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渔洋的诗歌及赏析

〖诗歌创作〗　　从康熙初期到中期，虽然抗清武装斗争尚未停歇，但大势已定，清王朝笼络汉族文人的政策也逐渐产生了效果。尽管坚持反清立场的“遗民”们仍不能甘心于这种历史的巨变，但社会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适应这种变化而成为新一代诗坛领袖人物的是王士禛。王士禛的个性其实是非常敏感的，试看他的《慈仁寺秋夜怀旧》： 　　旅病萧条绣佛前，云山浓淡欲寒天。　　梦回却忆湖南寺，暮梵晨钟已十年。　　这诗读起来像是衰年的怀旧之作，而实际王士禛当时仅25岁。10年前他为了应童子试去济南（诗中“湖”指大明湖），此时他为了应廷试寓居北京，从少年到青年，10年的时光大抵流失在科举的道路上。在一般人看来，王士禛的经历真可谓少年得志，足可羡慕，而他却为10年时光的流失深感怅惘。这里面可能有时代的因素——对于清初参加科举的汉族文人而言，心中常会有苦涩滋味，但这种对自我失落的担忧和哀伤，这种对自我在现实中的无力的敏感，和晚明以来自我意识的觉醒有着历史的联系。只是作为一个接受了现实处境的诗人，他的敏感无法用尖锐的语言表达出来。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是王士禛的成名之作、顺治十四年秋他在济南参加一次名士聚会时所作《秋柳四首》（比前诗早一年）。此诗一出，大江南北遍为传诵，和者甚众，这表明它打动了许多文人的内心。下面录第一首：　　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　　他日差池春燕影，只今憔悴晚烟痕。　　愁生陌上黄骢曲，梦远江南乌夜村。　　莫听临风三弄笛，玉关哀怨总难论！　　诗咏济南大明湖畔的秋日衰柳，但一开始就牵连到“白下”即南京。南京不仅作为六朝故都而成为唐以后诗人们咏叹兴亡的传统对象，对于清初文人来说，它又是明王朝始建和覆灭（南明弘光朝的灭亡通常被视为明亡的标志）这两个特殊时期的首都，是旧日风华繁盛之地。在这首诗中，写出由“秋柳”所联想到的美的东西的消逝，和由此引起的深沉的幻灭感。但这种幻灭感，通过“陌上黄骢曲”、“江南乌夜村”之类典故的衬托，被处理成过去式的或谓历史的悲哀。而美丽的语汇和意象，流动的富于音乐感的节奏，又减少了这种幻灭感对人心的刺激，使之转化为优美的忧伤。当时同在济南的顾炎武也写过一首《赋得秋柳》，不管是唱和之作还是有意针对王士禛的《秋柳》而作，总之它表现了完全不同的情调，顾诗仅从末联“先皇玉座灵和殿，泪洒西风夕日斜”来看，就可以体会到一种现实的悲哀，对于他这一类文人来说，明清易代尚不能视之为过去了的历史。但王诗所表现的从历史的悲哀中挣脱出来的要求，无疑在社会上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所以它能传诵一时。到了康熙中期，这种心理愈加深入，像《桃花扇》一类作品，均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就艺术表现上的特点来说，王士禛的《秋柳四首》虽是咏物之作，却并不黏滞于“物”；虽关涉历史，却也并不粘滞于“史”。它所传达的，是诗人对历史变化与自然变化所产生的人生伤感，是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能在时光中驻留而注定要被毁灭的伤感。但这种伤感不是用尖锐和刺激性的语言显示出来，而是在美丽的意象与和婉的声韵中隐约地流动，可以感受却很难实指。这种艺术特点已经符合于他后来提出的诗歌理论主张——所谓“神韵说”。康熙初王士禛任官扬州时，曾编选唐人律绝为《神韵集》（已佚），为其标举“神韵说”之始。晚年他又编选了《唐贤三昧集》，再次表述了这一主张，其序文云：“严沧浪论诗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味在酸咸之外。’康熙戊辰春杪，归自京师，居于宸翰堂，日取开元、天宝诸公篇什读之，于二家之言，别有会心，录其尤隽永超诣者，自王右丞而下四十二人，为《唐贤三昧集》，厘为三卷。”　　王士禛对唐代诗人，不喜杜甫、白居易、罗隐等人，而偏爱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集中所选，也主要是这一路诗人的作品。从上引序文来看，“神韵说”主要要求诗歌应有高妙的意境和天然的韵致，富于言外之味。在其他地方，王士禛还多次提出诗歌应有清亮的音节，这也是构成“神韵”所不可少的因素。所谓“神韵说”并不只是重复司空图、严羽诸人的诗论，这里既包含了七子派对“格调”的讲求，也包含了公安派“性灵”的意味，杨绳武称“神韵得，而风格、才调、法律三者悉举诸此类”（《资政大夫经筵讲官刑部尚书王公神道碑铭》），即指明了这一点。但同样是结合七子与公安两派的特点来创作，吴伟业的诗尽管闪烁其词，他从现实中感受到的痛苦还是较强烈地在诗中表现出来，王士禛把它进一步淡化了。他的一些著名的绝句，完全通过景物来抒情，则更显得空渺。如《江上》： 　　萧条秋雨夕，苍茫楚江晦。　　时见一舟行，濛濛水云外。　　作者对此诗颇为自得，尝夸许为“一时伫兴之言，知味外味者，当自得之”（《香祖笔记》）。诗中的画面确实很美，也能够体会到某种孤独的情绪，但已近乎有无之间。此外，《晓雨复登燕子矶绝顶》中的“吴楚青苍分极浦，江山平远入新秋”，《再过露筋祠》中的“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等句，也都被评为体现“神韵”的神来之笔。王士禛既富才情，地位又高，他的“神韵说”提出之后，在诗坛风靡一时。但也有诗人对此表示反对，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士禛的甥婿赵执信。（摘自章培恒《中国古代文学史》第八编第一章第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