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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文献,与大众阅读并不遥远

 星河岁月 2019-09-18
导语
9月5日,著名历史学者、藏书家、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先生出现在2019公私藏书与经典阅读(沧州)会议“古籍典藏暨大运河文化研究利用分论坛”现场。辛德勇先生是历史学者、文献学家,也是一位藏书家,他的藏读经验对读者来说,更具指导和实践意义。

对于古籍文献,很多读者敬而远之,此次辛德勇先生在论坛现场畅谈文献研究对大众阅读起着怎样的作用,他认为,基本的学术素养培养,应从阅读传世基本文献开始。

文献,与大众阅读并不遥远
关于文献研究与大众阅读,我认为古代文献与我们大众阅读关系是最密切的,我个人的理解是选择一些经、史、子、集的名篇名著类图书,这些图书要有一些简要的注释,有比较简明得当的解说。我们国家曾出版了一批古代经典读本,比如《唐诗》《宋词》《史记》,编著者都是非常富有学养的老先生。他们针对古代的名著,选一些片段,作出得当的注释,是非常好的适合大众阅读的版本。

大众阅读要从最好最重要的篇章入手,我认为这个工作很重要。今天,很多不太了解古籍的朋友,把古籍看作一个很专门的学术领域了。比如,点校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一般不了解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这个书是给大专家看的。最近,我翻出旧档案,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周恩来总理,倡导中华书局重新点校出版《二十四史》,初衷是供社会上很普通的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喜欢古代文化的读者阅读的。中华书局点校竖排的繁体字的版本,今天阅读起来好像有点难,难的原因是我们推行了“简化字”。其实稍微读过一点书的朋友知道,繁体字也不需要教,只要有向学之心,想学知识,多读,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习惯了。

今天我们要谈大众阅读,有必要注意的是,在初步读了一些主要的精选本之后,想更全面了解古代文化的时候,就要去尽可能看一些比较难的全本,那我还是要推荐《二十四史》《资治通鉴》。

书籍,各自有各自的读法

更深入地阅读更多书籍的时候,大家都有不同的阅读方法,我们对哪些书更感兴趣,就去更多地阅读哪些。历史文献很多,对于专家来说,很多书是备查的。早期经典有些比较重要的书,比如两汉以前的经书、史书、子书,包括一些文学性的作品,要稍微多看一点,因为它是源头。

有的朋友看过我编的《史记新本校勘》,是针对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史记》做的校勘,里面涉及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我们大家随时都在用的,比如说“约法三章”等,从文献研究的角度看,它是很深专门的研究,而从我们大众阅读的角度看,从大众利用古代典籍进行阅读的角度看,它是距离我们非常近的。我们经常会说一个成语“四面楚歌”,我们深入讲阅读《史记》的时候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四面楚歌”的战场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四面楚歌”等。深入研究典籍文化,就会涉及版本文字的校勘,刚刚谈到“约法三章”,是我们怎样断句。因此我们看起来很深入的文献校勘,实际和我们日常接触很多的历史文化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另外,像“破釜沉舟”的典故,那是当时反秦武装力量和秦王朝做的战略决战——巨鹿之战,相当于国共战争的淮海战役,那场战役就是反秦一方项羽带领的楚军,全歼了秦军最后一支战略主力部队,但到底是在哪里渡的“河”?我坚持认为是“黄河”,唐代以前的典籍说“河”,必然指“黄河”。我跟别人的观点可能不同,我们对文献的整理、考订,好像是很专业的问题,距离普通大众很远,实际却很近。

阅读,传世基本文献为佳

大众阅读背景下,怎样看待出土文献和传世基本文献的关系,这是学术界和社会大众都很关注的问题。在历史研究方面,考古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最近持续几十年发现得越来越多,发现古遗址,出土古文献。学者们尤其对古文献进行了非常多非常热烈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推动学术取得了一系列进步。


在此背景下,对传世的基本文献的价值怎样看待?传世的基本文献价值,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些东西会被淘汰。但古代典籍经过历代的淘汰,传世的是最好的最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要把重点放在传世基本文献上,因为我们社会大众对历史文献的接触上的深入程度、全面程度和专家是有一定距离的。我们时间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里我们把精力放在传世最基本的典籍。比如经书,我们不要相信一定是出土的零篇断简就更好,还是要老老实实地读传世的十三经。

我跟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读书的时候,他就经常讲,既然你读得很困难,千万不要“头悬梁,锥刺股”,那种读书没有任何效率,真正要获取知识,你有兴趣,你就会读,这是很愉快的。希望大家能从基本的传世文献中发现乐趣,直接阅读一些基本的原典。传世经典与大众阅读的距离没有多遥远,带着兴趣带着求知的目的,在阅读的道路上会走得很远很顺很畅快,希望大家在阅读的道路上都能有所收获。
(本文据现场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在互动问答环节,辛教授与书友们进行了3轮互动,为远道而来的书友们答疑释惑。
签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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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辛德勇,1959年生,辽宁人,哈尔滨师范大学地理系77级本科毕业,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81级硕士毕业、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85级博士毕业,师从史念海与黄永年先生。1985—1991年,先后任陕西师范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1992年转调北京,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后任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兼任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系主任和《中国史研究》主编。自2004年起,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兼事地理学史与中国古代政治学研究。

主要专著

(1)《隋唐两京丛考》,三秦出版社(1991)

(2)《古代交通与历史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

(3)《读书与藏书之间》,中华书局(2005)

(4)《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

(6)《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2013)

(7)《建元与改元》,中华书局(2013)

(8)《石室賸言》,中华书局(2014)

(9)《旧史舆地文编》,中西书局(2015)

(10)《制造汉武帝》,北京:三联书店(2015)

(11)《海昏侯刘贺》,北京:三联书店(2016)

(12)《祭獭食蹠》,中华书局(2016)

(13)《中国印刷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6)

(14)《蒐书记》精装,九州出版社(2017)

(15)《史记新本校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6)《发现燕然山铭》,中华书局(2018)

(17)《学人书影初集》,九州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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