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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振玉（1866-1940） 编者按 罗振玉是近代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学术领域甚为广博，并且表现出以新的概念部勒整理旧学的现代学术意识。谷卿博士通过罗振玉的金石题跋及相关文献的细致解读，探析罗振玉发明的“古器物学”概念的内涵，以及其中所体现的学术理路和考古理想，并将其置于学术史的视野中加以评骘。本文原刊《中国书法》2019年第9期，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罗振玉的金石题跋及其考古理想 谷卿 作为近代学术新旧转向节点上的人物，罗振玉和他提倡的“古器物学”面临着不小的尴尬：基于对传统金石学涉及范围过于有限的不满，罗振玉发明“古器物学”一目，希望包纳更多研治对象，虽然他煞有介事地提出要对传世和出土古器物及其铭刻作分类研究与通释，亦不欲令其再为经学之附庸，但在实践上仍然依循以往金石家的路径进行考证训解；至于在罗振玉学术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石经研究，本来置于金石学语境并无不妥，一放入“古器物学”中则立显不伦，如此也可看出，“古器物学”看似是一个更为开放的概念，实质上却使传统金石学中的很多“模糊地带”与成分被排除在外，罗振玉所言“古器物能包括金石学，金石学固不能包括古器物”[1]，亦难成立[2]。因此后来可见的事实便是，“古器物学”尚未获得普泛的接受和认同，很快即被来自西方、更为“现代”的考古学取代。 晚清以降，时势丕变，学术发展也随之转易，罗振玉之所以提出多少有些中体西用意味的“古器物学”，本是忧心金石学将衰的意欲振起之举。一九一八年春，蔡元培邀请罗振玉到北京大学任教，后者虽致信婉拒，但随即写成一篇《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他心目中“古器物学”的基本内涵，同时提出建立学科的希望，亦表示愿助北大“举而行之”。[3]罗振玉在文中将“古器之类别”大致分为十五目，分别是“礼器”“乐器”“车器马饰”“古兵”“度量衡诸器”“泉币”“符契玺印”“服御诸器”“明器”“古玉”“古匋”“瓦当专甓”“古器橅范”“图画刻石”“梵像”等[4]。强调“古器物”的物质形态属性，同时分类列举述说，或许更能唤起人们的理性意识和客观态度，也使罗振玉希望之后推动的古物保护和展览陈列看上去更易有所措手。 纵观罗振玉的整个学术生涯，“古器物学”在其中甚至显得有些龃龉，《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成文后，他也并未再就丰富“古器物学”的内涵和学科体系而努力，“古器物”在后来仅仅成为一个被经常提及的词语。可以说，罗振玉或欲对传统金石学加以改良和革新而未遂，“宣言”似已提出，实践却未紧随其后，是故若要析论他的学术成就，可由“古器物”入手，却不可囿于“古器物”，仍当置于意义边界更为宽松的金石学语境（以“古物”与“古刻”为基础）中考量。本文所要进行的讨论，即以罗振玉的金石题跋和相关文字为中心，探述其中蕴含的研究方法、目的与考古理想[5]，兼说此类古物与古刻之益。 裨六书 清人研究《说文解字》与六书的成果极其丰硕，王夫之于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二）编成《说文广义》，可谓先声，他在该著《发例》中即已申明，考质文字形义，是为了更好地研治十三经、诸子和《史记》《汉书》等经史典籍，发明义理，离不开对文字音、形、义的准确把握和阐释，而其方法和标准是：“奉六书为宗主，以广《说文》之义，诸不见《说文》者不及之”[6]。由此后的研究史可以看到，“先声”成为了一种“基调”：虽然清人在文字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但他们大多却有着共同的疏失和不足，即往往过分夸大适用于小篆的六书的解释功能，对《说文》的说解执信不疑，因而导致难以突破一些认识上的局限，在这一点上相比宋人甚至有所倒退。 《说文古籀疏证》的成书，或已表明《说文》和六书的解释力开始受到怀疑，庄述祖在这部著作的序言里，从总体方面肯定了《说文》“无虚造之妄”，但表示其“有转写之讹”，因为古籀亡佚、大篆残缺，故汉人“舍小篆无可征信”，由此造成的错谬，就要“分析偏旁，以篆文为主，古籀从之，或有古籀为部首者，亦必篆文所从之”，“即许氏偏旁条例正以古籀”。