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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衡的金石研究与题跋 ——以石刻文献为中心 谷 卿 谷卿（1987- ），安徽安庆人，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典文学与艺术史的研究和教学，关注近世学人思想与学术流变。近著有《唐宋词心解》《书画印艺的象与神》等。 摘要：马衡近代考古学“前驱”这一身份的成立，基础和前提即在他本为传统金石学的“后劲”。在对石刻定名、考证、搜集、整理和分类的研究实践中，马衡尤重“实证”，体现出明显的现代学术意识，亦藉此思考相关学科的性质和内涵，颇具开拓意义。马衡的金石题跋融汇和蕴含着他个人不凡的见识、趣味和修养，据之可窥其鉴藏理路、文物观念和艺术思想之一斑。 关键词：马衡，金石研究，考古实践，题跋 与其声望卓著不太相称的现实是，马衡（一八八一—一九五五）生前没有“等身”的著述行世，即使像《中国金石学概要》这样的经典之作，也是以缺失不少重要章节的样态获得刊布和流传，但这并未影响到学术史对他作出公允评价。熟稔金石之学的马衡适逢“地不爱宝”和中西学术碰撞交融的非常时代，在省思传统学问的优劣得失之际，身体力行地推动其近代转化，功绩可谓有目共睹。一九六三年，郭沫若在为马衡遗著《凡将斋金石丛稿》所写序言的开篇即称：“马衡先生是近代考古学的前驱。”[1]“前驱”当然并非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趋新”的背后是扎实的“研古”，而引入全新的科学方法对古物古迹加以发现、了解和研究，对于一向以经史为根柢观照金石的马衡而言，没有想象的那样难以接受。可以说，马衡近代考古学“前驱”这一身份的成立，基础和前提即在他本为传统金石学的“后劲”。审视马衡的金石研究，不难发现其贡献于诸多方面，如研讨铜器时代、戈戟名实、度量衡制度等，皆涉专门之学，本文则尤其注目他有关石刻文献的论述和题跋文字，试为理解其学术思想与成就提供一种向度。 （1950年，马衡与郭沫若、郑振铎等鉴定熊述匋捐赠的能原镈） 石鼓考证与定名 一九一七年，马衡受聘“北京大学国史编纂处”征集员，同时身兼北大书法研究会导师。一九二二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马衡出任主任，并在史学系教授“金石学”课程，相关研究成果亦陆续问世。一九二三年，由胡适任编辑委员会主任的《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正式创刊，旨在专门发表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学”的成果，该刊创刊号的首篇文章，即是马衡的《石鼓为秦刻石考》。 （拟石鼓文书法对联，故宫博物院藏） 文章在开头略叙石鼓发现历史和今况之后，即介绍了唐代以来有关刻石年代的诸种观点，将之归为三类：宗周、秦和后周，其中以宋人郑樵、巩丰主张的“石鼓秦物论”最为允当。马衡认为郑樵等人的推论在方法上有所失当，仅凭石鼓铭文本身作出判断，并未采撷文献传记用以佐证，由此所得观点显然并不稳妥，他进一步反思，“先儒考证之学，往往笃信载籍而忽于实物，其结果，宁信附会肊说之《三礼图》，而于山川所出鼎彝，反以为不足据。真伪莫辨，结习然也。”[2]马衡强调应兼顾传世文献与出土器物，多相参证，他在文中列举秦刻金石遗文十二种，包括文字同一之前者七种和之后者五种，其中秦公敦（今作秦公簋）为一九一九年新出之器，王国维曾据拓本作跋，称其“字迹雅近石鼓文”[3]。马衡接受了王国维的基本看法，复详加比对秦公敦铭和石鼓文中的祝颂之辞，推断石鼓当为秦缪公（即秦穆公）时物，因缪公称霸西戎之后，天子致贺，“鼓文纪田渔之事，兼及其车徒之盛，又有颂扬天子之语，证以秦公敦之字体及‘烈烈桓桓’之文，则此鼓之作当与同时”[4]，至于刻石之地，则可认定为缪公所居雍城[5]，不在此前人们所认为的作为地名泛称的“岐阳”。 