义社会开辟道路和指明方向的建构性著作，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更是“人类文明的圣经”和世界历史的“重新书写”。

一、《资本论》是世界观的革命

今天，《资本论》之所以成为学术界一大研究热点，不仅是因为其富有生命力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伟大思想，更因为其对新世界观的塑造和引导作用。在此意义上，《资本论》不仅是哲学和经济学的革命，更是世界观的革命。但相对来说，前者学者们关注较多，后者却关注较少。实际上，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学”和人类文明史的概括和总结，《资本论》在根本上改变了自西方启蒙运动以来人们认识、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世界观。

在实质性意义上，哲学自诞生之初就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但作为世界观的学问，哲学却有“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之分。在马克思之前，以往的一切哲学都由于过分看重观念的力量而成为解释世界的哲学，也即都是解释世界的世界观；从马克思开始，哲学才不仅仅解释世界，更要改变世界，真正变成了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作为解释世界的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就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实际上，从柏拉图的“理念”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哲学一直都在解释世界。在这种解释世界的哲学看来，世界上感觉经验到的具体事物是易变的、流逝的和不真实的，只有超出感性经验的关于事物的概念才是普遍的、永恒的和真实的。为此，黑格尔强调：凡生活中真实、伟大和神圣的事物，之所以真实、伟大、神圣，完全在于理念。（1）理念是最完满的，世界只要趋向理念，就会变完满。在黑格尔这里，世界就是其绝对精神按照“正-反-合”的逻辑自我对置、自我发展和自我运动的过程，世界在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逻辑运动中达到了完满的状态。而只要把一切都纳入这一逻辑范畴，也就理解和把握了世界。所以，“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2）实际上，“合理的过程”就是理性把握和主宰世界的过程，也即以概念取代表象的过程。对此，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只不过是用理性概念抽象地、逻辑地和思辨地解释了世界，只是形成和把握了关于世界的概念和范畴，而不是世界本身。但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观念解释和主宰世界的世界观却有着类似上帝的绝对的统治地位，即便是黑格尔去世后，所谓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也依然是站在黑格尔的地基上，作为黑格尔的余脉在分享和继承着黑格尔解释世界的“观念论”传统。激进的青年黑格尔派虽然不满意老年黑格尔派因循守旧的思想和做法，决心对现实采取更激进的言辞和行为，也即对“批判进行批判”。但青年黑格尔派依然只是在思想和观念领域里发动了反对现实世界的斗争，他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却忘记了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世界本身。所以，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嘴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实际上却是最大的保守分子。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联系的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3）因此，青年黑格尔派对现实世界的所谓“批判”和“改造”，只能是跪着的造反，并不能真实地触及和改变现实世界。由此，不满意黑格尔及其所谓激进的继承者——青年黑格尔派的观念论革命，马克思必须对“批判的批判”进行“再批判”，这也正是马克思后来与青年黑格尔派彻底决裂而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是在“观念”（哲学）领域里解释世界，那么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在“现实”（经济）领域里解释世界。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世界是由商品（货币和资本）构成的，现实的世界就是商品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只有“物”而没有“人”（人已被“物化”了）。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4）由此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在商品的世界里只看到了表面的物与物之间所谓的“等价交换”关系，而看不到物与物背后更深刻的人与人之间“不等价”的压迫、剥削和奴役的社会关系。“经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5）因此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作为“看不见的手”的物与物之间的所谓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取代了上帝而在世俗世界中主导和支配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如果说在德国古典哲学里，世界是概念、范畴和逻辑的世界；那么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里，世界就是商品、货币和资本的世界。从概念到商品，表面上是从抽象走向了具体，但实际上两极相通，二者都是“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都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来解释和理解世界。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德国古典哲学一样，都把世界上的事物看作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绣成的花卉。既然如此，那么一切存在物，不管是生活在地上还是生活在水中，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也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6）为此，我们就可以明白马克思为什么会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作为把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拼接”而成的蒲鲁东主义者，在认识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本质的问题上，仍然是短视的。他们依然看不到资本主义社会物与物背后人与人的关系，而幻想利用价值规律，通过发行“劳动卷”或实行“平均工资”来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关系。在此意义上，正像青年黑格尔派是黑格尔的余脉一样，蒲鲁东主义者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余脉。为此，马克思批评蒲鲁东以及所谓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等“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做历史哲学的说明”，称“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他们实际上只是“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7）蒲鲁东主义者依然是在为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言。

