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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 | 《西泠艺丛》2022年第8期 总第92期 | 【关键词】 赵之谦 沈树镛 碑拓市场
◎ 图1 绩溪胡澍川沙沈树镛仁和魏锡曾会稽赵之谦同时审定印 钱君匋艺术院藏
◎ 图2 跋沈树镛藏《石门颂》拓本 赵之谦 赵之谦自清同治元年（1862）客居北京后，频繁前往琉璃厂及隆福寺等处寻访、购买碑拓。（图2）考察赵之谦到北京之后的居住地，也会发现，他最初来到北京与外省举子一样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此后曾在西城练勇局和南横街圆通观周星誉家短住，同治三年秋就搬到了永光寺中街的沈树镛家，除西城练勇局的位置尚不清楚，另外三处都离琉璃厂很近，这无疑为他前往厂肆提供了便利，在记录中，赵之谦甚至还有过一日多次前往的记录。［4］ 赵之谦频繁前往琉璃厂的时间主要是两个阶段，一段是清同治二年（1863）到同治四年，这期间他除了准备会试，主要精力都投入到碑拓鉴藏活动中；第二段则是同治七年到同治十年，这期间赵之谦为纳赀捐官奔走，前往琉璃厂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潘祖荫访求古籍善本。所以，赵之谦在厂肆访求碑拓主要是第一阶段，而且这一阶段恰好还有沈树镛、魏稼孙和胡澍等人与他一起“癖嗜金石，奇赏疑析，晨夕无间”。 在赵之谦和沈树镛有关厂肆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明确字号的店铺至少有：松茂斋、松竹斋、鸿古堂、栩斋、宝文堂、盛古堂、富华阁七家。不过，这些店铺未必都是主营碑拓的，像松茂斋，主要以经营古泉著名，兼及金石文房，赵之谦曾经推荐他的学生朱志复到此店购买印床［5］；又比如栩斋，主营印章，沈树镛曾在店中见到一本隋代《修梵石室铭》，但店家宝爱不售，沈树镛最终以他物易得［6］。据陈重远在《京城古玩行》中的说法，最早在清乾隆年间，琉璃厂可能就有了专门的碑帖铺，而上文提到的富华阁正是咸丰年间开设的碑帖铺，也正是赵之谦和沈树镛所说的“帖肆”。另外像盛古堂，很可能也是经营汇帖碑拓的店铺，沈树镛在同治三年与魏稼孙的通信中就曾提到盛古堂出售《尹宙碑》及《张猛龙碑》拓片的情况。 一 帖肆果无佳物？ 在赵之谦和沈树镛的很多信札中，经常见到“厂肆无佳物”或者“帖肆中枯甚”的说法，但是他们一方面抱怨，一方面却乐此不疲地前往寻访，这岂不矛盾？那么，这一时期北京的碑拓市场是否真的“无佳物”可购，赵之谦和沈树镛在厂肆见到的碑拓究竟有哪些？ 粗略统计，有明确记录是在厂肆见到的碑拓就至少包括以下十一种：
◎ 图3 赵之谦 “撝叔居京师时所买者”印 钱君匋艺术院藏
◎ 图4 跋沈树镛藏《大字麻姑山仙坛记》 赵之谦 据赵之谦和沈树镛的说法，这些在厂肆所见的碑拓多是“不易得”“不多见”之品，那么他们的抱怨恐怕也并不能完全认定是北京厂肆中出售碑拓的真实情况。更何况，除了这些明确提到是在厂肆见到的碑拓，文献中还有更多并没具体说明购买出处的碑拓。如：同治二年赵之谦与沈树镛分别买到北魏《郑文公碑》及碑额、沈树镛购得铁梅盦旧藏南朝《瘗鹤铭》；同治三年沈树镛购得明人剪裱本东汉《刘熊碑》《汉石经》、大字本《麻姑仙坛记》（图4）等。这些碑拓多是为当时金石家所珍视的藏品，其中应该也不排除有购自厂肆的情况。