[7]庄述祖生活的时代，金文研究已经相当兴盛，他在序中特意提到的“商周彝器”，正是他重新校正《说文》的知识来源。庄氏之后，真正开始反思和纠正清人过分崇信《说文》这一不足的，是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他利用收集到的先秦古文资料，不仅对《说文》的阙误加以纠补，更从全新的角度分析文字构形，提出很多正见。吴大澂订补《说文》，声称自己“不乖许氏遵修旧文之意”[8]，事实上他对“旧文”也确实做到了最大限度的“遵”“修”和利用，除增补及正确释读大量的钟鼎文字之外，《说文古籀补》还收录古币、古玺印和古陶器文近五百字，那些在六书中无所归属甚至超逸其外的古籀文字，大大丰富了人们的认知。 罗振玉对吴大澂的学问深为钦佩，他称赞后者“于古文所诣甚深，天资超绝”，而有清一代“古金文之学”的中兴，正有赖于吴氏。[9]罗振玉将视野从钟鼎彝器扩大到种类更多的古物与古刻，正与吴大澂“集古”而考古的路径契合，两者所不同者仅在于，罗振玉晚生数十年，有机会看到更多的新出文物如殷墟甲骨等等，以此为材料研考古文，自有超迈前贤的原因。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集录甲骨文字的开创之作《铁云藏龟》编成，罗振玉为该书撰序时说： 金石之学自本朝而极盛，咸同以降，山川所出瓌宝日益众，如古匋器、古金钣、古泥封之类，为从来考古家所未见。至光绪己亥而古龟古骨迺出焉，此物唐宋以来载籍之所未道，不仅其文字有裨六书，且可考证经史。[10] 因时代之限，《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无缘捧读甲骨契文，故在解读一些古文初形及其源流时未中肯綮，从这个角度来说，甲骨自然是“有裨六书”的，钟鼎彝器也是如此，其上镂铸的铭文往往能够订补《说文》之阙，讨论文字的形义也成为罗振玉金石题跋最主要的内容。 罗振玉题跋苏卫妃鼎拓本 一九三一年，《澄秋馆吉金图》在北平印出，书前有罗振玉序，该著系陈宝琛为其父藏器所编拓本图录，内有不少罗氏题跋，文字考证之属多对许说加以订正，如跋苏卫妃鼎云：“《说文解字》妃，匹也，从女己声。又别出妀字，曰女字也，从女己声。案妀与妃为一字，不以己之在左在右而异。此鼎称苏卫妃，妃为苏姓，苏冶妊鼎云‘作虢妃鱼母媵’，字作妃，此鼎左书作妀，而虢文公鼎、苏甫人匜均作妃，是己之在左在右并无分别，许书当去妀存妃。”罗振玉过目彝器甚多，且博闻强识，故往往能由此物及彼物，由一器及多器，相互联系和发明，此跋即从苏卫妃鼎中的“苏”字联想到苏冶妊鼎和苏甫人匜中的“苏”字，从苏卫妃鼎中的“妃”字联想到苏冶妊鼎、虢文公鼎和苏甫人匜中的“妃”字，合而察之，借以说明妀与妃并非两字，而是同字异书（金文中的反书）的现象。其跋史颂匜也是如此：“匜从金，亦见陈匜。”陈匜当即陈介祺所藏陈子匜，铭文中匜字不仅从金，其下尚有皿字，由史颂匜中匜字的特殊写法，立刻想到匜字写法同样特殊的陈匜，可见罗振玉对文字的敏感和对器物的熟稔。 罗振玉金石题跋中这种善于融汇的特点，更由以“金”关联“石”和“甲骨”的考证方法体现出来，如跋聋鼎：“此鼎四字，曰‘聋作宝器’……惟龙之从巳则尚存于碑版中。《北齐道兴造象记》聋作□，上从，正与此合。又《汉周憬功勋铭》龚作，《柳书玄秘塔铭》袭作□,皆后世所谓别体俗作，不知其为古文之仅存者也。往者予尝谓古文时存于隶楷中，而孰知世所诋为六朝鄙别字者，其中亦间存古文耶”[11]，又跋白尊：“字前人多释尨，正始石经蔡字作，与相似，疑即蔡字”，均是将铜器铭文与碑版石刻书体相互比较，由此推论；另如跋般父己爵：“从舟从攴，即般游之般。殷虚文字般作，此则移舟于下耳”，则是引甲骨契文与金文校验构形变化，以证同字异构的考证实例。罗振玉总结自己研究甲骨文的方法是“由许书以溯金文，由金文以窥书契”，故能“穷其蕃变，渐得指归”[12]，至于这些考释金文的题跋，则上援甲骨，下引石刻，使之共置于由《说文》建基的文字学链条之上，索隐探赜而得触类旁通。 罗振玉曾为宝熙题跋内府旧藏竞彝拓本一纸，书于自制天兴宝会泉纹笺上，所论亦能裨补《说文》旧义：“《说文解字·誩部》：‘竞，强语也，从誩，二人。’段注谓语相争。宗周钟作，与《说文》同，或从誩省。殷虚卜辞作。竞敦盖器竞字凡四见，一作，其三皆作。日本住友氏藏竞卣，器文作，盖文作，并从誩省。其首画作一者，象两人之言交互触迕之形。今篆析一为--，人各为言，谊不如古文之周密矣。殷虚文友字作，以二联合二人之手，以示两人相佐助之谊，与此正同一例也。”罗振玉认为，相比后世的小篆，古文构字之法更为形象，也更易会意，幸赖甲骨鼎彝以传字形，可以补充《说文》释义的不足，竞彝之“竞”就是一个绝佳例证。
