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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豪赌!竟然在戏曲舞台上玩说唱,这个“第一女小生”也太敢了!

 明日大雪飘 2019-09-16
台上越剧女小生,台下文化公司董事长,她用20年保全了一个地方剧种的鲜活生命。

     |口述:茅威涛

本刊记者:许晓迪

从学戏那一天开始,茅威涛的手中总有一把折扇。

白衬衫,牛仔裤,她走进屋里,扇子合拢,攥在右手,手肘那里,贴了一块胶布。

“前两天签名,签得太多,搞成工伤了。”茅威涛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上海书展上,《回到唱电台·返场——茅威涛从艺四十周年特辑》的签售现场,只10分钟,首发的200套专辑就被观众们抢购一空。大批“猫咪”(茅威涛粉丝昵称)们举着手幅,把茅威涛围在中间。

一场豪赌,

押上的是她的艺术声誉

上世纪80年代,越剧《五女拜寿》红遍中国。茅威涛饰演的“大龙套”邹士龙,一袭蓝衣,在漫天飞雪中翩翩出场,一句尹派唱腔“请姑娘放心喝下这暖肚汤”,俘获无数戏迷的心。她和何赛飞、董柯娣、何英、方雪雯,被称为“小百花”的“五朵金花”。

上世纪90年代,茅威涛是备受宠爱的“第一女小生”。《陆游与唐琬》里,她是诗人陆游,报国无门,错失爱侣,令人悲怆怅然。《西厢记》里,她是情种张珙,相比京剧中痴傻疯魔的张生,演绎了一个儒雅风流又硬气刚烈的“风欠酸丁”。

当时,越剧开始走下坡路,“小百花”每年有一两百场演出,几乎70%—80%都在农村。很多演员纷纷离开舞台,唯有茅威涛,像一个未出嫁的老姑娘,守着风雨飘摇的老宅子。为此,她不得不像张生那样,为心中所爱,奋力越过社会和艺术的高墙。

她试图摒弃“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的传统,让作品呈现更多的现代意识和哲学思考。于是,《孔乙己》里,她剔去满头青丝,演一个耸肩歪颈又微微驼背的穷书生,在咸亨酒店落寞地端起一杯浊酒;在《江南好人》里,她身穿绿罗裙,手持水烟,踩着绣花鞋,舞台上则是现代舞、爵士鼓和说唱RAP;《寇流兰与杜丽娘》将莎士比亚的《大将军寇流兰》与汤显祖的《牡丹亭》置于同一舞台,她一人分饰两角,既是勇武的罗马将军寇流兰,又是儒雅的中国书生柳梦梅……

与丈夫、导演郭小男的这一系列创作,将茅威涛推向争议的风口浪尖。她称自己是“现代的堂吉诃德”,“举着扇子冲锋陷阵”。戏曲评论家傅瑾形容她的创新,不亚于“一场豪赌”,“她是在赌越剧的当代影响和历史发展,而押上的赌注,是她的艺术声誉”。

去年,茅威涛离开“小百花”,出任百越文化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小百花越剧场的整体运营。剧场在杭州保俶山下,黄龙洞旁。为这一天,茅威涛等了18年。这些年来,拆迁、经费、设计、施工,她跑上跑下,为拉投资,几乎从不饮酒的她可以连干几杯白酒。人们常常说起这个故事:为批下剧场的地皮,怀孕6个月的茅威涛冒着大雨,直接去了省长办公室,陈述半天,终于要了下来……

如今,剧场终于要开门迎客了。茅威涛在微博里写道:蝶在匣中待时飞。

100多年前,老一辈越剧人从绍兴嵊州的田间,来到繁华的海派都市,将越剧革新为上海滩上最摩登的剧种。而对茅威涛来说,如今早已不是那个观众通宵买票看《五女拜寿》的红火时代,她要探索的,无疑是一条更为艰难的“蝶变”之路。

1984年电影《五女拜寿》中的茅威涛(右)和何赛飞。

无论如何,这个刚刚度过57岁生日的女小生是幸运的。在一个戏曲环境越发落寞局促的时代,她活成了最闪耀的“角儿”,以自己20年的突围、变法,最大限度地保全了一个地方剧种的话题度与鲜活性。

