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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于瘟疫的恐惧，早已深深地刻写进基因里。不仅是因为疫病如死神般带走了无数生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类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地战胜过瘟疫。比如西班牙流感，来时势头凶猛，迅速导致全球三分之一人口患病、成千上万人罹难；去时悄无声息，神秘而离奇地离开了人类的视野，甚至连病株都未被人类所真正辨认。 当然，人类也有理由骄傲。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医疗卫生科技的进步，人类已经有了许多应对瘟疫的措施，只要应对正确得当，疫病就可控，流行的频率就低，规模亦有限。但17世纪的大明王朝仍然遭受瘟疫横行的恐怖，以至于曹树基、李玉尚两位先生用《老鼠“消灭”了明朝》这样极端的说法来概括明末历史。这一论断值得商榷。 瘟疫之源 在中国古代，崇祯朝是一个灾荒频发、瘟疫肆虐的时期。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统计，异常的寒冬以十七世纪为最冷。台湾学者刘昭民先生也认为1600-172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寒冷、而且寒冷持续很长久的时期。所以明末后半期之气候最为寒冷，故旱灾也至为严重，而干旱又会导致蝗灾。旱灾与蝗灾的爆发，必然导致饥荒。气候反常和自然灾害导致了致病因素的孽生蔓延，饥荒降低了人体抵抗力，使疾病乘虚而入，加上灾年外出觅食人口的流动，卫生状况的恶化，最终导致瘟疫，尤其是鼠疫的流行。 百度“明末鼠疫”这样描述:“崇祯八年，在山西北部一个春季干旱荒野上的午后，一只因为体内鼠疫菌正在大量繁殖，而堵塞消化道无法吸血的跳蚤，跳上一只灰老鼠身上拼命的叮咬它，这时大量的鼠疫菌进入被叮咬的灰老鼠体内。于是鼠疫菌在这个身材比跳蚤大无数倍的新家更加快速的繁衍，十多个小时以后，灰老鼠开始出现高热症状，它的内脏开始溃烂出血。在灰老鼠死时，它体内的大量鼠疫菌开始转移到附件的其他老鼠身上，随后从一个老鼠家庭向另外的老鼠家庭传染。常年干旱食物减少，老鼠们身体虚弱，免疫力下降，很快整个地区，都布满了鼠疫菌。干旱缺水也导致了鼠疫菌以更快的速度繁殖。很快成群结队的带菌老鼠由于高热导致身体炎热难忍，它们到处寻找水源拼命的喝水。于是为了寻找水源，老鼠们集体出发，开始了向四面八方搬家的历程，在这个旅程中更多被感染的老鼠加入了搬家大军。50%的崇祯年份都是大旱，大旱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国民体质严重下降，卫生条件极度恶化。饥荒中慌不择食的人们开始偷吃老鼠藏在洞里的食物，吃成片死在路边的老鼠，横扫全国的鼠疫大爆发终于开始了。” 瘟疫的爆发 这场瘟疫大面积流行于崇祯八年（1633年），山西鼠疫开始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 崇祯十三年(1640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瘟疫，疫情很严重，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染病死亡之多，无法计数。《崇祯实录》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尽管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上述官方记载说明：当时的大瘟疫，势态极其严重，北京城死亡人数之多，竟达无人收尸的境地--“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这场鼠疫，发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 台湾的著名明史专家邱仲麟，于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与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一文中写道，当时在北京的守军，名义上有十来万，崇祯十六年大疫过后，少了一半。他引用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不过，明朝的军队向来腐败，驻京城部队吃空额的现象由来已久。也就是说，原来到了军队发饷的时候，还可以叫许多百姓来顶替领饷，比如，叫来许多小商贩或衙门班役来充场面，但现在百姓死的太多，连顶替点名的人手也凑不齐了！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地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到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到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这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比瘟疫更可怕的，是社会秩序的崩溃 中国古代灾荒疫病频发,历代都非常重视公共医疗事业的发展。