竞彝跋 竞彝拓本 应当注意到的是，罗振玉使用金文一直持审慎的态度，他在为同簋题跋时指出，该簋铭文中的“对”讹作，又列举王子申簠等数器中八个随意变化增损的别字，以提示研究者“金文别字极多，与后世碑板同，不可尽据为典要”[13]。罗振玉一贯注意审辨金石别字，早年间即为其兄罗振鋆遗著《碑别字》作增订，谓之为“小学之支流，校勘家之秘笈”[14]。研考前人未尝寓目的古物，据其文字裨补《说文》和六书，尤能执其正解，不为别字误导而发不经之论，恰可见罗振玉学问的正大醇厚。 考名物 中国古代的知识世界一向有“博物”理想和崇拜。《大学》明确申说“格物”的重要性，孔子谈《诗经》有“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益处，其间隐含了学者对于“物”的求知之欲。宋代金石学兴起，事实上体现出“博物”由“趣味”“爱好”到“学术”的一种转向，但清代的学者过于关注文字，反而对文字的承载者“物”未施应有之注目，这就是罗振玉感叹的，“考古礼器百物制度，盖肇于天水之世，至国朝一变而为彝器款识之学，专力于三古文字，不复措意于器物制度，其涂径转隘于宋人”[15]，而其提倡“古器物学”，正要强调知识和物质的密切关系，罗振玉希望人们认识到：即使铭刻文字可以从器物上剥离而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有关其名称、形制、功能的辨析则仍需通过对器物本身的考察而完成。 一般认为，名物学和博物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因名证物，后者据物考名，从知识生成的角度来看，名物学诞生于训释《诗经》和“三礼”的过程之中，长久以来服务于解经，但广义上的名物研究并不拘于训诂学一隅[16]，而是作为考证学存在，目的在于知解器物的名、形、用之本初状态和历史流变，及其所承载之制度如何。罗振玉在《古器物识小录》序言中述及的“名物之学”，即已突破狭义藩篱：“我朝国家承平垂三百年，古器日出，故名物之学超越前代。然乾嘉诸儒大抵偏重文字，古器物无文字者，多不复注意。予恒以为憾。”[17]面对不断新出和新见的古代器物，罗振玉提醒学者要关注它们作为物质的本体属性，不该止步于文字考证而已。 多年的鉴藏经历和实践让罗振玉认识到，传世乐器相比礼器要少得多，而今人所能见到包括新出土者在内的乐器，也比古人多得多，因此，对于乐器制式及相关用乐制度的研究，都应当根据新见的器物重新开展。在前引《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中，罗振玉提到钟镈的“旋虫之制”，“程易畴先生以意为图”，实是因为“前人不及见”[18]，程本人亦“不知人间尚传其物也”[19]。按程易畴先生即清人程瑶田，所撰《乐器三事能言》详述钟钲之制，并绘图对钟之衡、旋、斡、篆、枚、隧等部加以说明，他认为“旋虫谓之干”的“干”当是“斡”字，“当所以制旋者”[20]，又引《说文》《急就篇》注及《天问》戴震注证之，实则稍嫌牵强。不过，程瑶田因为精研三礼，熟悉声律象数、制度名物，在古乐器和乐制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和声名，关心乐器之制的罗振玉对此当然不能忽视，在述及自藏的汉四时嘉至磬时，他就多次提到程氏之说： 汉四时嘉至断磬，则与程氏《通艺录》所考略同，若箜篌、羯鼓、筚篥、阮咸及乐舞之面具（今山东出土铜面具一，已归海外，未见第二品也），并存其式于海东。佥当模拟，以存古制。[21] 这是在《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里简要言及，当专为该磬题跋时，罗振玉写道： 罗振玉题跋四时嘉至磬拓本 一九一七年，罗振玉亲拓四时嘉至磬一纸，复加题跋，跋文前半部分内容与上引文字基本相同，后半稍异： 程易畴先生《磬折小记》定磬为直悬，订前儒衡悬之讹，其说至精。今以此磬证之，下鼓虽失而悬穿尚存，确为直悬，可为程说之确证。虽程氏所言设悬之处与此磬微异，又倨句之（处）度亦微差，然其精思卓识，远迈前古，令人叹服。又此磬作于西京，尚是直悬，而东汉之末，诸儒已不能明其制，知新莽之乱，文物荡尽矣，远想为之慨叹。 