此外，魏稼孙在清同治二年（1863）十一月离京返回福建后，曾请赵之谦和沈树镛帮忙从厂肆代购碑拓，在同治三年沈树镛给魏稼孙的一封信中，就开列了帮他购买的三国《曹真碑》、东汉《李禹表》、西晋《孙夫人碑》、北魏《张猛龙碑》、东汉《曹全碑》、东汉《张迁碑》、隋《龙山公墓志》、东汉《樊敏碑》、东汉《史晨前碑》、东汉《衡方碑》等十余件碑拓，此外赵之谦与沈树镛尚有多封给魏稼孙的信，提及帮他买到的碑拓，可见厂肆出售的碑拓资源并不像他们信中抱怨的那样匮乏。 在赵之谦和沈树镛所经见的厂肆出售碑拓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源自前辈或者同时代金石家的旧藏，并经常出现某家藏品打包出售的情况，数量既多，且其中多有经前辈名家审定、递藏的稀见之品，这对于有志于建构金石收藏体系的新晋藏家而言无疑具有极大吸引力。在清同治三年（1864）赵之谦给魏稼孙的信中，提到他访得刘燕庭家里卖出的数捆拓片，可惜得知消息已晚，仅帮魏稼孙买到了数十种。这里所说的刘燕庭，就是清道光、咸丰年间的金石家、古泉学家、藏书家刘喜海。刘燕庭生于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卒于咸丰三年（1853），山东诸城人，曾祖刘统勋，伯祖刘墉，父亲刘镮之，一门显宦，有“海岱高门第”之称。刘燕庭家学深厚，早年受古泉学家金锡鬯与金石学家阮元的影响，中年曾在陕西、四川、浙江为官，宦迹所至皆广搜金石拓片，后因浙江布政使任上风雅嗜古遭弹劾罢官，致仕北京黄华坊，著有《海东金石苑》《长安获古编》《三巴金石苑》等金石书籍。刘燕庭的收藏，在他故去后陆续流散到厂肆，赵之谦在跋张鸣珂藏《李钟葵造像》拓片时就提道：“方伯殁后，金石拓本及器物多入厂肆。”［7］正如上文赵之谦所惋惜的那样，经刘燕庭收藏过的碑拓在厂肆中受到青睐，前文表格中提到的沈树镛在帖肆见到的约有四五百种的三巨册造像拓片，就是刘燕庭的旧藏，但因索价太高，最终被一位叫祁之铠的人以四十两买走，为此沈树镛还颇有恨意。沈树镛殁后，缪荃孙曾一次性购得沈树镛旧藏拓片三十二包，这些都是沈树镛从刘燕庭儿子手中购买的，沈树镛在给魏稼孙的信中还曾特别提到这三千余件拓片中包含了八十余种高丽碑拓［8］，更加稀有，因而沈树镛不惜卖掉恽南田与王石谷的手卷、册页来筹款，足见重视。［9］ 在市场追捧的利益驱动下，这些旧家收藏的金石碑拓有些是经后人之手卖入厂肆，也有遭人窃取而流出的情况。同治四年，沈树镛发现厂肆出现了一批刘铨福家藏的拓片和金石书籍，刘铨福与沈树镛、赵之谦等人都是金石艺友，碑拓收藏丰厚，此时刘氏尚在，其家藏金石拓片、书籍流入厂肆，很可能就是被人盗卖的结果。而这些刘氏所藏拓片和书籍，一经出现在厂肆，即被视为奇货，沈树镛由于得到消息已晚，被他人先下手，仅买到《司马进琮》等四种墓志拓片。［10］此外，像上文提到的刘燕庭，他编辑《海东金石苑》时的拓片底本曾交由女婿沈念农保管，也被人窃取流入厂肆。［11］像刘燕庭、翁方纲、张廷济、叶志铣、刘铨福这些金石家的收藏，纷纷流散厂肆，虽然值得惋惜，但就资源的流通而言，这些在嘉庆、道光时期积累起来的碑拓资源重新进入流通领域，不仅扩充了市场的货源，也为赵之谦等人经眼和购藏提供了有利条件，更为碑拓鉴藏活动的活跃提供了持续动力。 二 “门外人”的新买家 清咸丰、同治时期碑拓市场的活跃，不仅体现在赵之谦、沈树镛这些专业藏家的追捧，更体现在非专业藏家的迅速跟进。在同治四年（1865）沈树镛给魏稼孙的信中提到当时厂肆出现了一批新的买家：
