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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山简王死,'大为修冢茔,开神道'。李贤注:'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神道即陵墓前的大道,既是陵园或茔域的标识,也是一种象征等级的礼仪性设施,愈是厚葬的年代,神道的配置愈加受到重视。 神道的传统可能始于西汉,作为武帝茂陵陪葬墓的卫青、霍去病墓除了封土似庐山、祁连山外,还在封土前列置石人、石兽,如霍去病墓前有怪兽食羊、马踏匈奴、跃马、卧牛、伏虎、卧猪等14件石刻,此为彰显墓主生前战功的特例,尚未形成定制。 东汉时期神道石刻渐为流行,且组合更加丰富,除动物雕像外,还出现了石人,以象征墓葬的守卫或代表墓主人生前的属吏,此与当时墓葬壁画或画像石中常见的人物具有相似的涵义;还出现了镇墓辟邪类的动物形象,不过这些形象并非某种现实中的动物,而往往是多种动物形象的组合,可能与墓侧立方相氏以禁御魍像的信仰有关。 河南巩义宋陵神道石刻 神道石刻是一种厚葬的元素,一般不见于曹魏和西晋墓葬,洛阳发现的西晋散骑常侍韩寿的墓表是个例外,呈圆柱形,上端有刻铭,标识为'神道',刻铭上下有沟槽圆弧线。曹魏西晋统治者出于薄葬的考虑,明文禁止神道石刻,如魏文帝曹不遗诏'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宁四年(278年),晋武帝司马炎'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断之。其犯者虽会放令,皆当毁坏'。 虽然现在并未发现东晋时期的神道石刻遗迹,但根据文献记载,东晋并未固守前代不树不封的传统,即是说,树碑立表之风虽然并不普遍,但并未禁绝。晋室南渡之初,司马氏为了笼络南方土著豪族,曾经允许一部分功臣在墓前立碑表。
此外,神道两侧的石刻形成了十分固定的组合,分为石兽、石柱和石碑三组,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一组石刻属梁武帝之弟萧秀(天监十七年,518年卒),包括石兽一对、石柱一对和石碑数座。 河南巩义宋陵石像生 石兽主要是辟邪类的动物,根据墓葬等级而有不同形象,帝陵前的石兽或被称为麒麟,一般以整块巨石雕成,高达3米以上,虽体量庞大,但雕刻之功细腻生动,不失为六朝艺术的精品。石柱的形状与前述西晋韩寿墓表大致相同,只是更为精致,由圆形带棱的柱身、带蹲兽的伞盖状柱首和方形柱础组成,在柱身上部又嵌有一块方形柱额,左右两柱相对,额上文字一为正书,一为反书,上记某主人某某之神道字样。石柱柱首和柱础上还有精细的动物、莲花、双龙、怪兽等浮雕。石碑一般由龟趺基座、碑身和半圆形碑首组成,碑身除刻写文字外,两侧浮雕八格,格内刻有鸟兽神怪动物,并饰有忍冬、花草等边饰。 墓前立石柱、石碑的传统源自于汉代,但某些造型和装饰元素又融入了外来文化因素,如伞盖状的柱首、莲花纹等来自于佛教带棱的柱子造型可能源自于希腊,而很多神怪动物形象也可能来自于西方艺术。 南朝神道石柱上的反书文字是类十分特殊的现象,有人推测这是专为墓主的亡灵而设,文字的反转让观者产生感知上的转换,也有学者认为其作用与墓葬中常见的镜子一样可以透过镜子来感知另一个世界。类似的反书文字不仅见于南朝帝陵神道石刻,在平壤附近的乐浪墓葬和汉水上游的南朝墓葬中,发现了大量反书的模印墓砖,字迹虽然潦草,但显然系有意为之。在个别南朝的青铜佛像上也可见到这种反书文字。这种现象的起源和涵义尚需更合理的解释。 明孝陵神道石刻 相比南朝而言,神道石刻在北朝范围内只是偶有所见。洛阳发掘的北魏宣武帝景陵前发现石刻武士像,残高2.89米,拄剑,穿广袖袍服,孝庄帝静陵前也发现尊逾3米高的石雕像,磁县湾漳大墓(北齐高洋陵墓)封土前发现长达270米的神道遗迹,附近还发现一尊高达4.06米的石人像。尽管北朝墓葬前的石刻较为单一,但至少表明当时是存在神道设施的。 北魏宣武帝的宠臣赵修之父赵谧死后,赵修恃宠而厚葬其父,'百僚自王公以下无不吊祭,酒犊祭奠之具,填塞门街。于京师为制碑铭,石兽、石柱皆发民车牛,传至本县。财用之费,悉自公家。凶吉车乘将百辆,道路供给,亦皆出官。'赵修此举不仅是骄奢行为,更是一种礼制上的僭越,因此很快遭到弹劾而被鞭死。尽管南北朝时期的神道石刻在南北方的发展并不同步,但它在礼制上的象征意义已经十分明确,配置也初具维形,入唐以后,石刻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配置进步完善,除了石兽、石碑外,还出现了阵容庞大的文武官吏和侍从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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