程瑶田《通艺录》收录所撰《磬氏为磬图说》及《磬折古义》，以图文考论磬制，为《考工记》中所言“矩”和“倨句”作定量分析，认为磬为直悬而非衡悬，股横在上，鼓纵在下，所击处即鼓部，系“磬之本体”[23]。罗振玉取自藏断磬加以勘验，先言“下鼓已失，无从取征”，之后想到可以通过尚存的悬穿推断直悬之式，故又作跋肯定程说。这件题跋应当就是此前所谓“异日考之”的结果。 罗振玉对自己在辨物定名方面所取得的新成绩，是颇感自矜和自信的，他为自藏鱼鼎匕题跋时写道： 古匕拓本一向少见，传世实物更尠，此匕自名为“匕”，铭有此字[25]，足称珍罕。罗振玉能在冷摊之中，将这样一件无人辨识的古物搜抉出来，目力诚佳，他从形制、功用等角度指出这种匕与较为常见的勺之间的区别，又比较了鱼鼎匕和另一件昶仲无龙匕叶末形状的差异，最后结合铭文，断之为食鱼之匕。跋尾“匕之为物知而名之，盖自予始”一语，将罗振玉考古有得的满足之感表露无遗。 罗振玉藏鱼匕拓本 鱼鼎匕旧拓不传，或因其器身有损且字皆错金，罗振玉不敢贸然施拓，上引跋文中也说寄给王国维的铭文材料只是一份手书摹本而已。有意思的是，经赵叔孺、戚叔玉递藏的一本鱼鼎匕拓，铭文清晰，笔致妍润，古器物的斑驳残泐之状全无，细审赵氏题跋，始知此本系由罗氏据原匕之样以石摹刻而成后拓出： 为上虞罗叔言参事新得自京师尊古斋，文字精美，俱黄金嵌，背间文画为青绿朱斑积没，不能毡拓。左为叔言世兄子期昌颐用青田石勾刻者。余乙丑初夏入都，闰四月初八日过津门，叔言出以见眎，诚有生未覩之奇珍，宜叔言定为雪堂四宝之一也。[26] 拓本左侧又有赵叔孺题识十二字，“叔言考为食鱼之器”一语是对罗振玉博古多识、善考名物的推许，相比称赞鱼鼎匕是“有生未覩之奇珍”，罗振玉本人当然应该更为看重前者，毕竟鉴藏古器有存古制、考名物之益，正是他一贯认为且时时强调的观念。 证经史 一九三〇年春，罗振玉应日本友人松崎鹤雄的邀请，宣讲清朝学术源流。作为一个处于新旧交替时代，治学领域又极为广博的学者，罗振玉有着明确的学术史意识，在他看来，清代学术远迈前代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金石之学便是“至本朝而极盛”者[27]，至其总结学者研究方法时，则列“征经”为第一。罗振玉举胡煦《卜法通考》为例，称其“详考古卜法，于《周礼》郑注之误一一据经文驳正”，至于他自己“证以殷墟所出贞卜用之甲骨，则佥与胡氏订正相合”[28] 罗振玉书法：经正民兴 就罗振玉留存的著述来看，他在经学上的创获不多，为朱彝尊《经义考》编纂目录并附《校记》，可能是他成规模的学术工作中与经学最为接近的一项，但与义理无涉，罗氏对汉代石经文字的辑录、整理和研究也是如此。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河南洛阳太学旧址发现石经，马衡、徐森玉等拟往寻访，罗振玉请其留意是否有魏文《典论》残石，后徐氏寄来小石墨本数字，罗振玉发现竟是汉石经《论语·尧曰篇》，立刻进一步搜求，得残石十余件，“此汉石经发见之始”[29]。因王国维先此曾撰《魏石经考》，对汉石经数目及形制已经有所推断[30]，罗振玉深以为然，对之能进一步研究《熹平石经》抱有极大希望和信心，不意王氏数年后自沉，研究工作只能由罗氏一人担荷。[31]一九二九年，罗振玉鼓勇编成《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其后不断搜集或受赠新见残石、拓本，故不断补遗，《残字集录》遂有《续编》《三编》《四编》等等[32]，九年之间先后十六次编集，工程不可谓不大。 在编订《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的过程中，罗振玉为不少石经拓本题跋，读之可见其校理之法，如见《周易·杂卦》末题“《易经》梁”三字，推测《易》用梁邱氏本，进一步据序记残石中“《易》梁”二字及“施氏”“郎中孙进”“考合异同，各随家法，是正五经□□”等语，益知所用即梁邱氏本，复引田王孙授《易》于施雠、孟喜、梁邱贺，宣帝时皆立为博士史事，说明《易》本有诸家传本。[33]又如跋周易系辞文言说卦残石： 罗振玉题跋熹平石经周易系辞文言说卦残石拓本 是刻原石今在西安碑林第三室，当年出土时断为两截，初归洛阳张氏，后上下两段分售文素松、于右任二家，罗振玉闻讯后四处求访未得，直至《续编》付梓，才收到陈承修寄给他的文氏所藏上段石经拓本。此后不久，罗振玉终于得见张氏未分售时初拓本，始知其正反面刻四百余字，是出土石经残石中字数最多的一块。