以下为茅威涛的口述:

耗尽了生命在演

从艺40年,我一共出了三张碟,1986年一次,1996年一次,2019年一次。96年到现在,隔了23年,有点久,观众们也没有“翘首以待”,大概是对我“绝望”了。我总是悲凉地看到戏曲唱片在音像店的角落里蒙尘,所以宁可不出,也不愿意自己的作品这样被冷落。

这套唱片整整做了11年。2015年,甲状腺要做手术,手术部位离声带很近,我想万一上不了台呢?就把声音留下来,于是天天加紧录,那时完成了大概2/3。2016年,因格林巴利综合征,声带出现麻痹症状,不能演出,录音工作又不得不停下来,直到今年春节,才又开始。

封面的照片,是我1994年做专场时拍的,当时起了名字,叫“长发男儿”,如今男儿长发不稀奇,所以就换成了《返场》——从未离开,今又登台。

我们这一代人,说来有点可怜,少年时代看的文学作品,都是样板戏式的高大全人物。有一本书叫《艳阳天》,里头有一处,讲到村书记和团支部书记,一男一女,在田埂上散步,感觉有一点暧昧。图书馆里,这本书那里都被翻黑了,可见那时来自文学艺术的滋养多么贫瘠。

突然之间,过去被打成“四旧”的那些戏曲片一下子全放出来了,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好看的东西!我就是因为迷上《红楼梦》,决定干越剧这一行的。

学戏那会儿特别刻苦。我可以发神经似的穿着靴子不脱下来,就为了适应那双靴子,连吃饭去食堂都穿着。为了勒头不再呕吐、恶心,我就勒着头睡觉,第二天起来,脸都是肿的。

每次演戏,也真是耗尽了生命在演。演陆游,是最动心动肺的一个戏。唱“茫茫情天难补恨”时,陆游背着身,仰着头,捶胸顿足。每次到这里,音比较高,往脑区一冲,好几次眩晕,得马上扶着桌子。

上世纪90年代,老版《陆游与唐琬》演出,演到3年后陆游与唐琬在沈园重逢。当时唐琬已嫁给赵士程,让丫头送来一杯酒,陆游一气之下用袖子拂掉了。当他知道唐琬另嫁他人,是为了不让自己两难,又重新捡起了杯子。

通常我捧着杯子,几秒就要起身,那天就蹲在那里,30秒不起来,一分钟不起来。我那时心脏不太好,后台赶快准备速效救心丸。结果我起来了,继续演下去。下台后,杨(小青)老师问我,你怎么回事?我说突然之间走神了,捧着杯子想,陆游,只有我懂你,然后就哭得不能自已。

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等到2003年重排时,陆、唐两人在沈园重逢,我看着陈辉玲老师(唐琬的扮演者),她把头发梳起来,突然间就像那个雍容的中年唐琬了。以前,我们都像小孩子扮大人。当时就觉得,辉玲也老了,眼泪“哗”就下来了。下台后,陈辉玲说,你今天怎么了?我说看你老了,有点难受。

小百花的鲜艳度

1994年个人专场之后,我像一头困兽,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办,《西厢记》之后再排一个《东厢记》,还是《陆游与唐琬》之后再排一个《焦仲卿与刘兰芝》?我不满足,我不愿意做复印机。

演戏40年,我有两个挣扎期。一个是1998年的《孔乙己》,要改变形体,扭曲自己,“以丑为美”。我把孔乙己归入戏曲里的穷书生一行,没想到导演说,穷书生还不够,还得再扭曲,得有那种酸腐劲,脖子梗啊梗的。我就抗拒,说颈椎有毛病,梗不过去,其实是心里过不去。后来突然悟到,如果走过这一步,我的表演就解放了。