明代是瘟疫多发期，且常与旱涝、霜雪、蝗灾等多种灾害并发，导致人口大量死亡和财政压力激增，给政府、社会和民众带来极大的威胁。明朝在全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仓储制度，在各府、州、县和一些重要的军事防御区遍设惠民药局、养济院、义冢，进一步完善报灾、勘灾、蠲免、赈济、养恤制度。明朝政府根据灾情的轻重缓急，分别采取一系列救助措施，包括医治患者、控制疫情、掩埋死者、安慰心理、养恤灾民等，多方筹措，应对自然和社会危机，尽其所能地减轻瘟疫造成的危害。 明代的公共医疗机构的设置，则沿袭宋元旧制。于洪武三年（1370）在南京、北京及各府、州、县均设惠民药局。《明史'职官志》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县设官医。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惠民药局是为平民诊病卖药的官方机构，掌管贮备药物、调制成药等事务，军民工匠贫病者均可在惠民药局求医问药。遇疫病流行，惠民药局有时也免费提供药物。洪武七年（1374），以前代例设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贫病无依者，工匠、军人及其它老弱残者，都是收养对象，院中有医官担任治疗。《明史·食货志》载：“初，太祖设养济院收无靠者，月给粮。设漏泽园葬贫民。”“养济院穷民各注籍，无籍者收养蜡烛、幡竿二寺。”所需物资由所在府、州、县按时供给。明末广东还出现了民办育婴所。据《广东通志》载：广东马应勋，字目明，建育婴所，存活婴孩无数。洪武三年，令全国各州、县设立义冢，掩埋遗骨。各州县奉令择宽闲地立义冢，凡贫穷无地可葬者，均可葬于其处，并禁水葬和火葬。天顺四年（1460），京师于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等门外，各置涌泽园一所，以收埋遗骨。 崇祯年间,面对严重的灾情，崇祯政府也曾试图进行救济。如崇祯十年三月，“以旱霾，谕清狱、发帑金八千，赈滦州、昌黎”。崇祯十三年，“闰正月癸末朔，命巡城御史煮粥赈饥，发帑八千金赈真定。”“谕户部：以永清、保定等处粮刍给畿南饥民，抵秋以偿。”“甲辰，发帑六千金赈山东。”“甲午，赈京城贫民各二百钱”。“丙午，免两河积逋。其灾甚者，缓征之。余免八年、九年十之三。”由此可见，明政府运用了粮食赈济、钱币赈济、减免赋税、号召民间自救等多种手段，希图将灾害危害减少到最小。崇祯帝甚至还用宗教的形式祈求灾荒的结束。尽管如此，这些措施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随着灾害的持续，国家的赈济能力和地方社会的自身调节能力都降到了最低点，民众在缺乏帮助的情况下逐渐走向死亡的边缘。 需要指出的是，明朝政府虽然赈济地方，但自始至终，明朝的征税机器一直在运转中。尽管遭遇了罕见的灾荒，民众仍被迫交纳赋税，更有之后的“三饷”，这对灾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当民众无以应对赋税征收时，要么冻馁而死，要么铤而走险，“盗贼蜂起”成为当时的普遍情况。而瘟疫的产生、扩散在很大程度上与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崇祯六年高平县发生的瘟疫与农民军的活动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先是壬申岁，流寇蹂境几二年，四乡居民避寇入城，僦屋而寓，至有异姓同居者。越岁，疫死甚众。”（顺治《高平县志》）此后瘟疫的爆发则与地方“盗贼蜂起”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成安县于崇祯十三年，“岁大祲。盗起乡村，抢掠无虚日。民入城，寺观皆满”（民国《成安县志》）。这种情况与高平县发生瘟疫前的情况极为相似。而《滑县志》记载：崇祯十三年，“秋大荒。乡民有身家者，多避居城内。乡民畏盗，多携资粮避居城内者数千人。房一楹，赁银数两。多有疾病而死者”，更是直接指出二者之间的关系。可见，由于战争的出现，乡村人口大量迁移到具有更优越防御体系的城市，人口的骤然增加无疑加重了城市的负担，原有的城市卫生防疫体系不堪重负，最终导致瘟疫的流行。崇祯十六年爆发的瘟疫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开来，就是与人员的频繁流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灾荒、战争、瘟疫三者之间并不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当政府的力量和社会本身的救济都无法对灾荒和瘟疫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之时，濒临死亡边缘的民众纷纷铤而走险，加入到“土寇“的行列。