罗振玉此跋以残石证传本今古文异同，指出《熹平石经》系以今文刻成，由此感喟今文诸经虽不传久之，检读石经文字犹能与经史参证，实是当世学者的幸运。 金石虽有坚贞之固，朝代更易之际往往遭到的损毁更为迅烈，在被视为“余分闰位”的时代，文献罹厄尤甚，若新莽、武周即是。罗振玉对新莽吉金、武周石刻颇为关心，搜罗既富，题跋亦多，如跋莽量，以铭文参校《隋书》及《汉书》之《律历志》，认定铭词为刘歆所制，又引《后汉书·隗嚣传》李贤注“莽之九庙”，与量铭用语相验而合，因而感叹“古金石文字之有资于考史如此，可宝也”[34]。至于武周石刻，存世者有限，一向也少有人专门留意[35]，相比矗立地上的丰碑大碣，深埋地底的墓志得以保存完好者相对要多，罗振玉《墓志征存目录》即著录武周时期墓志多达三百余品[36]，在他看来，墓铭不光能补史传记述之不足，或从侧面折射墓主所历之世的情状，更能直观展现彼时文体制式、文字形态和书法风格。在为《袁公瑜墓志》拓本题跋时，罗振玉写道： 伪周相州刺史袁公瑜墓志，近出洛阳，狄梁公撰书。公瑜名见《唐书》裴行俭、李义府传，其人盖唐室之贼臣而有功于武氏者也。（两传引文略）《旧史》两传所载相同，惟《旧史》义府传又称长安元年，赐义府等六人诸子实封，公瑜子忠殿中丞，忠臣亦实封二百户，睿宗即位，景云元年并停义府等六家实封，为《新传》所不载耳。志称“今上俔天伊始，潜德未飞，君早明沙麓之祥，遇辩舂陵之气，奉若天命，首建尊名”，于公瑜之附逆赞扬甚至。梁公对折翼之梦，阴护储闱，晚年荐汉阳王复子明辟，于唐室有再造之功，而为贼臣谀墓，至颠倒是非，倘五王之功业不成，此志独传后世，则论世者必以公为许、李六人之俦。言行者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不可不谨，世之载笔者当以梁公为炯戒也。梁公书迹不传于世，此志精雅有褚、薛风，文亦雅絜可诵。与此志并出者，有公瑜子邓州司法参军承嘉墓志，不署书撰人名，而书法文笔均与志同，知亦出梁公手矣。 罗振玉题跋武周袁公瑜墓志拓本 罗振玉严于正闰之辨，径称武周为“伪周”，呼袁公瑜为“贼臣”，与两唐书立场相近。然而名臣狄仁杰撰写袁公瑜墓志铭，却对之“赞扬甚至”，与史家评骘相左，狄仁杰似也因此与历史上的形象不契，不过，墓铭还是真实地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段狄仁杰对武周政权及其支持者的基本态度。罗振玉坦言，若非狄仁杰对唐室有再造之功且神龙政变最终事遂，后世凭此墓铭恐怕也要视狄仁杰为“贼臣”之俦了。至于袁公瑜墓志的另一重要价值，便是保存了狄仁杰的书法形态，细索其笔致，尚能感受褚遂良流风之所及。 结语 罗振玉的金石题跋，也常会涉谈契刻镂铸之字的审美趣味或艺术风格，希望以资临池[37]，此即金石“助游艺”一途，与前文所论“裨六书”“考名物”“证经史”等，并见古物与古刻之益。在罗振玉眼中，即使是草书，也可以从古器物铭文中寻觅书法渊源，如他在《史孝山出师颂》跋中说：“章草传世最少，其源盖出于草隶，昔贤不知草隶作何状，近年所出汉陶甓及土圭铭识始知之。与章草相较则其孶乳相生之状，历历可辨。”将章草、草隶和陶器刻铭组成风格衍变关系的链条，足以说明罗振玉已然超逸出碑帖二元对立的窠臼，能游于诸物和群艺之间，得其贯通之旨。
罗振玉题跋《史孝山出师颂》 已有研究者指出，作为近时传古之功最著的金石学家，罗振玉影刊传布金石每兼论艺之心，而清代金石学研究中本来分流的文字考订与艺术审美二路，以及嘉、道以来尊碑者必斥帖学的矛盾，到他这里才真正得以“合”而“和”之[38]。但是，罗振玉论艺总是过于矜持和谨慎，这令他对金石“助游艺”的态度显得颇为暧昧，他曾在《雪堂书画跋尾》序中自述：“平生于立身行己，不敢违道以求合，其于鉴赏，亦根据学术，不欲苟同于当世。此编之作，盖将以美人伦、厚风俗，下之亦收多识之益。期无背于古人游艺之旨，而免玩物之讥”[39]，甚至视“游艺之事”只是“区区”[40]而已。应当说，作为艺术家的罗振玉一直被作为学者的罗振玉所笼罩和控抑，而“学者罗振玉”彷佛又委身于忠孝节义种种名教之下，其“游艺之旨”因此显得相当沉重，好在罗振玉生性沉静详审，能从传古、考古的过程中获得常人难以获得的愉悦体验，自觉“生三千年之后，而神游三千年以前”[41]，并以题跋等零简断章，将这些体验不无节制地传达出来。 注释： [1][4][18][21]罗振玉.