第二个是2014年的《江南好人》,第一次演女的,真是掉了一身肉,从脚掌开始长茧,因为我们小生重心在后跟,花旦则是踮起脚来。后来我想,梅兰芳、张国荣都可以扮女人,我作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为什么不行?我看关于柳如是的书,看梅艳芳的《胭脂扣》,在云门舞集和杨丽萍的舞蹈中找灵感,做任何动作权当是一个男人在学花旦,一瞬间就跨过去了。

在2014年的《江南好人》里,茅威涛“恢复女儿身”,同时扮演隋达与沈黛一男一女两个角色。

王国维对戏曲有一句诠释,“以歌舞说故事”。今天的歌和舞,跟当年肯定不一样。2006年新版《梁祝》里,山伯死去后,英台哭坟,两把扇子在草桥上升腾起来,像蝴蝶拔地而起。这就是“化蝶”,不再是老版《梁祝》里穿着拟人化的蝴蝶装舞蹈——这个形式过于“农耕时代”了。今天都到互联网时代了,你再用那种审美,肯定不能满足当代观众的需求。

越剧的未来是什么?真的不知道。变革是必定的,不变的话,它真的有可能会消失,最后成为“秦砖汉瓦”式的博物馆艺术。我相信,最古老、最传统的东西,也可以成为最现代、最时尚的东西。我们今天看《哪吒之魔童降世》,就一句话,“我是谁,我自己说了算”,直戳今天观众“寻找自我”的一颗心。

“小百花”也要始终保持它的“鲜艳度”,小百花越剧场的开幕大戏《三笑》正在排练中,演员基本都是80后、90后。这些年,姑娘们越来越全能了,学现代的爵士舞、踢踏舞,学朝鲜的长鼓舞,学台湾云门舞集的太极舞。我也参与,只当练功,艺不压身。

去年,百越文创送一批越剧青年演员到韩国培训了一个月,拍了两支MV,一个用《梁祝》故事新编了一首流行音乐,另一个是音乐剧的形式,像日本的宝冢一样,女演员扮演男孩子,穿着皮夹克,戴着墨镜,很酷炫。

少女们爱看我“撩妹”

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宝冢。它是一个全女子剧团,大部分观众也是女性。这和我们越剧很像,都有女扮男装。

因为演小生,我心里住着一个少年。如果有一天,我站在台上不再玉树临风了,那我肯定退下舞台,绝对不能让一个臃肿的女人站在那里扮男人。

年轻粉丝们喜欢看我“撩妹”,这就是女小生的魅力。我总会把男人身上最美好的那一部分演绎出来,就算有点小风流,也风流得不出格,不踩红线。

今年元旦,我们在嵊州演《山河恋》,根据大仲马的《三剑客》改编,我演那个比较风流的火枪手“申息”。那段时间,正好看了韩国演员玄彬的《猖獗》,他演一个古代王子,表面吊儿郎当,花花公子一样,其实满怀对父亲和百姓的爱。看完这个片子,演戏就有了感觉,我和同伴们说,最近有点玄彬上身,她们说,你简直了,撩得可以。

我这个人,到现在依然充满好奇心,愿意了解、挑战不同的事物。我和演员们说,你们要先做一个文艺青年,再做一个戏曲演员。做文艺青年,就是要接通当下的时尚文化和艺术理念,不甘于循规蹈矩,落入陈旧的框框里,得敢于想象,敢于创新,敢于冒险。

我们隔壁就是中国美院的象山校区,那里搞了一个艺术公社。我批评小演员们,骑个自行车,10分钟就过去了,为什么不去看一看?我们那个时候,南山路的校区,只要有画展,我必光顾。

现在的演员,比我们当年全能多了,但缺乏一种表演的综合素养。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说,怎么舞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为何而舞。技巧不是纯粹为了耍技巧,高级的表演到最后是看不出痕迹的。

这需要文化和阅历的支撑。我们回头去看前辈,袁雪芬、尹桂芳先生,她们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听着外国歌剧,看着好莱坞电影,接触的是鲁迅、田汉这些人,心里想的是如何改编《魂断蓝桥》,如何把《祥林嫂》搬上越剧舞台。那一代人,不进步都不行。

