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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男性的化身 《红线盗盒》是一篇唐传奇，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小说塑造了聪慧、能文能武的侠女红线，不但“善弹阮，又通经史”，还能够“胸前佩龙文匕首，额上书太乙神明”，帮助男主角薛嵩打倒有逆反之心的田承嗣——甚至她“梳乌蛮髻，攒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的打扮想必也是非常美丽的。如此兼顾红妆与武装的侠女形象，完全不依靠男主角（薛嵩只需“反身闭户，背烛危坐”，“举觞十余”，红线就“回矣”了），最后也没有爱情的因素，只是“伪醉离席，亡其所在”——实在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一抹明亮的倩影。 回看其他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无双传》中的无双只作为男主角王仙客一心寻找的对象出场，唯一的话是：“汝争得知我在此耶？郎健否？”“言讫”便“呜咽”起来。但她既然能够写出五幅“词理哀切，叙述周尽”的信笺递给王仙客，显然也是比较勇敢、受过教育的女性。在此女性仍然作为一个被拯救的形象出现。而《虬髯客传》中的红拂，文中不但直言她是“十八九佳丽人”，还让她与李靖一起离开，最终与李靖、虬髯客一并成为“风尘三侠”。可是后文却只提到李靖“乃为豪家”、虬髯客“得事”，关于红拂的消息只字未提。她虽然是留在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侠女形象，却根本看不出“侠”在何处，只有美丽的长发成了著名的特征被人记住。 如此比较一番，“红线”的出现的确非常“先锋”、非常让人“眼前一亮”。 ——然而真的有这么完美吗？ 事实上，如此了不起的“红线”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女性形象，也就很难再自然地夸她是“侠女”—— 某前世本男子，历江湖间，读神农药书，救世人灾患。时里有孕妇，忽患蛊症，某以芫花酒下之。妇人与腹中二子俱毙。是某一举杀三人。阴司见诛，降为女子。使身居贱隶，而气禀贼星，所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厌罗绮，口穷甘鲜，宠待有加，荣亦至矣。况国家建极，庆且无疆。此辈背违天理，当尽弭患。昨往魏都，以示报恩。两地保其城池，万人全其性命，使乱臣知惧，烈士安谋。某一妇人，功亦不小。同可赎其前罪，还其本身。便当遁迹尘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气，生死长存。 原来这么厉害、这么让人眼前一亮、这么“先锋”具有现代性的侠女红线，竟然是一个上辈子做错事的男子转为女身来赎罪的！在“搜狗百科”上，红线不但被冠上了薛嵩的姓氏，连性别也被写作“男性”。若是现在的女权主义者们读到这篇小说的最后几段，大概就要愤怒地抨击它了。 但换个角度想想，文学思想的进步不可能如此之快，红线已经是进步路上一个浓墨重彩的形象了。再者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很难再奢望更多。或许这也是作者袁郊为了让红线更容易被接受而做的小把戏。无论如何，那“梳乌蛮髻，攒金凤钗，衣紫绣短袍，系青丝轻履”美丽又矫健的侠女形象都已经铭刻在了我们的心里。 二、清代：回归婚姻的结局 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有多么受欢迎呢？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中说当时没有说书人不说《雷轰电掣弹毙凶僧 冷月昏灯刀歼余寇》一段，是为家喻户晓的名段落。 女主角十三妹自幼爱武，被当作男孩儿培养，武功高强；又身负父亲冤死的仇恨，嫉恶如仇、一路上行侠仗义。在能仁寺这凶刹中凭一人之力杀死了凶僧、解救了安公子与张金凤一家。别的姑娘整理衣襟，她是“从衣襟底下忒楞楞跳出一把背儿厚、刃儿薄、尖儿长、靶儿短、削铁无声、吹毛过刃、杀人不沾血的缠钢折铁雁翎倭卫来”。 “……那女子道：‘委屈你们几个，算填了馅了；只得饶你不得！’随手一棍一个，也结果了性命。那女子片刻之间，弹打了一个当家的和尚，一个三儿；刀劈了一个瘦和尚，一个秃和尚；打倒了五个作工的僧人；结果了一个虎面行者：一共整十个人。他这才抬头望着那一轮冷森森的月儿，长啸了一声，说：‘这才杀得爽快！’”——这样酣畅淋漓的打斗，这样表面娇小玲珑却以压倒性的气魄“美救英雄”的侠女形象，怎么能不叫人拍案叫绝！ 