云窗漫稿（永丰乡人甲稿）[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46. [2]其实除罗振玉以外，晚清民国有不少学者都尝试重新定义金石学，他们并没有用一个新的名词取代“金石”，而是让“金石”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意见来自马衡，他不主张金石学限于狭义的物质名称，因此虽然认同“古器物学”的提法，但认为应被金石学所包含。详参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 [3]该文分三期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第215号、216号和第217号上，发表时题目改为《古器物学研究议》，《罗振玉学术论著集》收录此文时改回原题。 [5]此处所提到的“考古”对立于“玩古”而言，是指收集、整理、研究古代器物及铭刻等行为，与现代之考古学无涉，实际宋人金石学著作中就已经出现该词，如吕大临所著《考古图》即是。 [6]王夫之.说文广义[G]//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九册.长沙:岳麓书社，1989:55. [7]庄述祖.说文古籀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5:1. [8]吴大澂.说文古籀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8:4. [9][41]罗振玉.《愙斋集古录》序[G]//桑椹.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468,467. [10]罗振玉.铁云藏龟序[G]//桑椹.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卷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1108. [11]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永丰乡人丙稿）[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99.关于“古文时存于隶楷”的看法，罗振玉还曾专作《古文间存于今隶说》一文，见罗振玉.车尘稿[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96-503. [12]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93. [13][22][40]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永丰乡人丙稿）[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03,421,392. [14]罗振玉.增订碑别字[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二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87. [15]罗振玉.《权衡度量实验考》序[G]//桑椹.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卷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361. [16]青木正儿在《名物学序说》中分析《尔雅》篇目构成，谓后十六篇与前三篇不同，并非纯粹的语言训诂，可证名物学本不完全从属训诂学，见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外一种）[M].北京：中华书局，2005:11. [17]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51. [19]罗振玉.雪堂所藏古器物图说[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87. [20]程瑶田.乐器三事能言[M].嘉庆八年刊《通艺录》本 [23]程瑶田.磬氏为磬图说[M].嘉庆八年刊《通艺录》本. [24]罗振玉.丁戊稿[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20. [25]该匕铭文之“匕”，罗、王之后，一些学者提出不少新的看法，如,李零、詹鄞鑫认为是“人”（分别见李零.