石鼓文为传世最早的石刻文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研究者自宋元以降代不乏人，清人相关论著尤为丰赡。马衡留心前代研究成果，悉心甄别结论得失，兼能利用新材料和新方法，由此撰成《石鼓为秦刻石考》，可谓石鼓文研究一大结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也表示肯定：经过马衡的辨正和论述，“石刻于秦，已成不刊之论”[6]。 （跋“吴人石”相片） （跋“作原石”相片） 马衡还希望借助此文为“石鼓”正名，他申明古代刻石之制与碑截然不同，“石鼓”与泰山无字石、琅琊台刻石、禅国山刻石等皆用以颂德，其制类同，故当称为“秦刻石”，又因《说文》言“碣，特立之石”，故对唐人所谓“猎碣”之名亦持认可态度。一九三一年，马衡自印《石鼓为秦刻石考》为单行本，后附十鼓照片及最新拓本，并于最后一帧顶端题跋：“右秦刻十碣，在北平孔庙，唐苏勖、窦蒙皆称之曰‘猎碣’，自韦应物、韩愈称为‘石鼓’，世遂以石鼓目之。清高宗更仿作十石鼓，刻字于其蒙革之处，与原碣并陈，可笑孰甚。余以其淆惑听闻且千余年，特为正其名曰‘猎碣’，并影写原状以流传之。”一九三二年，郭沫若在东京文求堂书店偶然见到一套宋拓石鼓文（“后劲本”）照片，据此写成研究文章且于次年收入《古代铭刻汇考》出版，同时将照片寄回国内交由马衡和唐兰印行。马衡细审照片之后作长跋，仍极强调正名问题：“猎碣，世谓之石鼓，余昔著《石鼓为秦刻石考》，辨其名称为刻石、为碣，定其时代为秦，不取周宣王石鼓之说。顾猎碣、石鼓二名，其源皆甚古，猎碣始见于苏勖载记，石鼓始见于李贤后汉书注。勖，贞观时人，贤，高宗时人，皆在初唐，意石鼓为流俗之传说，而猎碣为学人之定名，定名晦而传说彰，天下事往往然也。”[7]受其影响，唐兰题跋径称之曰“秦雍邑刻石”，并小字加注其下：“旧名石鼓，马叔平氏定为秦刻石，今依峄山、会稽诸刻石例，改为雍邑刻石。”[8]谚云“名正则言顺”，马衡对物名的敏感和正名的执着值得称许，从中可见一种博雅素养和严谨态度。在为学生讲授历代石刻知识时，马衡也严分“刻石”和“碑”之别，指出碑“为致用而设，非刻辞之具”的特点，而“刻文于碑，为汉以后事，非所论于古刻”[9]，对古人混淆莫明及以讹传讹之说多有批驳。 （跋石鼓文研究） 石经搜集与整理 在谈及石刻类别时，马衡特意拈出“‘经典诸刻’与‘纪事诸刻’之别”，前者系“古人之论著，藉刻石以流传之”，后者为“纪当时之事实，刻石以表章之”[10]，以此将石经的特点与其它石刻分判开来。有关所谓“石学”，马衡在石经方面用功最深，成就也最高，甚至可以说，汉魏石经研究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涯：其处女作《论汉碑书体》深受王国维《魏石经考》[11]的启发和影响；及至一九五五年逝世前夕，马衡初步完成《汉石经集存》，而魏石经之整理正待措手。 真正开启马衡石经研究之途的事件，是一九二二年大块魏三体石经在洛阳太学旧址的出土，当时马衡闻讯后即与徐森玉前往探看鉴定，收购小件残石不少，其中尚有汉熹平石经一块，此为“汉石经传世之始”[12]。马衡依所存“（继）绝（世）”、“费劳而”、“亦泰而”、“司·”等字对汉石经残块做了复原，知所刻为《论语·尧曰篇》，又据“司·”后半字非“孔”或“子”认定其下无“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一章，而《论语》三家传本唯《鲁论》无此章，故知石经用《鲁论》本可得证实，至于《隶释》所载《论语》校记无《鲁论》等字而有盍、毛、包、周异同之说，马衡引《汉书·张禹传》等文献，指出包、周所传均是以《鲁论》为本兼采《齐论》之说的《张侯论》，由此彻底解答了一向未明的“汉石经《论语》所用何本”之问。[13]他将这些论断写成《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残字跋》，发表于第三期《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汉石经研究的滥觞之作由此面世。