十三妹不但有勇有江湖义气，更有十分胆识气魄：面对满是尸体的古刹，她留下“他杀人污佛地，我救苦下云端，铲恶锄奸。觅我时，合你云中相见”的大字，后来糊涂官断案时果真就凭着这句话察觉出行侠仗义者身份的不一般而没有追究，免了一桩事。 其中最了不起的变革还要看第十回《玩新词匆忙失宝砚 防暴客谆切付雕弓》中的这句话：“又因他自己是个女孩儿，看着世间的女孩儿自然都是一般的尊贵，未免就把世间这些男子贬低了一层。”虽然我们现在都说“女权应该以人权为基础”，十三妹的想法是不对的；但是在清代，又有哪个女子能如此痛快地承认自己对男子的轻蔑、对女性的认同，而不是将自己看作一个盛放贞操的容器、一样战利品、一个以泪洗面永远在等待荡子的“楼上女”？十三妹是个彻头彻尾的侠女。 ——然而真的有那么完美吗？ 请看第二十六回《灿舌如花立消侠气 慧心相印顿悟良缘》吧！十三妹此时已经大仇得报，摘了“侠女十三妹”的名号，用回了本名何玉凤。经过众人的轮流劝说，终于“消侠气”“悟良缘”，嫁给了男主角安公子。此后的事情自不必说，都是普通才子佳人小说的情节了。何玉凤彻底成了一个贤妻，夫唱妇随。安公子也一举中举，安家歌舞升平。好好的一个侠女形象在最后却回归了婚姻，甚至是三女共侍一夫。无怪乎《儿女英雄传》的另一个名字叫《金玉缘》，无怪乎有人评价“十三妹是一个化神奇为腐朽”的人物！ 好端端一个丰满的侠女形象，顷刻间又一次改变了。 但我们要理智地看待历史进程：至少十三妹曾经是一个多么鲜活的侠女形象啊！后世多少新形象都从中脱胎而出。在前十二回中她的表现“可圈可点”，不知是多少后来文学中侠女形象脱胎而出的本源。 只是后来那个优雅淑女、贤妻良母的何玉凤不知会不会想起当年自己背个小包袱浪迹江湖的时候，一人杀死多少凶僧，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行侠仗义，痛快自由？ 三、当代：新形象的脱胎 《唐人故事》是当代作家王小波的一部短篇小说集，集子里是对唐传奇小说的“故事新编”，其中就包括了我前文提到过的《红拂夜奔》和《红线盗盒》。他后来又专门将这两篇小说扩写成了长篇小说《红拂夜奔》与《万寿寺》；前文提到过的《无双传》也被改编为《寻找无双》，仍然保留了无双是个爱哭、被王仙客寻找着的形象——当然她所代表的意义已经大不相同，这里不多赘述。 《万寿寺》是一部长篇小说，且采用了现代与唐代双线并进的写作手法，笔调略有些朦胧，是为作者早期的长篇小说，比较难分析。故我们仍然从《红线盗盒》入手，试试解析这个从唐代“穿越”而来的刁蛮侠女是怎样保留了原本的设定之后成了一个崭新的形象的。 王小波《红线盗盒》中强调了红线的“南蛮”形象：她是当地酋长的女儿，有着橄榄色的肌肤和匀称的身材。因为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薛嵩，她心甘情愿地来做他的“小妾”。当然她并不清楚“小妾”的真正含义；薛嵩则是一个保留了唐代大男子主义风气的人，总是要求红线在家里对他毕恭毕敬，还要以“小贱人”自称，否则就要被打手心。 “打手心”，却又不重打，这就带了几分调情的意味，当然是纯粹现代性的描写。作者一向被视作一个“超前”的作家，他只用简单的人物设定就清晰地立起了南蛮与长安两方生活习惯的碰撞、思维方式的巨大不同。而红线对薛嵩如此百依百顺是因为“爱情”，则是赋予了女性去爱的权利，而不是被“侍女”的枷锁锁住。同样的，红线为薛嵩弹奏乐器、以当地人特有的熟悉度与胆识给出建议，也都是因为爱情。人物形象到此已经大大丰满——这是个重情重义又颇有小女儿姿态的南蛮侠女。 然而作者并不只限于这一点——他花了许多笔墨描述红线内心对薛嵩所作所为的深切不满：她其实并不愿意称呼自己为“小贱人”，称呼薛嵩为“老爷”；尽管表面上她因为爱情仍然颇为顺从，但心里却有一种“算了，我不与你计较”的孩子气的落落大方。这样立体的、自我的人物设定，当然是《红线传》不可能达到的。 更不要提，红线是个彻头彻尾的女孩子：没有什么男人转世，没有什么上辈子的记忆加持，就是土生土长、比男人们都更厉害的侠女红线。 小说中仍然保留了薛嵩被红线拯救的一段，只是其中又增添了红线的情感变化：她先是觉得薛嵩窝囊，感到有些许不齿；后来薛嵩想要“割首酬蛮婆”，却又真真切切地使她感受到了薛嵩的气度，决定继续追随他。 类似的情节是文章结尾部分——这次红线当然不是因为什么还清了上辈子的孽障才要离开： 当时就要册封红线为正妻。红线踌躇三日，最后对薛嵩这么说：“老爷，你真是一条好汉，奴婢也确实爱您。不过当你太太的事，我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吧。下了山，我也算朝廷命妇啦，要是不遵妇道呢，别人要说闲话，我对不住你。要是恪守妇道，好！三绺梳头两截穿衣，关在家里不准出来。这都不要紧，谁让我爱老爷呢？还得裹小脚！好好一双脚，捆得像猪蹄子，这我实在受不了！