这些厂肆中购买碑拓的竞争对手，在沈树镛看来都是“门外人”，他们虽不懂行，却专恃钱多而大肆搜罗，以致碑拓价格跟风上涨，令沈树镛又气又怕。［13］如魏稼孙请沈树镛在厂肆代购《武梁祠画像》拓片，原本厂肆尚有存货，却因这些人大量购买而变得难觅踪迹。［14］同治二年魏稼孙在北京时，厂肆中的碑拓资源还比较丰富，后来魏稼孙回到福建，还经常凭印象请赵之谦和沈树镛到某家帖肆购买某件碑拓，但随着这些“门外人”藏家大肆搜刮，很多之前常见的碑拓不仅价格上涨，且已经不容易买到，因此沈树镛在信中多次劝说魏稼孙不可再轻易出售拓片：
这些在厂肆“乱收乱买”的非专业藏家中既有受到碑拓鉴藏风气影响而附庸风雅之人，也有想借碑拓敲开雅好金石的高官显贵之门者。毕竟，当时热衷于碑拓鉴藏的不仅有赵之谦这种布衣文人或者低品级官员，更有刘燕庭、翁方纲、潘祖荫、吴大澂这样的达官显贵，想要结识或者拉近与这些人的关系，投其所好是有效的方式。 在魏稼孙与赵之谦、沈树镛的通信中，还保留了不少魏氏请赵、沈帮忙出售碑拓的情况，这种既买也卖、以藏养藏的方式，在潘祖荫、吴大澂等金石藏家那里相对较少，但在赵之谦这个阶层的金石藏家中比较普遍。比如，魏稼孙曾请赵之谦代售过南朝《瘗鹤铭》、东汉《尹宙碑》，还请沈树镛代售过西汉《甘泉石刻》等拓片。赵之谦本人也有过出售碑拓的情况，但方式却并不像魏稼孙这般直接。清同治三年（1864），赵之谦给魏稼孙的信中就提道：
碑拓市场的繁荣是一方面，交易的价格则是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赵之谦的时代，碑拓的价格究竟如何呢？清同治三年（1864）赵之谦给魏稼孙写了一封信，其中提及沈树镛花了三十两白银买到明拓剪裱本的《刘熊碑》，另外购买黄易旧藏的宋拓本《熹平石经》则花了二百两白银。这两件碑拓都是旧拓，当然宋拓要比明拓珍贵，而且黄易旧藏本上还有翁方纲、毕沅、阮元、王昶、钱大昕、孙渊如等金石名家题跋，这也是重要的附加值。横向对比来看，这些旧拓的价格较之名家书画的价格亦有过之，比如同治五年翁同龢就曾花七两白银购买董其昌的《自书诗卷》，而同治二年翁同龢在博古斋见到王羲之的《游目帖》和颜真卿的《告身帖》，两卷内府收藏流散的法书，开价白银五百两，也不过是宋拓《熹平石经》的两倍多。当然，碑拓因椎拓年代、碑石保存情况、是否经金石家收藏题跋等因素影响，价格差距也很大，新拓普遍比旧拓便宜很多。比如同治三年赵之谦给魏稼孙的信中提到在北京帮助魏稼孙出售碑拓，其中《瘗鹤铭》卖了五两白银、《尹宙碑》卖了一两白银，同时他还碰到碑估出售《仙集留题》拓片，索价六千钱，按照当时一两银子兑换一千一百钱的比率，差不多是白银五两半，但是赵之谦还价不到二两白银，这可能更符合当时实际成交的价格。［17］所以，这些当时的新拓，价格大多在几两到几百钱之间，横向比较，当时的新拓虽然不能跟傅山、刘墉、四王等市场热门相比，但也并不比其他名家的书画作品便宜，翁同龢花七两能买到董其昌的书卷，而他买陈老莲的画卷，心理价位不过四两银子。 旧拓、孤本、经金石名家收藏题跋的拓本价格比较高，新拓价格则比较低，但是即便是几两银子，也不是客居北京的赵之谦能轻易承担的。在同治三年给沈树镛的一封信中，赵之谦提及在厂肆见到一部明代翻刻宋版的《素问》，从“海内稀有”的评价来看，他应该十分中意这部书，书贾索价八两，以当时古董交易的习惯推测，应该还有一定的还价空间，但即便如此，赵之谦仍然负担不了，只好找朋友借贷。同年，还有一位陕西的碑估向赵之谦出售《汉中》拓本，索价也是八两，赵之谦只能表示“无力为之”。在北京谋生本已艰难，同时还要贴补远在绍兴老家的儿女，窘迫的经济状况导致赵之谦虽然热衷于前往厂肆寻访碑拓，但真正出手购买的记录却并不多。 