2014年,小百花30周年团庆,全团回到越剧的发源地——浙江省嵊州市甘霖镇东王村祭祖。任何东西都要追根溯源,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根脉在哪里,不要辜负大江南这块土地给予我们的滋养。

我常说自己经历了三个阶段,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西方的东西那么现代、那么好看,而我们的传统那么弱、那么落伍。

“看山还是山”差不多从排《江南好人》开始,尤其是2016年的《寇流兰与杜丽娘》。我们在英国演出后,有媒体评价,“400年终于打了一个平手”。莎士比亚在文艺复兴时期,写出了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汤显祖埋首书斋,写的是小情小爱。但我觉得两者旗鼓相当——小情小爱也有哲理,纷繁思想也有感染力。只有放到世界戏剧的语境中,才能看出我们的个性与风格。

拥有一个越剧剧场,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寇流兰与杜丽娘》在北京演出时,濮存昕老师也来看了,问我累不累。我说老了,演不动了。他说没有啊,看你挺气定神闲的。我说,那是靠着一口气。

到我们这个年纪,唱戏不拼体力,拼的就是一口气。专辑里有一首《浪荡子·叹钟点》。整段唱词有5个钟点,我整整录了8个小时,到最后拿围巾扎在腰上,就靠一口气顶着,唱完,两个腰子都疼了。

这张专辑,传统尹派唱腔有16首。我沉浸在这些旋律里,它们给我巨大的能量。太先生尹桂芳的贾宝玉,我反反复复地听,那段1962年的《金玉良缘》录音,跟我同庚。录制时,我做了很多研究,尽可能把太先生的韵味保留下来。尹小芳老师有一段《珍珠塔·前见姑》,观众不是很熟悉,我这次专门把这段翻出来唱,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

羡慕那个时代的演员,白天唱电台,晚上在戏园子里唱戏,那是一种很纯粹的生活。像我多痛苦,身份永远是分裂的,一会儿当艺术家,一会儿当管理者。

我当了18年团长,又当了一年多董事长,20年来,从影视的冲击到互联网的席卷,越剧市场一直举步维艰。有段时间,我干什么都泄气,找不到突围的方法。

一次去台湾的演出改变了我。那是2009年,我们在中台禅寺捐资办的中学里演《梁祝》。演出前,几百个居士在那里摆椅子,5000把,干干净净,纵横整齐。结束后,最多半小时,5000张椅子没有了,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我肃然起敬,暮鼓晨钟、青灯黄卷并不是遁世,而是一种放下的大积极。

我属虎,狮子座,B型血,下决心做一件事,九头牛都拉不回。但我现在学会了放下。以前睡觉要吃安眠药,现在碰到枕头就着。一切求其上,得其中,就可以了。

从当团长开始,我就明白,越剧的出路就是搞驻场。伦敦西区,百老汇,日本的四季、宝冢,韩国大学路,都是驻场演出。所以我坚持要那一块地,盖一个剧场。

上世纪30年代,齐如山和梅兰芳通信,说我们想做的三件事,只实现了一件“世界巡演”,另外两件,剧场也没有,学校也没有。1947年,“越剧十姐妹”义演《山河恋》募集资金,为的就是盖一个剧场,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拥有一个越剧剧场,是一代代越剧人的梦想,不是我茅威涛一个人的事情。

在小百花越剧场里,我们有一个大剧场演出越剧,一个经典剧场用来展现各大剧种的名剧名段,还有一个黑匣子,搞一些孵化实验。我这两天就有一个好玩的创意,想排一部《厨房里的娜拉》,讲一个主妇整天在家里做饭洗碗,有天突然觉醒,离家出走,这不就是当代的《玩偶之家》?郭导挖苦我,说吧,你还有什么想法?再排个《厕所里的戈多》,或者《分垃圾的三姐妹》?

我还特别想演一回李渔,《闲情偶记》的作者,清代戏剧理论家。在浙江兰溪,他有一座芥子园,在里面写戏、教戏、学戏、唱戏、看戏。小百花越剧场,就是我心中的芥子园。

我要用李渔的一生,昭示自己的内心。演完了,我就可以离开舞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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