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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苹，是我心仪的济南先贤，他是明清济南诗派的杰出代表，清初济南本土上涌现的最为出类拔萃的诗人之一。几十年前，济南的前辈学者徐北文、李永祥诸位先生便敏感地意识到王苹于济南这座城市的重要且不朽的价值，因而，爬梳剔抉，迎难而上，多有研究成果，从而奠定了一定的学术基础。十年前，我早有从审美的视角入手，对王苹及其诗歌进行深入研究的想法。今读于琮书，也同时激发出我对于王苹诗歌一些新的思考。于是，也便促成了下面这篇文章的写作。感谢于琮，为你作序同时成为了启发灵感、成就写作的良好机缘。  书影：李永祥选注《王苹诗文选》，济南出版社2009年版
“历城秀才王苹，少年能诗，颇清拔绝俗。尝有'乱泉声里谁通屐，黄叶林间自著书’，'黄叶下时牛背晚，青山缺处酒人行’之句。苹师田中丞漪亭雯，而友吴征士天章雯。丙寅秋，寄诗于予，予偶以书寓张中丞南溟鹏，言苹之才，中丞特召见，引之客座，且赠金焉。苹之才，中丞之谊，皆尘中所少，故记之。”这是一段人们特别是王苹研究者颇为熟悉的文字，然而，其内涵却少人发掘并为人们忽视。这就是，王士禛所称道的，仅仅是王苹两首清新脱俗、颇有“神韵”意味的田园诗吗？不是的。老树、清渠、乱泉、黄叶、青草、菊花、秋雁……这是王苹二十四泉草堂的独特景致，由此可知，草堂环境极其幽雅静美，且绿树成荫，百鸟啁啾，亦因此诗，王苹获得王士禛所称“王黄叶”之美名，在诗坛名声大振。为了加深理解，我们再借助一番王苹散文对此的逼真描绘。其一：“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者。”（《王氏南园记》）其二：“园自文庄公后，数易其主，而泉流如故，涛喷珠跃，金霏碧驶……泉上老树巨石，离奇映带，水声禽语，幽幽应和。凡与吾耳目谋者，皆如子厚所记《钴鉧》《石渠》之胜焉。”（《二十四泉草堂图记》）其三：“及秋冬之际，落叶满门，泉声在侧，纸窗土锉，一灯荧荧，洛诵之声，每于屋隙达诸林表，不啻子瞻'时于此间，得少佳趣者’。”（《今雨书屋记》） 二十四泉之望水泉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用王苹的文字，乃在于，没有人能够如此逼真且诗意氤氲地写出王苹居家的美感与幸福感。这些文字，正与诗人“黄叶林间自著书”的诗句相互印证、相互照应，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何等风雅、何等飞扬的生命意气和人生状态。青青翠竹环抱，涓涓清泉长流，黄叶林间，诗人吟啸赋诗，著书立说，此不惟是王苹“敝庐”之无限乐趣也。人生在世，由于生存环境与价值观的不同，人们所选择的生存方式也就不同，西哲尼采认为，人生有三种基本的生存范式或曰生存样态，一是科学的，二是伦理的，三是审美的，而这其中最为高级的，则是审美人生。而“黄叶林间自著书”，无疑是王苹所选择的审美人生，是王苹最为向往的生存方式与价值理想。尤其是，在王士禛为其命名“王黄叶”的“神韵”诗学的提携与鼓舞之下，年轻的王苹更加踌躇满志。以清远之神韵风味，吟诗著书，讴歌田园，以达于诗作的传之后世与歌者的青史留名，这才是王苹审美人生的终极目标。 于琮《王苹诗歌研究》插图 杨鹁作
于琮《王苹诗歌研究》第一章《家世生平》，揭示了王苹文化自觉、文化视野的家世根源。由此可知，文化、诗歌，作为其强大的精神支撑，绝非偶然。还有，是他的恩师田雯的“诗学”理论，其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是“诗之大”——“读卜商毛诗序，知古今来文章之大莫善于诗。”（《古欢堂集·杂著卷一：论诗》）于诗人而言，则体现着对于诗的审美本质的理解与把握。据于琮统计，“在王苹的二百余首田园诗中，其直接提及陶渊明、或化用陶诗典故、意象、诗句的诗歌达百首之多。”关键在于，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祖”（钟嵘《诗品》）的陶渊明及其田园诗，以其任性求真、超然出世的自由吟唱，给予后世诗人极大启发与刺激，其要义有二，第一，乃是田园诗竟然可以如此之美。第二，陶诗体现着“经典永流传”，它开创了一条由讴歌田园而通向艺术、生命的不朽之路。而后者，无疑对诗人们有着更为巨大的影响力与感召力。 陶渊明画像
吴嘉纪（1618——1685），字宾贤，号野人。泰州布衣。著有《陋轩诗》。据王士禛《居易录》：“泰州布衣吴嘉纪，居东淘。苦吟不交当世。予见其为五言诗，清冷古澹，雪夜被酒，为其诗序，驰使三百里致之，嘉纪大喜过望，买舟至广陵谒谢。遂定交。” 谁知，吴野人来广陵后，遂与四方之士交游倡和，渐失本色，诗亦渐落。王士禛曾笑谓人曰：“一个冰冷的吴野人，被君辈弄作火热，可惜！”。（见《渔洋山人感旧集卷七吴嘉纪》）