面临强大外敌入侵的明政府为维护统治只有派军队镇压，却又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来支付军饷，救荒赈灾的能力越发没有了，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因为政府力量的削弱，不能支付军饷，不能有效控制瘟疫，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一方面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却是或虚报人数、或公然劫掠、或哗变叛逃，或加入农民军。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最终无法收拾。但即使是如此乱世，瘟疫仍然有法控制。姑苏郎中吴又可不顾自己安危，深入到传染病流行区，进行医疗实践，通过对当时流行的传染病的详细研究，结合他自己丰富的治疗经验，并进行分析、总结，终于在祟祯15年(公元1642年)写成了我国第一部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专门著作《温疫论》。 百度“明末鼠疫”记载：崇祯十六年十月初的北京，一座恐怖的绝望之城，来了一个担任后补县佐虚职的福建人，他发现了鼠疫的治疗办法。他使用刺血法给病人治病。史载，福建一名医在京城用“刺血法”（放血疗法）治疗鼠疫有奇效，每天排队上门求诊者多达万人（由于鼠疫对部分特定人群具有极高致死率，能够坚持下来得到救治的患者都属于体质比较强的。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刺血法”的原理在于通过对人体穴位进行反射刺激，促使淋巴细胞短时间内激增，从而彻底摧毁潜藏的病毒释放源，说白了就是用极端方法“激活”人体的免疫机制）。每天来看病排队的患者多达万人。到崇祯16年的冬季，大雪纷扬，北京的老鼠差不多死光了，人口也死的差不多了，导致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再加上这位福建人的治疗，北京的鼠疫病情逐步得到扭转。 因此，对大明王朝来说，瘟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秩序的崩溃，可怕的是民心的丧失。 李自成来了,大明王朝灭了。然而,战乱并未停止，李自成入京前，瘟疫已大有好转。李自成入京后,人口激增,人员流动又频繁起来。追赃逐饷，与吴三桂、满清决战、那个福建人被杀了……战乱仍在继续，瘟疫焉能停止？李自成败了，满清入主中原，虽然他们比李自成还嗜杀,比李自成征税多,但贵族们的利益保住了，地主的地保住了，秩序逐渐安定了，瘟疫逐渐消失了。在南方，战乱仍在继续，战区往往也是疫区, 瘟疫仍在肆虐。不管后方死不死人，前方都照常杀人,每天都有大量的新病患,社会组织能力不能恢复，传染病就难以解决,大城市还能获得较多的救济,小地方以及农村，就确实没辙了,直到若干年后,国家统一,秩序安定。 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没来由”的瘟疫可能只是战争中的插曲,在记忆中称其为天灾，但这分明就是人祸。 其实，任何时代都不缺聪明人，总想着计算自己利益得失，人人都是聪明人。但社会并不是一个个螺丝钉搭起来的，社会是一个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有机体。 如果政府官员都能少想一些位子、面子，多想一些百姓的疾苦； 如果商人都能少想一点发国难财，多一些为国为民的情怀； 如果医学权威都能够少一点教条，多一些救死扶伤的魄力…… 如果民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即使瘟疫时有发生,又有何惧哉! 近期，新冠状病毒肺炎引起了全国人民的高度关注，关于疫情的新闻与解读也成为了长期话题，武汉的消息也随时牵动着国人的心。不过在今天这样的医疗条件和调度能力之下，这场肺炎的扩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扼制，患者治愈的消息也不时传来。大家对于传染病的高度紧张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有必要的，因为传染病在历史上曾经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人类也在和传染病不断较量的过程中付出了巨大代价，实在不能掉以轻心。武汉爆发的冠状病毒感染，是瘟疫再一次对人类发动了进攻，我们可能依然没有办法彻底战胜它。但幸运的是，在中国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和一个能调度全国资源应对的中央政府。 [参考文献] 1、宋正海等主编：《中国古代自然灾异动态分析》《中国古代自然灾异群发期》 2、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 3、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 4、沈一民《清南略考实》 5、邱仲麟《明代北京的瘟疫与帝国医疗体系的应变》 6、《崇祯实录》 7、《明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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