马衡对此不无自得，他特意印制一种木版信笺，上摹石经残形并双钩文字，下书“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文，篇末‘无不知命’一章，末行半字为‘凡’字之首，当曰‘凡二章’，如《隶释》所录《八佾》《阳货》等篇之例”，后刻“凡将斋”印蜕[14]，笺拟拓本题跋样式，极见金石家的趣味。 （致王国维信札） 马衡于一九一七年代表北大研究所礼请王国维任通信研究教授，此后不久两人订交，他们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颇多，最常就魏石经交换意见。一九二三年五月四日，马衡函告王国维洛阳新出三体石经，“尚有原石未剖之本”[15]，六月二十八日，再告获见整本三体石经，正面刻《尚书》之《无逸》、《君奭》篇，背面为《春秋》僖公、文公传记：“其《君奭》篇题仅‘君奭’二字，三体共计六字，《无逸》篇末‘嗣王其监于兹’亦不损。《春秋》首行‘三月丙午’之‘午’字篆体，及次行‘宋’字古文之半在一小石上，近亦觅得，将来可别拓小纸以补之。”[16]正如所叙，马衡没有食言，他在一九二四年冬将三赴洛阳所得石经未凿断时碑阳碑阴拓本各裱一纸[17]，次年即开始考订自己搜集到的多块残石小件在整石中位置，将其拓本拼补装裱于原拓大幅之上，复作长跋： （跋魏三体石经尚书无逸君奭残碑）
（跋魏三体石经春秋僖公文公残碑） 一九二九年，马衡再以新得残石拓本若干配补，题跋以记： 碑阳拓本有王国维题诗一首：“千载何人知拓墨，二经全帙溯萧梁。开元零落十三纸，皇祐丛残百数行。岂谓风流仍正始，直将眼福傲欧黄。尚余君奭篇题在，梅本渊源待细商。”对于马衡多番亲往洛阳寻访搜聚石经残石并及时与自己分享，王国维一直感佩有加[18]，故言“正始风流”有幸得接，只可惜在马衡为两件原拓做完最后补装工作时，离世近两年的王国维已不能再享“欧黄眼福”了。一九四八年马衡翻阅《达古斋藏印》见有“郑由私印”一方，即忆及王国维曾作《释由》上下篇，题跋谓此印可为之添一佐证，而“近出三体石经迪字篆文亦从由作，静安惜未引证”，叹惋背后是对故人的追念。马衡曾发愿要将王国维关于魏石经的遗著重新整理刊刻，直至弥留之际仍惦念此事，而他自己的《汉石经集存》也是在身后由陈梦家等促成出版的，这些经典名篇不仅凝结着数代学人的心血和情谊，亦足见“学术为公”的卓越理念和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
（跋达古斋藏印） 石刻调查与分类 马衡研究金石、从事考古最重“实证”，不肯囿于文献和史料，因此多番亲赴洛阳探察的他才能成为“汉石经传世”的推手，他有关重庆大足石刻古文《孝经》的研究也体现出同样的观念和方法，若不深入其地，则绝无有所发明的可能。 一九四五年四月，马衡和杨家骆、顾颉刚等十五位学者由重庆组团前往大足县考察，历时七天，对北山、宝顶山石刻进行了鉴定时代、命定窟名、编定窟号、丈量尺寸、搜集碑记文字、登记碑像、绘制像饰、椎拓以及拍摄影片等工作[19]。在大足北山窟中，有就崖石所凿宋人范祖禹撰蔡京书赵懿简公神道碑一座，碑侧石壁刻古文《孝经》一千八百余字，署名亦为范祖禹。马衡入窟探察之后，大为惊喜，以往所知存世《孝经》石刻皆为十八章之今文本，而二十二章之古文本者，“寰宇间仅此一刻”，且其所据之本应即“当时秘阁所藏”[20]。但从实地情况来看，赵懿简公墓不在其处，石窟附近全无墓冢痕迹，神道碑却刻于窟内，不免令人疑惑。马衡思考之后推测，此窟极有可能是范祖禹的门生故吏所凿，不论所撰碑文还是所写《孝经》，均为范氏手迹，刻诸窟内，是为表达追仰和纪念，而刻此《孝经》所据者，或为手书墨迹，或为它处刻石。马衡想到《干禄字书》原刻毁而蜀中存复刻本及元祐党人碑广西有两处刻石之例，认为足以佐证此处范书古文《孝经》是被其景仰者“复刻以广其传”[21]的猜想。
