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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人生中一些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这是一个处处充斥着“有用”思维的功利化时代，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首先考虑的就是有用与否，然而，我们却忘了去思考做这件事有趣与否。余生，愿你多花时间去做无用的事，找到人生多余的可能性，过上最有趣的生活。
明朝散文家张岱在其著作《陶庵梦忆》中写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句话的意思是：一个人若没有什么癖好，对万事万物都提不起兴趣，则其心中没有什么真情可言，不可与之交往。换言之，交友当择有趣者。真正的有趣不在于滑稽和搞笑，也不在于幽默和风趣，而在于愿意花时间在令人疲惫的生活中去做无用的事，读无用的书，结交无用的人，最后建立起自己热爱的生活。一天夜里，天降大雪，他半夜醒来，推开窗户，四望皎然，赏雪吟诗间，他突然忆起朋友戴逵。而戴逵，住在几十里外的剡县。翌日，抵达戴家后，王徽之没有敲门，而是转身对随从说：“我们回去吧。”诚然，他本来是一时兴起才来的，如今兴致没有了，当然应该回去，何必一定要见着戴逵呢？无论是“乘兴而行”彰显的那一份鲜衣怒马、快意人生的少年意气，还是“兴尽而返”蕴藏的那一份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淡定从容，亦或是“何必见戴”透露出的那一份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睿智聪慧，皆是有趣。在我看来，有趣就是愿意花时间去做无用的事，读无用的书，结交无用的人。在平淡光阴里活出无可比拟的滋味，在苍白岁月里过出独一无二的色彩，不必对汲汲钻营之事趋之若鹜，亦无须对种种无用之事避而远之，随意从容，随心而行，这才是有趣的真正涵义。
《庄子·人间世》有言：“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庄子强调：“山上的树木皆因其自身的用处而招致砍伐，油脂因其可燃而被烧掉。桂树因其皮可用于食用，而遭到砍伐；树漆因为可以派上用场，所以遭受刀斧割裂”。在他看来，人们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不懂得无用的更大用处。在生活中，摒弃“有用”思维，不计较得失与成败，以无用的态度随心而行，在时光的沉淀下，就会与意料之外的惊喜不期而遇。号称“凡所应玩，无所不玩”的王世襄先生，生于名门，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少年时驯狗、耍鹰、捉兔、养虫；成年后则潜心于书画、金石、雕塑、建筑、乐器、竹刻等。但他由“玩”成“学”，让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不经意间“玩”出了一片新天地，最终器以载道、著作等身，卓然而成一代大家。2003年，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成为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约翰王子赞他：“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白岩松在《白说》一书中写道：“人生只要拥有很多趣味，听音乐、喝茶、美食、收藏、阅读、喝酒、有好朋友聊天……前路平坦或坎坷，就都没太大关系。可人生如果干巴巴地没有趣味，将来的路让人担心。”人生在世，无论少了什么，也不能少了这份“趣味”——即使这趣味在目前看来毫无用处。当然了，谁不想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是，月下赏花，兴来饮酒，闲看庭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虽无用，却可自得一番人生趣味。读一些无用的书，做一些无用的事，花一些无用的时间，如王世襄先生一般，心中趣味不为有用无用所左右，人生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越行越远，最后欣遇自己的诗和远方。
的确如此，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无趣的人不仅自己活得没意思，而且会让周围的人对他避而远之。有趣的人，不以有无用处为行事的标准，其内心自有一份行无用之事的淡定与泰然，并且因此活得随心随性，过得有趣有味，如钱钟书先生。据说钱钟书先生养了一只可爱的猫，但是总是被邻居林徽因养的大猫欺负。钱钟书先生受不了自家猫一直被打，于是专门找了根竹竿放在自家门口边上。不管多冷的天，只要听见猫儿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拿着根长竹竿，跑到院子里帮着自家猫咪打架。正如一些人说的那样，一个人顶级的魅力，不是帅到爆棚的颜值和超高的能力，也不是悲悯的情怀和菩萨一般的心肠，而是有趣，是和他在一起时特别快乐放松，分开之后又特别地想念，这才是一个人的顶级魅力。众婢或答“都是文章”，或答“都是识见”，全是逢迎拍马的话。不合时宜即无用，但无用并不代表无趣。相反，做无用的事，才能过上最有趣的生活。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首先自己要变得有趣。只有自己变得有趣了，才能欣遇深长岁月里那些皎皎动人的风景和美好。
未来可贵，听几场无用之雨、赏几朵无用之花、读几本无用之书、结交几个无用之朋友，以赤子之心游走于兴趣盎然之中，不以有用为衡量坚持与否的准绳与原则，不以无用而不为，做一个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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