马克思高于一切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地方在于，他在经济学家只看到物与物的地方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看到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压迫、奴役和剥削关系。因此，马克思最为深刻地揭示和把握到了个人受“抽象”——商品、货币和资本统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最真实状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不再像德国古典哲学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去为资本主义的现实世界作合法性论证，而是要批判和改造它：新哲学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想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并强调“这种世界观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8）在这一意义上，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解释世界的概念框架和逻辑范畴在马克思这里就都失效了。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要彻底摧毁资本主义的地基，重建共产主义的大厦，就必须否弃和超越“绝对精神”和“价值规律”这些旧“批判的武器”，而去发现和创建“劳动二重性”“剩余价值规律”等一批新“批判的武器”而进行“武器的批判”。通过《资本论》的“武器的批判”，马克思在揭示劳动二重性的基础上，第一次揭开了剩余价值的庐山真面目。正是借助剩余价值，马克思发现和揭露了人与物颠倒的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一切秘密。对此，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以发问的方式来肯定其巨大意义：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其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包括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9）正是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使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殊的运动规律，在《资本论》这里“豁然开朗了”。所以，剩余价值发现是马克思《资本论》“划时代的功绩”：“这个问题的解决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而在这些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也曾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10）剩余价值规律是马克思解剖、批判和否定、改造资本主义世界的最有力武器，也是唤醒和武装工人阶级走向解放的最有力武器。因此，《资本论》才成了工人阶级改变世界的“圣经”和“助产婆”，工人阶级也才真正拥有了不同于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辩护士们解释世界的而是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对于这一新世界观创建，恩格斯曾总结道：“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主义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20年的潜伏阶段，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11）所以说，《资本论》在根本上就是世界观的革命。

二、《资本论》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

《资本论》所追求和建构的世界观革命，依赖的既不是作为“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观念论，也不是作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理论，而是其作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批判的实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资本论》这里，就是发现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而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明确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2）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是左右和制约一个社会发展变化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和因素，它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3）可以说，社会的发展说到底就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方式的一个新时代：“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14）它大大超越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一切旧的生产方式，大大推进了人类社会和文明的进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进步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高度的肯定，阿伦特甚至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大赞扬”。但马克思的《资本论》却并不仅仅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性做论证和唱赞歌，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揭示了其“非历史性”和局限性，并看到了变革它的可能性。由此可见，生产方式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命脉和阿基米德点，要想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颠倒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必须从变革社会生产方式入手。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世界观革命就是生产方式的变革。

但在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辩护士和代言人——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看来，人类历史上只有两种生产方式：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为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天然的。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出现之后就再也没有历史了。在这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硬性地将社会生产方式“一分为二”，其目的并不是推动和变革生产方式，而是为了对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存在作普遍性、永恒性和合法性的论证，进而得出世界历史“终结”于普遍、永恒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结论。这样，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在现实的社会生产领域不自觉地实现了黑格尔在思想领域里完成的所谓“历史的终结”，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古典哲学家就殊途同归了。在马克思看来，由于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方面过分注重商品“价值量的分析”而完全吸引住了他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刻的原因，他们看不到“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这就必然导致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15）在这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最大的错误就是把特殊当成了一般，把历史当成了永恒。实际上，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永恒的，而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特殊的对抗形式，也即最后一个资产阶级压迫、奴役和剥削无产阶级的对抗形式。所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其实质就个人受“抽象”统治，也即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而作为追求理性自由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在此问题上实际也没有比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高明多少，即便是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集大成者的黑格尔，也“像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是以他当时形成的关于私有制的永恒性的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观念为出发点的。”（16）在此意义上，古典哲学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分享和维护着共同的社会现实和思想前提，在作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和代言人的意义上，他们不谋而合。但拥有批判慧眼和人文情怀的马克思是绝不会同流合污的，反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存的一切都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强调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暂时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合理性，并不具备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的永久历史存在权，资本家的暂时必然性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17）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以私有制为核心的私人化生产方式，必然会被工人联合生产的更高级的合作化生产方式所代替。

在实质性意义上，《资本论》世界观的革命就是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的。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并不是单靠主观愿望或喊几句口号就能完成，它是在旧的生产方式所引发的矛盾不可调和的基础上实现的。在这一意义上，热衷于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做辩护的古典哲学家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自然发现不了现实的社会矛盾，更不会去变革其生产方式。而看到矛盾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有改变生产方式的主观愿望，但由于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和实质，也只能是空喊几句反对的口号，而不能实际地改变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现状。只有马克思的无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深入剖析和把握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内在劳资矛盾的基础上，揭示了为什么作为平等交换的价值规律会转变为不平等交换的剩余价值规律，架起了劳动价值论通向剩余价值论的桥梁，从劳动价值论上升到了剩余价值论，从而破解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终秘密，开辟了改变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现实性道路。对此恩格斯专门强调：“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了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直还隐蔽着的内在性质”及其灭亡的必然性的合理说明，是由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而完成的。（18）也就是说，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高于其他理论家而发现和揭示出了“剩余价值”，这也是《资本论》最伟大的创建之一。正是由于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导致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蕴含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而正是抓住和利用这一矛盾，马克思找到和开辟了变革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突破口和现实性道路，推动了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变革。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9）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提到了工人阶级的“合作工厂”和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这两种取代资产阶级“私人化”生产方式的新“合作化”形式，并强调前者是一种积极的扬弃，后者是一种消极的扬弃。这一取代和扬弃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实质，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主张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成就的基础上，进行否定之否定的“重建个人所有制”。