三 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寓居北京，日日周旋于厂肆的经验，赵之谦很难实现他在碑学考据和书法实践上的突破。北京繁荣的碑拓市场，不仅吸引了“门外人”的介入，抬升了碑拓的价格，让赵之谦在购藏碑拓时力不从心，也促使旧家收藏、各地稀见碑拓不断流通，甚至伪造的碑拓也时常混杂其间，极大丰富了赵之谦的视觉经验。晚清碑学书法蔚然成风，与赵之谦这样的中下层文人、官吏的广泛介入有关，而他们的介入，又以市场、出版等客观条件为前提。此外，赵之谦等人在市场活动中所展现出的对于古刻、旧拓、前代金石家旧藏的兴趣，既带有崇古观念的特征，又展现出自觉参与正在形成的碑学传统和文化共同体的自觉。作为文人学者，他们一旦进入具体的市场交易行为，又需要在现实利益和文化身份之间努力平衡。这些在市场中的具体表现及其勾连的问题，已经超出了一般市场研究所关注的内容，对于重新认识碑学的传播和繁荣，具有启发意义。
［1］赵之谦在清同治三年（1864）给魏稼孙的信中就曾提道：“《金石萃编刊误》，弟从前曾有十余纸稿本。然作之非易，必得全有王氏（王昶）所录之本乃可。王氏全分，记得戊午年已为沈雨溥书肆得之，此时杭州虽复，恐亦是劫灰耳。” 在《二金蝶堂双钩汉刻十种》序中，赵之谦称：“粤贼洪秀全，扰东南十年，所过劫杀，恶经籍文字。见聚藏者火之，火不足秽之。且奉夷教，毁庙宇，得碑石皆仆之。不可仆，划之、击碎之。昔人竭金钱日力有之，以为大文奇宝者，顷刻灰烬。” ［2］薛龙春：《古欢：黄易与乾嘉金石时尚》，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34页。 ［3］叶昌炽：《语石》卷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26页。 ［4］清同治三年（1866）沈树镛致魏稼孙函称：“夏天搜物不容易，早期稍凉，然距饭时甚近，一去即回，稍迟则烈日当天矣。午后静坐挥汗，晚凉则功夫太短……今晚忽又买得《石经峪》卅一字……”载沈树镛著；柴志光、高贞杰编 ：《汉石经室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版，第258页。 ［5］松茂斋据《中国钱币学词典》记录，其店主姓王，经营金石文物，道光年间收得北京近郊出土的尖足、方足小布。吴大澂致王懿荣函称：“前日松茂携来各种，除孝建未收外，以十金得之。又有契刀一品，兄以为伪，请审定之。此皆松茂新得之货。”由此可知，咸丰、同治年间，松茂斋仍经营古泉。吴大澂：《吴大澂书信四种》，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页。 ［6］栩斋为浙江钱塘人濮森开设，濮森字又栩，善治印，宗浙派。沈树镛从栩斋易得的隋《修梵石室铭》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此拓本有赵之谦篆书及楷书两个题签，并有题跋称：“志称修梵卒年九十有一，而云：兄弟相抚，贯截肝心，呜鸣之心，终天莫报，意有为之。后者文简而隐，不能断。余旧藏一本，为龚定庵祠部故物。拓甚完好，当先数十年，惜毁于辛酉，并记之。撝叔。韵初求此久不得，近始遇于濮又栩处，因以《魏吴高黎志》易归。撝叔又书。”由此可知，沈树镛是以魏《吴高黎志》与濮森交换隋《修梵石室铭》。另栩斋所营应以印章为主，据陆明君《簠斋藏印考补》梳理，咸丰二年十一月陈介祺曾从栩斋购得五方古印。