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人与南门坛上的故事 文/乌目山人 在常熟人的眼中——南门坛上,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名了,它早已成了一种生活的代名词,或是对已往日子的怀念,那里牵系着常熟人太多的回忆。老一辈的人想起买东西或是卖东西都会先想到坛上。究竟是怎样的魅力使南门如此令人魂牵梦绕? 经老友介绍认识了这位八十有余的姚老先生。怀旧的人往往容易衰老,但当我见到姚先生时,他思维清晰,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如数家珍般的讲述他已往的生活,原来怀旧也可以保持青春的活力。由此一副民国的南门风貌在我的眼前呈现。 姚先生原住元和大兴村,随父亲做裁缝生意,后迁入南门君子弄。他家的裁缝店就刚好在得意楼附近,那是南门最为繁华的地段。姚先生便在那里长大成人,他少年时恰是南门坛上最繁华的时期,那时鱼龙混杂,百业俱兴。如今姚先生已老去,而坛上却要迎来一个新的岁月。 老人回忆说“我父亲是光绪25年(1899年)出生的,12岁时到市里义庄弄拜师傅学裁缝。学成之后便在得意楼附近开了一个裁缝店。那时的裁缝活大都是来自大户人家,有的裁缝师傅就常年住在东家,东家包吃包住。有的服装活计一做就是好几年。他父亲学艺六年,其中有三年就在一个庞姓人家中,跟师傅边学边做。为啥这么长时间呢?一来是大户人家家人丁众多,丫头、小姐、佣人等都需要修补添置,二来是因为家里的长辈都要为自己的身后事着想,要为自己做几套体面的寿衣。再者那时都是手工活快不起来,如此一来裁缝活就繁忙了。” “父亲的裁缝店也有一些零碎的活,大都是来自周边客人。比如有个大东旅馆,清末民初建的,当时非常气派的三层楼,不亚于现在的五星级宾馆,当时的三层楼很少。小时候父亲常要我去给旅馆的客人送衣服,后来才知道那些大多是长期租住在旅馆的跑码头做生意的人。印象最深的是大东旅馆的大厅中间靠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木楼梯,从中间上去再一分为二,分两个小楼梯到二楼,非常有气派。可惜后来大东旅馆被日本人入侵时轰炸掉了,就连隔壁的浴春池也被炸了。” 我不禁联想到电影中老上海的画面:学艺的小裁缝穿过层层的晨雾,来到马路的尽头,脚步笃笃的踩着木楼梯,走进幽深的长廊,推开虚掩的房门,迎面的或是练嗓弹奏的先生,或是浓脂艳抹的风尘。 “说起南门坛为啥那么兴旺,听老一辈的人讲是朱元璋的皇坟在那里。朱元璋做皇帝后,因为寻不到祖坟,不知道父母身葬何方,朱元璋也算有孝心,便在各个地方兴建衣冠冢,好让父母亡魂有安息之所。而常熟这块皇坟恰巧就修在南门,南门坛上就得着那股皇气顺风顺水,成为三川六码头、商贾云集的地方。例如上塘街有曹家经营的糖坊,一年四季麦芽糖香气四溢。还有皮蛋坊、豆腐店、铁匠铺、香烛店、馒头店、山芋摊、盐水豆担。下塘街沿街小店也是鳞次栉比。达官贵人则坐着黄包车穿梭在常熟城里城外。东乡头、西乡头有自家多余的农产都会运到坛上来出售,沿街摆摊叫卖没人干预。大户人家有多余的米也会买到坛上来,再由米行对外出售,如此坛上就热闹了。” “我小时候住在得意楼旁边,那里是常熟人的娱乐场所,逢年过节茶余饭后人们都会赶到那里去轧闹猛。关于得意楼还有一首有意思的童谣。呐,我唱你听,‘身为得意楼,老板叫花头,老板娘娘二婚头,砌个墙头乱砖头,两个堂倌瘌痢头’,可能也有人在丑化他吧。当时南门坛上的‘丐帮’和现在影视剧里的差不多,太复杂了。就拿我来说,我是1948年结婚的,在结婚摆酒水的时候会在边上另外摆上一桌,上面放上酒菜,这桌酒水是专门给乞丐头准备的,如果不安排他们的话,就会有叫花子在期间捣乱,婚宴酒席根本无法进行,烦煞哉。” 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时代,南门就像那个时代一样处在一个繁华并慌乱之中。然而地处江南一方的常熟人是温润善良的,总是有一些家有盈余的人愿意帮助更多的人。 “那时候的大户人家中的头面人物,例如肖家、丁家一定会在二十四夜,过年前的时候,在茶楼会面商议,彼此说说一年的经营收成如何,最后决定每户捐出多少粮食,帮助困难的人,至少让他们过一个好年,相当于是现在的慈善吧。家境好一点的多出点,一百担,差一点的出几十担,各尽其力。捐来的粮食都集中在小庙(南门的一个庙宇)里。有一些家庭如果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会根据家庭情况分到一定的粮食,一升到一斗米不等。如果有一些家庭是大家都不熟悉的,那就可以在小庙排队领取,一般会领到一升米。”这种纯朴的慈善带着常熟人对传统礼教与信仰的浸润,在苦难的岁月生发出人性的光辉。 岁月匆匆,时光荏苒,如今姚先生近九十岁,他的人生经历了三段不同的历史,他的出生、成长与衰老也见证了南门坛上的兴衰,他的回忆也使我们拨开了历史的尘埃,听到了一个人与南门坛上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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