（大足石刻考察团合影，前右二为马衡） 大足古文《孝经》石刻在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中本有著录，但未言明系何人所书。马衡实地寻源探本，不仅获悉现场实况、推断凿刻缘由，还据所录碑文与传世文献互校异同，此后又借助在成都访得多出四十余字的旧拓反复比勘，最终形成校释文字。虽然期间经历艰辛，但好在马衡能够并融现代考古学家的探险精神和传统金石学者的访碑兴趣，视科学考察为一种“雅事”，正像他留在大足龙岗山的题刻所言：“偏游诸山，识韦刺史之勋猷，见赵本尊之坚毅，妙相庄严，人天具足，为之欢喜赞叹。爰于归日题名刊石，以志胜游。”在考察古迹之余留下“今迹”，历史性和艺术性交汇并现，或可视为古之学者文化习尚和审美趣味的孑遗。
（行书大足石刻考察记事碑） 前已述及，马衡对石刻文献的分类特为留心，在《中国金石学概要》下篇《历代石刻》一章中，除讨论“刻石与碑之别”和“经典诸刻与纪事诸刻之别”外，另辟有“造像与画像之别”和“一切建筑品附刻之文”两节，所举之例有不少是为近时考古发掘或实地调查发现者。马衡解释所谓“建筑品附刻之文”：“其石不为刻文而设，因营造建筑之石材而附刻文字”，如桥、井、阙、柱、浮图、食堂神位、墓门黄肠、石人石兽以及器物等等[22]，此论实际也借鉴了考古经验。
（跋金石集拓册） 虽然读书阶段未曾接触西学，但在世纪之交以来形成的新思潮与新学风的影响下，一向注重实测验证的马衡很快接受了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作为中国最早的考古学专门机构，由马衡任主任的北大考古学研究室于一九二三年成立了古迹古物调查会，后改名考古学会，亦由其主事，同年他亲往新郑调查新出土的春秋时期文物，强调今后但有古物偶然发现，应立即于现场集合专家作有计划之发掘，记其方位数目，以明器物关系及风俗制度，同时对建筑物加以保护并开展工艺美术方面的研究。[23]马衡注目的重点从独立器物转向关系系统，他的呼吁和建议代表了中国考古学的“先声”。一九二五年，马衡应邀赴朝鲜参观乐浪郡汉墓的发掘，归后撰写报告予以介绍[24]，一九二七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后，又邀请马衡代表北大考古学会与之联合组成“东方考古学协会”，同在辽东发掘貔子窝等遗址[25]。一九二九年冬，由马衡亲任团长的燕下都考古团赴河北易县，开启了燕下都遗址的勘察发掘工作，此次“完全由考古团经手发掘”[26]，有意识地运用科学方法，尤其关注建筑旧迹和构件，实地搜采了大量文物，且“得有良好之结果，贡献于考古学界”，与“外人学术团体”建立了交流研讨的现实基础[27]。应该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五年，马衡的考古实践愈加自主、系统和全面，这也正是中国近代考古事业发展趋向的重要侧影。
（跋鍴庐印稿，言及燕下都出土文物） 实际经验的积累，促使马衡对于学科的性质和内涵产生更多深入的思考。一九二八年，中山大学成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和考古学会，马衡在应邀为之拟定的计划书中指出：考古学是“从人类的遗迹或遗物中求其进化之过程”，改造旧史，必须要从求真的、可观的考古学入手不可。[28]马衡认为考古工作的目的在于对仅仅叙述少数特殊阶级历史的旧史学进行改造，而关注的范围则应囊括普遍的全人类的遗迹遗物。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他对“金石学”概念的阐述，在马衡看来，“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金石，金石学即“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而“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凡与中国史有关者”谓之中国金石学[29]。很显然，马衡凭借传统学者所未能具备的意识和观念，欲广“金石”之义而“贡献于史学”，这既与其成长的学问背景和环境有关，也与近世古物频出和西学传入的现实有关，也正因为此，以往“金石学”并不含纳的甲骨、陶玉、简牍等“史材”，以及石刻文献中极易被忽视的“一切建筑品附刻之文”，才得以进入马衡的研究视野——由是而言，马衡在金石研究中提出的种种定义和分类，不唯有总结的功绩，更富含开拓的意义。
