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值得大家思考。 但如果性与繁衍后代几乎没有关联，我们又会如何看待它呢？ 哈尔伯林（David Halperin）有一篇以此为题的论文，大胆出位，其中也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认为，性行为总要有一个“理由”。这种观点未必是坏事，毕竟，人类要在心智和情感上有好奇心。作为一种花大部分时间进行高层次批判的动物，体验性行为并将这种行为可能的含义总结成理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 人类性行为有显而易见的生理原因，它能满足人的生理需求，是繁殖和建立亲密关系的必要驱动因素。事实上，西方传统里保持至今的正是这两个原因，都围绕着我们哲学上所说的“telos”，也就是终极目标。 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Stoics）为了遏制自我放纵，尝试赋予性行为一系列含义：如果沉迷于性爱的欢愉是为了繁衍后代，就没有问题。众所周知，这一道德思想也通过奥古斯汀（Auguestine）被基督教传统思想所吸收，进而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根据这一理论框架，只要性行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育，那么性就是道德的。（在此说明，虽然这一理论是作为基督教道德观呈现的，其起源却是其他地方。事实上，圣经中的《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就用自己的表达，赞颂了一对并不是夫妻的爱侣之间狂野、色情的性爱。随后，基督教评论家错误地阐释了这一首诗。） 正如哈尔伯林指出，发生性行为的其他重要原因则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的。这位古希腊哲学家在公元前4世纪所著的《前分析篇》（Prior Analytics）中写下了以下的三段论： “根据情欲的本质，比起性交，人们更愿意被爱。情欲更多是对爱而非性交的渴望。如果情欲主要是为了性，那么性就是情欲的终结。亦或者性交并不是一切的终结，也可能是为了被爱。” 正如哈尔伯林指出，对亚里士多德而言，“爱是情欲的终极目的。爱并不以性为目的……而是性以爱为目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人们发生性行为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想要这么做，而是因为我们想要爱人和被爱。性并不是为了某一些事情而做，而是为了某一些更高层次、更高尚的东西。 像许多人一样，亚里士多德也理所当然地认为性和爱是同时存在的——但他从未试图证明这种假设的合理性。然而至少按照哈尔伯林的解读，他确实证明了“性并不是情欲的最终目标”。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哈尔伯林认为最有趣的问题并不是关于性和爱之间的关系，而是性和情欲之间令人惊讶的关系。如果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那么性并没有任何情欲的目的——它真正的目标在别处。简而言之，性实际上并不是关于性本身。 那么人们为什么发生性行为呢？为了生育和建立亲密关系，那当然。但是这些只是许许多多可能的答案的其中两个。和许多文化现象一样，性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其发生的原因。以食物为例，从生存的角度来看，我们要吃东西很容易理解，而且我们要一起吃东西——毕竟，对我们的祖先而言，把资源集中在一起是有优势的（更多是为了集体而非个体）。但当我们把这些事情放在现代饮食文化的场景中，就越来越难确定我们和食物之间这种关系的确切目的。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经常乐于做无用的事情。我们做这些事是因为很享受，因为参与这种活动能带给我们快乐——这种快乐不会让我们问出“为什么？”这种问题。哈尔伯林写道，有可能“性行为本身毫无意义的时候才真正有意义。” 或许是时候承认，大多数人发生性行为是为了享受——即便是我们之中最虔诚的人也是如此。 平心而论，性行为总是有某些意义的。今天很多大学生都注意大一时的颜值，否则我们就会去做其他事情了。但过去的几十年我们一直在挑战这一个观点——只应该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进行性行为。 在这一方面，口服避孕药是革命性的，让一些人充满恐惧。赛珍珠（Pearl Buck）在1968年《读者文摘》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人都知道避孕药是什么。它很小，但对我们社会的潜在影响甚至可能比核弹还要具有破坏性。”和许多传统人士的观点一样，赛珍珠的论点似乎是基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看法，认为没有目的的性行为会让文明走向终结。对这些人而言，所谓的性解放就是当代性行为容忍度放宽的罪魁祸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