如今这事儿，只好这么计较，你到山下去做老爷，我在山上称老娘，这凤凰寨原本是我的，还归我管。我也学你的天朝礼仪，养一帮奴才，叫他们跪拜我。拗了我的意思，也如老爷对我似的，动动家法。总之，不负老爷平生教化之功。老爷还是我的大爷，要是想我了呢，就上山来看我。总之，拜拜了您哪。” 这段话中除了隐隐反映出她对薛嵩的不耐烦——这就是女性思想上的现代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红线的心明眼亮——“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是的，这是一个至今都难得一见的女性形象——她有自己的追求，愿意为了自由放弃爱情。而即使没有爱情的元素，她也依然是可爱的、鲜活的、女孩子气的，被人们所喜欢的。 相信比起唐代的那个英姿飒爽的红线，大家都会更喜欢这个在脖子上围了条金蟒蛇，还像个孩子般泼辣又任性的侠女红线吧。因为她终于真正做到了“成为独立的个体，拥有独立的思想”，自始至终都能够铭记“自我”，而不是屈服于女性的身份、屈服于爱情与婚姻与三从四德的囹圄。 四、电影：光影中的孤独 2015年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上映。这部改编自唐代传奇小说《聂隐娘》、阿城与朱天文参与编辑的电影被评价为塑造了近年来最好的银幕侠女形象。在这部电影中，我们仿佛触及了一个新的标签——“孤独”。实际上，侠客必定是孤独的，可在过往的一切文学作品里，“孤独”都极少被与侠客、特别是侠女联系在一起。而《聂隐娘》中隐娘十岁便被掳走、年纪轻轻就归隐（电影中保留这一设定），与红拂、红线等人比起来的确很符合名字中的“隐”字，竟未能在这部电影之前的文艺作品里拥有“孤独”这类个人性极强的情感。 传奇《聂隐娘》中的隐娘，不但精于剑术，而且能够变作飞虫，带了几分奇幻的意味。此外，即使在原作中也颇有人性的光辉：文中她要去刺杀某大僚却失败，前去向培育自己的道姑道歉： 某云：“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尼叱曰：“已后遇此辈，先斩其所爱，然后决之。”某拜谢。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不同于其他侠女的“人性”之展示，侯孝贤才会独独选择将她搬上银幕，并且保留了这一段故事吧。 原作中的聂隐娘受雇杀人，突然倒戈向刘昌裔的原因也并未说清楚；而电影中的聂隐娘拥有了更为复杂的故事背景与更为生动的情感：她从小被道姑教育刺杀一人便能够拯救千人，是值得的。然而面对青梅竹马的田季安，她也是迟疑的。朱天文说“这只是一个女孩子杀不了自己心爱的人的故事”，其实何止这么简单。全片隐娘与田季安都未有过于亲密的举动，困扰着她的除了若即若离的情愫，更多的是对“杀一人，救千人”论的怀疑，以及她善良的本性。 最后，隐娘觉察出刺杀田季安一人亦将伤害千人，而蛰伏在田身边的妻子田元氏才是最可怕的敌人，她因为大义、遵循自我地选择“倒戈”，“事了拂身去，深藏功与名”，若说她是刺客，终归更像侠客。 电影是一种通过视、听两种手段让观众们感受作者思想的艺术。光影的魅力与特性正在于它能够向每一位观众呈现声音与图像，因此最大限度地展现了隐娘的孤独：导演采集自然中真实的虫鸣声、风动树叶声，并将这些细微的声音放大。这使得观众们在不知不觉间就进入了隐娘的世界——这是一个灵敏的刺客才会拥有的世界。 影片中舒淇扮演的聂隐娘无疑是美的——她年轻、身手矫健，如一头生命力旺盛的豹，总是一身黑衣隐匿在黑暗之中。面对昔日的青梅竹马掷过来的剑，她只回身一挡，眼中满是无奈，然而除此之外却没有过多感情流露；面对母亲留给自己的玉玦，她面上仍是平平，只有紧盯着玉玦的目光泄露了心中的情感。当她听到孤独地客死他乡的公主的故事，她无声地、以布紧紧遮面地恸哭，竟然哭成了一尊一动不动的雕塑。 全片对话极少，长镜头则很多；打戏也不过是刀光剑影，几下便结束了，难免会叫冲着刺激的武打场景而去的观众失望。但也正是这样的拍摄风格，无比丰满地、细致地展现了聂隐娘的孤独。她的孤独有个人经历的因素，也有个人情感的因素。爱情、亲情、家国情怀终于没能走进角色的心里，她成了一个纯粹的“个人”。 在此前的文学作品中，很少有能探讨到“孤独”这类情感上的；在近些年爆米花电影光影横流的市场背景下，《刺客聂隐娘》的横空出世向我们展示的不仅是“侠”的背面，更是“女性”长久以来被文学与艺术忽视的一面。当这一面终于通过美妙的视听手段从光影中脱胎，一幅新的画卷也已然徐徐展开。聂隐娘是一个美丽的开始，愿她不是一个辉煌的结束。 夜光杯2019年09月15日 星期日国学论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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