《第四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印学峰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年版，第592页。 ［7］张小庄：《赵之谦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版，第686页。 ［8］在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中就收录了朝鲜和日本的碑拓，并在记中称：“朝鲜自汉以来，臣附中国，国人能读书，同文字。今日来者，尚携其国金石墨本以为投赠。在昔，翁、刘诸君皆为著录。平湖韩氏韵海，有《海东金石存考》，未刻。近潘伯寅中丞纂《东瀛贞石志》，搜采尤富。然墨本皆毁于庚申，仅存目录。原书载《平百济碑》，未著其地。兹举及见碑本，依时代先后录数十种，不复分列。”赵之谦所说的曾经著录过朝鲜碑拓的翁、刘，指的就是翁方纲与刘燕庭。刘燕庭因与朝鲜金正喜、赵云石等人交往，获赠大量朝鲜碑拓，并个人搜罗，编辑了《海东金石志》一书，该书收新罗碑三十通、高丽碑七十八通、待访十八通，为清代金石家将研究视野拓展至朝鲜、日本等地之嚆矢，对稍晚的潘祖荫、赵之谦等人皆有直接影响。 ［9］清同治五年（1866）沈树镛致魏稼孙函称：“燕翁少君以所藏周秦两汉下至宋元石本来归，统计三千种，皆有方伯标题，其中高丽碑八十余种，尤为苦心孤诣，因售去恽王卷册，筹款偿之。以方伯数十年精力聚成，而弟安生得之，洵为金石奇缘矣！”载《汉石经室题跋》，第266页。 ［10］清同治四年（1865）沈树镛致魏稼孙函称：“刘子重比部去腊到安徽寿州，前月方回来，其家中之物流落厂肆者甚多。拓本于年底已出来，弟知之稍迟，仅得《司马进琮》四种墓志，乃不多见之品，余多为他人先下手矣！然其至精之件则尚未动也。刘氏金石书亦不少，皆已在厂肆，惟市价视为奇货，故不易得。子重与弟等至交，不应买伊家中之物，惟继起无人，以至于此。弟等不收，转落他人之手，若告子重则反见怪，实属可叹！”载《汉石经室题跋》，第261页。 ［11］据张德容跋《海东金石苑》记述，刘燕庭将编辑《海东金石苑》的拓片都交与女婿沈念农保管，刘氏故去后，沈念农督学安徽，将这批碑拓寄存在北京仁钱会馆，后被人盗走，售与琉璃厂。这批拓片辗转于市场，民国年间罗振玉还曾在上海翁印若的寄观阁中见到，参见《俑庐日札》中《海东金石苑》一条。载《汉石经室题跋》，第259页。 ［12］清同治四年（1865）沈树镛致魏稼孙函称：“厂肆现三人乱收：一为松竹开翁，一为孙姓，一为王姓，三人中无一明白者，专恃钱多乱收乱买，搜括一空，弟等实怕极矣！”在同年另一封信中也提道：“两月来，常往厂中，然招本更不易得矣。有山东人王姓，日踞厂中，昂价遍搜，较吾辈出价有逾数倍者，是以不能下手。” ［13］沈树镛著；柴志光、高贞杰编 ：《汉石经室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页。 ［14］清同治四年（1865）沈树镛致魏稼孙函称：“武梁祠画像诸石近又埋没矣。厂肆所存拓本，皆数十年前物，奈本来不多，近又被人搜括，尚有一二，必当力图之。”载《汉石经室题跋》，第262页。 ［15］同［13］。 ［16］赵之谦著；戴家妙整理：《赵之谦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75页。 ［17］同上，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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