书影：《渔洋山人感旧集》 其二：吴雯。王苹好友。王苹《题渔洋诗话卷尾二绝句》其一：充满着对于吴雯“竹隠”生活，特别是其诗作成就的向往。另外，王苹虽然生在清初，却无疑受到明末爱国的遗民诗人、学者的深刻影响。如顾炎武、如济南家乡的怀晋、张尔歧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经历了国破家亡、反清复明无望而徘徊失路、甚至生不如死的痛苦挣扎之后，转而以文化、艺术为依归，寻找一条远离并超越黑暗政治，又能充分体现个人价值的生存之路，致力于薪火相传的中华文化与艺术事业。如在清兵入关后“哭辞孔子庙”、隐居济南南部山区（（金+廣）音巩）村的怀晋，其后走出深山，在历城设馆授徒，研治易经，成就辉煌。王苹曾忆及自己年少时所见怀晋等人之卓卓风采：“裒衣大带，矩行规言，所至人皆让行避席，以为有盛世长者之风。”另，王苹所结交的天下朋友，如反清复明的爱国志士阮旻锡（即超全），明亡不仕、终身为布衣的杜首昌（字湘草）等，此类人物不少，他们来到济南，王苹以东道主身份，亲为接待，并充任导游。由此，似可以窥见王苹的政治倾向。然而，由于个性与各种社会原因，王苹却未能走上（或者说，未能完全走上）王士禛所指示的、自身也倾心的“神韵派”诗路。人生在世，生存是第一位的，人先要活下来，然后才有其他。这便是我们在王苹的诗歌里，多见“负米”“种菜”等字眼的原因。王苹一生坎坷不遇。从康熙二十二年，直至康熙四十一年顺天乡试中举，王苹历经六次乡试、二十个春秋，至四十四岁始得一第，其间为供养老母（王苹有生母顾氏、嫡母朱氏，均活到八十余岁。王苹之孝当世闻名）、家庭生计，所遭受的困苦窘迫与精神折磨，无法为外人道。而康熙四十五年他四十八岁，经两次会试中进士后，却又连年谋官无成，直至五十三岁谒选改官学职，得授天涯海角之登州成山卫教授，不惟“广文先生官独冷”，更因天高地远、无以奉母而辞官。 书影：王苹《二十四泉草堂集》（清稿本）
纵观王苹一生，他长年为生计奔波、挣扎，饥寒交迫，疾病缠身，无钱医治，少人理解，有时甚至万念俱灰，他不得已以多种方式谋生，包括设馆授徒、种菜务农等等，多以微薄的束脩维持生计。因而，他不能宁静、不能淡泊，甚至不能“黄叶林间自著书”了，为糊口计，他要四海奔波。这是其一。其二：坠入科考“陷阱”，难以自拔。王苹一生，隐逸之心与仕进之行并举。诚如于琮分析：王苹：“坚持科考仕进，其一是为养家糊口；其二是不负家族之托，父母之望。”“天生好静的他不止一次地心生归隐之意，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如此。”王苹有句：“小人有母庸称老，伧夫于诗妄欲传。”（《除夕二首》其二）“多病居山好，长贫说隐难。”（《百丈口即目》），正其进退维谷两难处境的真实写照。“一日看除目，终年损道心。”这是唐代诗人姚合《武功县中作》的诗句，其发人深省的精策作用足以穿越千年历史。除目：旧时除授任命官吏的文书。可那是断断不能看的呀！一旦寓目，你便终年不得平静。而科考，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统治者所利用的以名、权、利笼络、蛊惑士人的最大的“除目”。清代，皇权的专制，对于文化与诗歌领域的控制空前峻烈而残酷。统治者笼络与压制并举的文化政策，主要便是通过科举取士制度实现的。哀哉王苹，堕入其中多半生，早已是生命耗尽，诗之雅人风致亦大不如前。王苹在康熙四十六年丁亥所作的《蓼谷戌亥稿序》中称：“盖余学诗已三十二年矣，夙昔僻固狭陋，绝少倡和投赠之举，诗虽不工，去俗甚远。《公车集》则丙戌得第后，一切感知结友、登临道途之作皆再焉，诗以事迁，去俗始近。丁亥留滞京师，羁栖非所，仰遐弃之青云，睹挪榆之白日，凡有属作，辄奋笔为之，生于愤，成于激，其旨已非和平，故诗多而不工，去俗弥近……”他以“去俗”的远近来表达自己诗风的变化，“去俗”愈近，自然距离“神韵”愈远。是的，他发现自己离神韵、离王士禛，反而越来越远了！王苹在《读<南海集>感怀新城公三首》其三中吟唱道：
王士禛像 “剧怜贫贱身将老，苦爱渔樵愿亦违。”（《雪中十首》其一）因为经历、地位、特别是个性的不同，王苹终究成不了温柔敦厚、吐属清远的另一个王士禛，自然，也当不成隐居田园的陶渊明。诗歌，对王苹而言，不惟是一种艺术形式，它是王苹的生存方式，以此，有两点人生与艺术的原则，王苹始终恪守着。王苹尝在《张氏产芝记》：对好友黄文渊说：“吾辈营营碌碌，毕力制科，视翁何如？安得有地一区，若翁之水竹妍雅，以灌园奉母读书其中，终老不出乎？”王苹《丙寅生日》；“交绝自无钩党累，诗多甘作不详人。”清代文字狱尤甚,正直的文人大多提心吊胆，惨淡度日，一句“交绝自无钩党累”，不知蕴含着多少文士的苦难、恐惧与辛酸，然而，为了作诗，王苹却甘愿作“不祥之人”，这是王苹最后的底线，必须作诗，为作诗一切不顾。（未完待续。本序言篇幅较长，拟分四次发表。另，本文参阅、使用侯环《济南二十四泉文化研究》等论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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