（跋骨筹刻辞） 拓本鉴藏与题跋 与后来积极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的形象相比，一九一七年入职北大以前的马衡可谓殊多“旧气”，那时他在上海过着近似乾嘉诸老的闲雅生活，完全不问书斋以外事，唯以搜讨、鉴考、临写、题跋金石拓本为乐。早年学问积淀丰厚，再加上此后亲身参与考古发掘、从事故宫文物管理保护，经眼的古代器物和碑帖珍本愈多，沉淫日久，识见愈深，因此马衡每就某物所作议论评骘，往往被视为不刊之论。但马衡不常在他人藏拓上落墨，传拓墨本多留供自己与二三同道推敲，甚少用于一般应酬，故其题跋流传者罕。
（批跋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 一九五二年马衡离开故宫时，便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甲骨、碑帖等四百多件文物捐献出来，逝世后不久，家属遵其遗嘱再次捐赠文物两万余件，内含大量拓本，金石类书籍占其藏书总数近三分之一，其中马衡校阅最勤者为光绪五年宜都杨氏刊本《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他不仅悉数过录清人龚橙的批校文字，还合以该书嘉庆九年阮氏积古斋刊本、光绪九年常熟鲍氏知不足斋刊本和民国二十三年石印本进行多番校勘，朱墨批注布满各页。正由于像在该本《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里显示出的这种厚积之功，马衡的金石修养才得深湛若此，细索他写在拓本上的题跋，文字虽属阅读随笔、临摹心得、校勘札记之类，但不俗的考订意见亦寓其间。
（跋萧思亮墓志） 马衡眼力非凡，注重碑帖版本，所藏不少稀见拓本亦为初拓本，如武周天授二年（六九一）所刻《张君妻田县君墓志》，原石早佚，马衡藏本字无缺损，实属难得，跋曰：“此志毕、王、孙、赵诸家皆不著录，毛子林凤枝《关中金石存逸考》始著其目，云藏渭南赵乾生詹事元中家，并为考证。此本字字清晰，当是初出土拓本。”又如《萧思亮墓志》，马衡据其“唐”字不损，定为初拓：“右萧思亮墓志铭，为颜惟贞撰文，惟贞为鲁公真卿之父，钱竹汀先生极赏其属对之工。此本‘唐’字未损，尚是初拓，惜‘奄’字为拙工翦去耳。”此墓志无书者署名，清人毕沅、钱大昕等均以为是撰者作书，实则根据不足，马衡未盲从古人之言，下语审慎有度。
（跋栖岩道场舍利塔碑） 正因马衡素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态度，故常据拓本订正前人之误，如一九一一年跋《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右隋河东郡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颂，塔建于仁寿元年十月，碑立于仁寿四年，是时文帝已崩，炀帝幸洛营建东京，故文有‘测圭建都，巡游河洛’等句。按文帝崩于七月，幸洛建都为十一月，则是碑之立，当在是年十二月。孙氏《访碑录》作‘仁寿二年’，误矣。”再如同年跋清拓《樊敏碑》：“‘浑元垂像’之‘像’，‘岳渎□仁兮’之‘仁’，‘魂神往兮’之‘往’，皆洪氏之所阙；‘饮汶’误作‘饮汝’，‘光和之末’作‘光和之中’，‘俊艾’作‘俊乂’，‘浑元’作‘演元’，‘火佐’作‘大佐’，至‘刊石勒铭’遗去‘石’字，则《隶释》之讹也。徐氏双钩本‘大选’之‘大’作‘天’，‘遭偶’之‘偶’作‘遇’，不知何所依据，细审此拓，始知洪氏所释不误。”此碑宋以后久失其所在，清道光年间被重新访得，马衡所跋者即道咸间佳拓，因据以补正宋人所录碑字阙讹，并证后人臆改正字之失。又如一九一四年为清拓《郛休碑》题长跋：
（跋樊敏碑）
