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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明王朝的灭亡，明廷内部原因是一方面，而天灾的影响同样极为致命，这场始于崇祯六年（1633年）的鼠疫，从西北一路蔓延至河北，造成北方各省军民大量死亡，几乎到了十室九空的地步。李自成之所以能够从陕西一路轻松杀入京城，灭亡明朝，便与此次瘟疫直接相关，而李自成大军败于清军，可能同样与这场瘟疫有关。
△《大明劫》讲述的便是这场灾难 从崇祯六年至崇祯十七年，一场大瘟疫席卷整个北方关于这场瘟疫的起源，现代普遍认为源于生态破坏和气候异常。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由于明军经常与蒙古发生战争，导致大量汉人被俘或逃往草原，大量牧场被开垦为农田，原本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压缩，增加了人鼠接触几率。而明末的旱灾频发，在百姓流离失所的同时，老鼠也大量涌入人类居住地，最终酿成了这次肆虐十余年的大瘟疫。
早在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太原等地便爆发过一次规模巨大的瘟疫，史载“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再度爆发瘟疫，而从第二年开始，由于兴县百姓逃避瘟疫，这场鼠疫开始向周围地区扩散。崇祯九年（1636年）至崇祯十年（1637年），与兴县隔河相望的榆林府、延安府开始相继爆发瘟疫，史载“（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祯十三年（1640年），鼠疫开始蔓延至河北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广平府、顺德府、真定府也开始爆发瘟疫，“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瘟疫从河北地区开始传染至北京，“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这里面所说的“疙瘩瘟”，便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 崇祯十五年（1642年），瘟疫开始蔓延至天津，每日受感染死者不下数百人，逐门逐户而过，无人能够幸免。 
崇祯十六年（1643年），疫情进一步扩大，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开始转化为肺鼠疫，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崇祯实录》则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甚至已经到了无人收尸的地步。 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大瘟疫，成为了压死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关于这场瘟疫造成的伤亡，我们已经无法得知准确数字，但根据史学家的不完全统计，明朝万历和崇祯年间的两次大鼠疫，陕、晋、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以上，仅北京城的人口死亡率便达到了20万以上，占到了北京当时人口的20%甚至更多，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明朝的灭亡，固然有自身统治的各种问题，然而这场规模巨大的瘟疫，显然成为了压死这个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不仅直接加剧了天下大乱的程度，导致明末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更间接造成了北京的沦陷和明朝的灭亡。最典型的便是孙传庭的阵亡，当时的孙传庭正苦于鼠疫横行，人死过半，面对朝廷的不断催促，孙传庭最终只能带着缺衣少食的士兵前去出战，最终战败身亡。 这场瘟疫造成的直接影响，便是明朝军队战斗力的全面丧失，明末卫所制已经全面崩溃，明朝成建制的精锐部队便仅剩下了九边重镇，而这场瘟疫几乎直接摧毁了九边重镇中的大同、山西、蓟州、宣府等镇。纵观明末历史，这几镇显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当李自成从西安发兵攻向京城之时，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很容易便杀到了北京城下。
李自成面对的几乎是一座鬼城 在瘟疫爆发之前，明朝驻守京师的军队有10万人，这场瘟疫过后，便只剩下了五万多人，面对已经杀下闯军，守城将官甚至不得不低声下气求人守城，却仍然“逾五六日尚未集”，最后连三四千宫中太监都上了城墙。而即使如此，城墙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 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一个担任后补县佐虚职的福建人发现了鼠疫的治疗办法，他采用刺血法给病人治病。到当年冬季之时，由于人口密度的急速下降，再加上这位福建人的资料，北京的鼠疫病情实际上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抑制。然而，没想到李自成的到来却摧毁了这一成果。
李自成攻入北京城之后，在经历了早期的稳定局势之后，闯军便开始大肆搜刮金银妇女，至于那位治疗鼠疫、拯救了北京城的福建人，也最终被李自成的士兵杀死。因此，有说法认为李自成最终败给清军，也与军队感染瘟疫有关。 不过，如果李自成的军队真因感染瘟疫而战败的话，那么与其交战的清军和吴三桂的军队也无法避免，然而事实是清军入关之后瘟疫明显得以遏制，并未出现大规模的散播，这显然与理不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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