鱼鼎匕新证：《十六经》中的蚩尤醢[G]//李零.李零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76.詹鄞鑫.《鱼鼎匕》考释[C]//中国文字研究：第二辑.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175.吴镇烽则认为是“尸”，见吴镇烽.“鱼鼎匕”新释[J].考古与文物，2015（2）.《殷周金文集成》收录该鼎新拓及下文提到的罗氏以石摹刻铭文后拓出的拓本，定释文为“匕（朼）”，仍从罗氏旧说。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762. [26]罗振玉在《古器物识小录》中也提及让儿子罗福颐“以花石橅其（鱼鼎匕）文“之事，可与赵叔孺题跋互证。见罗振玉.古器物识小录[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58. [27][28]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27,236. [29]罗振玉.石交录[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06. [30]王国维明确指出，“欲考魏石经之经数石数，必自汉石经始”，而确定经数依靠《隋书·经籍志》，确定石数则有赖《洛阳伽蓝记》。见王国维.魏石经考[G]//观堂集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59:955. [31]罗振玉非常重视熹平石经的研究价值，他称：“近年出土汉刻于学术关系最巨者，推洛中所出《熹平石经》。”见罗振玉.石交录[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06. [32]虞万里将之别为分编和合编两个系统，可以参考。见虞万里.罗振玉之熹平石经研究[G]//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九、十合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606. [33]罗振玉.松翁未焚稿[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443. [34]罗振玉.佣庐日札[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96. [35]饶宗颐指出，清人中最早关注武周石刻的是顾炎武，晚清叶昌炽《语石》记所见武周碑刻不下数百通，已开始专门搜求和著录。见饶宗颐.从石刻论武后之宗教信仰[G]//选堂集林·史林：中册.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2:606. [36]罗振玉.墓志征存目录[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五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64-683. [37]如编《汉晋石刻墨影》既成，罗振玉谓其“笔法俱存，临池家可取以临写”。见罗振玉.汉晋石刻墨影序[G]//桑椹.历代金石考古要籍序跋集录：卷三.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1519. [38]有关罗振玉“游艺”的讨论，可参龚鹏程.罗振玉的书学与书艺[J].诗书画，2013（2）. [39]罗振玉.雪堂书画跋尾（永丰乡人丁稿）[G]//罗继祖.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九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533.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图片为作者提供。） 版面：程惠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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