（郛休碑题签）
（跋郛休碑） 马衡取以往诸家著录文本以校拓本文字，并将定本依其书体临写于页眉，尚未确定之字则空缺不释，足见谨慎。郛姓向来少见，前人猜测或是郭字假借，马衡对此持否定意见，举立碑者弩羡之姓为例，认为当据实以述，而非仅凭既有知识和一般经验草草论定，跋语所言“姓氏诸书虽穷搜博采，亦不能无遗漏，当据此碑以补诸书之阙”，对今日文史学者也多有启示。
（跋谷朗碑） 西晋国祚仅五十一年，因袭曹魏薄葬旧制，故碑刻极少，立于西晋泰始六年（二七〇）的郛休碑留存至今，其珍稀可知。在马衡看来，《郛休碑》字较汉隶而言别具意趣，与三国吴凤凰元年（二七二）所立《谷朗碑》近似，皆所谓“书法朴茂”者，故在题跋祝心渊所赠《谷朗碑》拓本时，评其“书法上承汉分，下开今隶，为分隶转变之时代”。马衡对各种书体特征的熟悉和对历史的宏观把握，形成了一种知识上的互补和互益，这在他并非长篇、并不系统的题跋文字中显露无疑，那些看似轻松平常的叙述和评解，实则蕴含着相当高明的见识和趣味，如一九一二年两次题跋《大吉山买地摩崖》拓本： 跳山摩厓在会稽乌石村，文凡廿二字。汉建初元年刻，为浙中最古之石。案吾浙汉刻向推湖州墨妙亭之三费碑，自宋以降不见著录，碑与亭俱不知亡于何时，从此浙东西遂无汉人片石。道光初年，会稽杜春生访得此刻，近又出《三老讳字忌日记》，皆东汉时物，天下事无独有偶，数十年间二石先后出土，于是浙中石刻竟让后来者居上矣。 汉隶大字极少，见于今者惟石阙、摩厓两种，其余刻碑之字，至大亦不过如《尹宙》、《孔宙》诸碑，无逾二三寸者。摩厓以此为最，其次则《褒斜刻石》；石阙首推杨宗，若高颐、冯焕诸阙，又以次递小矣。杨宗与此相仿佛，皆径尺许，书扁额当取法乎是。
（跋大吉山买地摩崖） 两跋所叙涉及地方文献和书法史，对汉隶大字有独到评价，关于碑刻、石阙、摩崖之异已存判别之心，并谓作题匾大字自有一类取法，若《大吉山买地摩崖》和汉《杨宗墓阙铭》等，都是上等门径。马衡不唯小字精纯，也擅作榜书，一九三一年应友人之嘱题写大字匾额时，曾专门刻就一枚五公分见方的自用名印钤盖，以使落款大小与正题协调相配。
（跋巩伏龙造四面像） 马衡还收藏有不少造像碑拓本，造像精美亦具叙事性固然吸引人，但他更为在意的还是题记文字和书法，如所藏《巩伏龙造像碑》拓本，向无著录，碑题“大魏国元年岁次壬申六月丁酉朔十一日丁未”，未署年号，马衡在题跋中结合刘羲叟《长历》考为西魏废帝元钦即位次年所立，西魏末年石刻传世者极少，而此碑原石已佚，拓本尤当珍视。又如跋北魏正光六年（五二五）所刻《曹望憙等造像记》旧拓本，指其与同刻于正光年间的高贞、高庆兄弟之碑书体“绝相似”，而“唐《等慈寺碑》亦由此夺胎”，这是极具眼光的。马衡将《曹望憙等造像记》四纸拓本合装为一轴，题诗塘云：“此石旧在山东，今春有人辇运至沪，为欧洲人重价购去，余从碑贾处得此拓本，郑重藏之。噫！吾国人心嗜利，不知保存，百年之后，谁复有古物之观念耶？”早在这份写于一九一四年的题跋里，马衡即已流露“保存金石”的拳拳初心，其时他一定未曾预料，二十年后的自己会领衔担负护持故宫文物南迁的历史重任。
（跋曹望憙等造像记） 马衡自幼临池，书法诸体兼善，篆隶尤负盛名，这当然与他在金石领域所下深功有关。马衡处于新旧学说和思潮更迭的历史时代，当时已有“世界大同，文字面临改革，而书法也将被渐渐淘汰”的论调，但他却坚信，文字越是缺乏实际应用性，越在美术方面“仍可存在”，“书法亦不至于屏诸美术界以外，可断言也”。[30]马衡清楚地认识到，书法的装饰性正是其所具生命力的体现，而他对于学术和美术的认知以及情感，也无不凝结在承载这些书法的金石之中。
（篆书联，西泠印社藏） 注释： 注：本文发表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书法》2020年第5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谷卿老师授权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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