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很早开始，中西文化便开始了许多交流互通，在文化、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进行了许多交流。中西交流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汉代，一直到今天，文化之间的碰撞已经成为非常常见的事。我们如今对古代中西交流的了解大多来自一些早期的西方探险家的游记、西方传教士以及一些西方的汉学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本文将从这三方面去分析西方对中国认识的逐步深化。 一、发展阶段在漫长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历史中，古代中国一些优秀的思想和技术传入西方，使西方人开始对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产生好奇，从而不断有西方人到中国探访。这个历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1、早期的探险家 海路是古代西方人与中国联系的主要方式。公元7世纪开始，陆陆续续地便有一些阿拉伯探险家来到中国。他们乘船从波斯湾出发，一直到中国黄海海岸登陆。851年，《中国印度见闻录》问世。这部游记由穆斯林商人苏莱曼等人撰写，主要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 《中国印度见闻录》是一部具体丰富且真实可靠的游记，索瓦热先生评价这部游记为“一种其价值无可比拟的史料，今天已知的任何其他文献都无法与之匹敌。”可见这部游记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之高。同时这部游记也让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了中国，建立起了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出不印象，开启了西方认识中国的大门。 2、后来的传教士 西方的传教士也为中西方文化的交流碰撞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从17世纪到18世纪期间，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做了许多翻译和研究工作。他们像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既把西方宗教文化带到中国，又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风土人情，以及政治制度等做了许多研究，并将研究的结果汇报给自己的国家。陈义海评论他们道：“这些传教士，首先是宗教传播者，是‘上帝的使者’；其次，他们又是西方殖民者的先遣队，在武力扩张或殖民侵略之前先作文化上的征服；再次，他们还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的‘摆渡者’。” 最先研究中国经籍并传播到西方的人是利玛窦，他开创了“东学西传”之风。在中国的士大夫和其他的西方传教士中间，利玛窦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他将《几何原本》翻译成了中文，并著有《天主实义》。这些传教士的工作使得中西方文化持续地碰撞，西方人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人的思想。不仅如此，利玛窦等传教士还开创了早期汉学，使得中西文化的交流更上升了一个高度。 3、近现代的汉学家 汉学是属于西方的一门学问，其主要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在早期17、18世纪，一些耶稣会士和启蒙运动哲学家的研究使得汉学开始出现萌芽，后来汉学在西方被确定为一个专门的学科。汉学作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科，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和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态度和影响的变化。 西方最早的汉学研究的顶盛出现在法国，其研究传统的开创者、以及最早的学院派研究者叫作雷慕莎。1816年，雷慕莎翻译了《太上感应篇》，且附上了其注释；1823年，雷慕莎发表了《关于老子的一生及其作品的报告》。雷慕莎还对中国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1836年翻译了《佛国记》。 除了雷慕莎外，法国的儒莲、瑞典的高本汉和美国的费正清等汉学家也都对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做出了许多贡献，在西方汉学界极具影响力。这些专业研究更进一步地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二、发展原因1、17、18世纪西方“中国热”的原因 17、18世纪，欧洲开始掀起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思想席卷了整个欧洲的文化艺术界。然而古希腊罗马文化中自古以来几乎就被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所占领，这些启蒙思想家们需要吸收更多的理想主义思想，自然而然便将目光转向了东方大陆，这块神奇而丰富多彩的土地。当时的中国处于康乾盛世，综合国力在整个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西方传教士们将中国的文化和图景带回了欧洲，由此激发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可以说，中国文化在西方的这种引入的时间点确实恰到好处，但又是历史必然。古老的东方大国对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掀起了欧洲的“中国热”。 2、近现代汉学兴起的原因 17、18世纪传教士们的研究和翻译工作使得西方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而为后来的汉学兴起奠定了基础。此时，西方的新世界发现也使西方人更加向往外部世界。不仅如此，那时的中国统治者对外来客人采取了开放与包容的态度，这也为更多的西方人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提供了机会。而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又是很独特的一支，古老的东方文明其本身便极具魅力，这吸引了许多有兴趣的西方人开始研究中国。 三、深远影响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对世界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影响体现在西方思想界的变化，同样也影响了中国本土的思想。 1、对欧洲思想界的影响 在一些西方思想家的眼中，欧洲人无知而傲慢，整个基督世界也充斥着愚昧。中国文化中所强调的道德修养便是西方的一剂良药。中国的宗教——儒教，也是希望所向往的理想国的状态。因此，中国文化的引入催生了西方许多新思想，也促进了西方政治和教育改革。 2、对中国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包括对中国著作的翻译和历史作品，较少受到中国本身的约束，因此在对现代的中国历史学本身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并且在有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这种反馈信息后，中国人本身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达到了一种共同进步的状态。 参考文献 1.赵敦华. (2003). 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得失之考察. 东南学术(3), 91-101. 2.杨伯达. (1998). 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对清代美术的影响. 故宫博物院院刊(4), 70-77. 3.谭树林. (2003). 《华英字典》与中西文化交流. 中华文化论坛(1). 4.吴梓明[1], & 陶飞亚[2]. (1997). 晚清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文史哲(2), 53-59.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