对于马克思变革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原因和必然性，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进行过深刻的总结：“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毁灭，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20）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的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关系，由于剩余价值的争夺，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走向阶级斗争。这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最后为什么会以“阶级”问题结尾了。正是这个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推动了作为共产主义的社会新形态的建构而避免了整个现代社会的毁灭。

三、《资本论》是社会新形态的建构

《资本论》的世界观革命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创建一种人类文明的社会新形态。也就是说，在马克思《资本论》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是其世界观革命和生产方式变革的必然产物，也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是共产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过程。但在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者看来，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就已经“终结”了，人类文明也达到了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代表的顶峰。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21）在此意义上，他的以自由意识（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自我对置和自我发展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已经在精神领域里完成了世界历史本身，以至于黑格尔看到骑在马背上的拿破仑时会说，拿破仑只是他世界精神的现实化身，而他的绝对精神才是世界历史本身。针对黑格尔这种非批判的“狂妄的唯心主义”，马克思批评他只是为世界历史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而决不是世界历史本身。对此，伽达默尔也认为黑格尔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而不是现实的精神和自由本身。虽然黑格尔的这一“历史终结论”早已被马克思的以《资本论》为标志的唯物史观所驳倒，但在“苏东剧变”之后，以福山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依然又高举起了黑格尔“历史终结论”的大旗，在全球化时代继续为黑格尔和资本主义的“幽灵”呐喊招魂。

表面上看，追求经验实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不再像黑格尔那样走抽象思辨道路，而是更加注重经验分析和关注现实的社会生产本身。但由于其根深蒂固的理性形而上学传统和资产阶级立场，他们只是看到了经济现象本身，而没有也无法看到经济现象背后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所以，他们依然是在现实的社会生产领域为资本主义的普遍性、永恒性和合法性做实际论证，也即在现实社会领域论证了黑格尔在思想领域里实现的“历史的终结”。对此，马克思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的是“双重批判”——既批判作为“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也批判作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国家（社会）的形式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作为“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2）正是在对“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和批判中，马克思的《资本论》既终结了黑格尔哲学绝对精神的神话，又终结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非历史性。在“双重批判”和“双重终结”的意义上，海德格尔也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高明和伟大之处在于，马克思既懂得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又懂得这种发展所需的理论构架，因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比胡塞尔的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优越，因为它深入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23）也正因如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发现和揭示了“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4）由此，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建构一种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形态成为可能。

马克思追求和建构的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形态，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这一“自由人的联合体”，既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主张的个人摆脱抽象统治，从“依附性”走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独立性”再到以共同生产为基础的“自由个性”的发展，也是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所强调的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实现：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也即社会化的人，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因此，“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25）而自由王国的实现，根本上就是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合作化”生产，取代资本家阶级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私人化”生产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其另一种表现就是“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自由劳动”时间的延长。

由此可见，马克思追求和建构的“自由王国”，决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宗教彼岸世界的天堂，而是在现实的此岸世界——资本主义社会里内在生发出来的新社会因素。对此，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有着最为充分的自觉意识的：“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它榨取剩余劳动的这种方式和条件，都更有利于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26）而只有这样的文明条件，才能为一个“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27）马克思并没有像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短视地宣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无是处，而是慧眼识珠地看到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面”，并强调广大无产阶级要充分利用这一“文明面”来解决问题和发展共产主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并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是要挖掘资产阶级旧社会里孕育的新社会的因素。所以马克思才会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8）这才是马克思新社会形态建构意义上的真正的“历史的终结”——作为旧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束和作为新文明形态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开始。历史不是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而是终结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构。

诚如列宁所言：“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29）正是这一原理，探索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敲响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剥夺了剥夺者，从而减缓和缩短了新社会诞生的“阵痛”，使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形态的建构得以可能。在此意义上，正是《资本论》开辟了人类历史和文明的新纪元，开启了无产阶级追求自由和走向个性解放的世界历史的新进程，它使我们得以设想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外一种更高级的新社会秩序。对此，海德格尔也有着深刻的觉察：“从存在的历史的意义看来，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30）因此，我们决不要把《资本论》仅仅当作机械化大生产以前或自由资本主义以前“过时的古典”，而是应该作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起死回生的文本”来阅读。（31）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资本论》的世界观革命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塑造是超时空的，它是向资本主义旧世界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这一炮弹最后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资产阶级一个使它永远翻不了身的打击”。（32）所以说，《资本论》就是世界历史的“重新书写”和“指路明灯”，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助产婆”，而马克思就是为我们的时代书写和迎着新文明的旭日飞奔的人。

注释：

（1）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35 页。

（2）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2006 年，第 8 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45 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47 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85 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19 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1 页。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517 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9 页。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12 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8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