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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美军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让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尾声。同年8月8日，苏联向日本宣战，随即以风卷残云之势进入伪满洲国境内。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溥仪自知大势已去，带着皇亲国戚和一干仆从，匆忙逃到了鸭绿江边的大栗子沟。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也跟着宣布退位。 在这次逃亡中，溥仪从伪满皇宫里带走了57箱国宝级古董珍宝。到达大栗子沟后，这些珍宝有的被瓜分，有的被抢走，有的被焚毁，这些国宝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旅程？
▲溥仪在长春的伪满皇宫，现为伪满皇宫博物院 溥仪一行逃到大栗子沟后，1945年8月17日下午，在大栗子矿技工养成所的员工食堂里，他用两分钟读完了日本拟定的《退位诏书》，宣布退位。这是溥仪第三次退位， 13年零5个月的伪满洲国正式解体。 次日，伪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通知溥仪去日本，可带少量的随行人员和行李。溥仪选了八人随行：两个妹夫润麒、万嘉熙；三个侄子毓嶦、毓嵒、毓嵣；医生黄子正和随侍李国雄。 确定了随行人员后，溥仪又令随侍李国雄挑选一些珍宝带走。李国雄从他们逃出长春时携带的珍宝中，细选出一些钻石、翡翠、猫眼、珍珠等多种宝石和名贵金表，另有一块300多克的赤纯金大金盾，统统塞进一个装电影放映机的大箱子里。挑剩下的一些金表链、金银戒指、金别针等物，都以纪念品的名义分给随行的亲戚和杂役人员。
▲溥仪带出皇宫的“乾隆帝田黄三联玺” 据毓嵣回忆，他们从长春逃到大栗子沟时，总共带来了共计57箱的珍贵文物，每个箱子长一米左右，高五十公分，宽四十公分。另外溥仪还随身带着一个装电影放映机的大箱子，里面除了乾隆的田黄石印章等少量珍贵文物外，全部放的是白金、黄金、钻石、珍珠、宝石之类制品，是他准备逃亡国外时充作生活费用的。 溥仪一行从大栗子沟上火车，8月19日到达通化。在这里，溥仪、溥杰、吉冈安直等人登上了一架日军八座双引擎机，其余人员分乘两架伪满洲国的邮政飞机，准备飞往平壤，换乘大飞机飞往日本，但就在飞机起飞前，突然收到关东军的命令，要他们飞往沈阳。
▲大栗子铁矿技工养成所，溥仪宣读退位诏书的地方。 留在大栗子沟的皇族尚有40多人，和日本侨民住在一起，这些侨民大部分是大栗子沟铁矿的日籍职员和家属。溥仪走后第二天，大栗子沟周边的日本关东军部队也全部撤走。 当地老百姓等关东军一走，就冲进了日本人的住处，先是把一个叫道满的翻译官揍了个半死，然后把看着不顺眼的日本人挨个揍了一遍，最后把日本人的食物、衣服、家具一抢而空。 此时从长春带来的珍宝还剩40多箱，放在大栗子沟一个叫做“柴扉疗”的大库房里，门上连个锁也没有。 一些皇族和宫廷內侍人员，经常乘夜深人静时，进去偷拿贵重珍宝，甚至常因分赃不均而争吵殴斗。 当地村民抢劫日本人事件发生后，留在大栗子沟的溥仪二妹夫郑广元，宫内府近侍处处长毓崇、亲信严桐江三人商议后，决定索性将这40多箱东西分给个人保存，以免被劫掠一空。同时联系了当地的伪县长边树芳，花10万伪币的高价，租下了临江县城一座日商开设的伊美朵旅馆，把留下的40多人全部迁移到了临江县城。
▲末代皇后婉容，她和富贵人李玉琴及溥仪的妹妹都留在大栗子沟 刚搬到临江县城半个多月，他们就被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秘密派往临江县城的侦查员发现了。通化支队发现逃亡的伪满皇族人员就住在临江县城后，便对他们实施全天候监视，皇室人员分散、变卖、藏匿国宝的一举一动尽数被我军掌控。 临江解放前夕，在一个四面八方枪声大作的夜里，这40多人都缩在旅馆里瑟瑟发抖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內侍战战兢兢地打开门后，十几名全副武装的通化支队战士冲进来，举枪高声喝令“不许动”。 随后，东北民主联军一团政委李金明走出来宣布，溥仪的财产全部查封，该住所内的所有人员都必须接受检查，除生活必需品外，其它物品一律交出。 12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通化办事处的武清禄被派往临江，收缴这批被溥仪带出皇宫的国宝，他从辽东军区卫生学校抽调了6名精干人员，组成收缴组，赶往临江。 到达临江后，武清禄和通化支队的谢凤山政委很快就研究制定了工作计划和措施。首先召集遗留在临江的全体伪满皇宫人员召开大会，动员他们积极上交，宣布政策纪律；其次积极开展调查摸底，掌握他们转移、藏匿文物珍宝的真实情况；最后，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开展搜查。同时，要求收缴组人员不许打骂逼供，不许私拿隐瞒，不许疏忽遗漏，不许违反政策纪律。 内务总管严桐江以为当兵的都不识货，他首先交出一些无足轻重的东西，企图蒙混过关。 接着，开始有人交出一些没有扣子的皮衣，这些皮衣上的扣子都是金子做的，被他们扯下来藏着，只交出皮衣，在收缴组的再三动员下，他们才交出金扣子。后来又陆陆续续交出了一些金表、宝石、玉器、金银首饰盒金银餐具。 但几天过去了，被收缴组列为收缴重点的历代名人字画一幅都没上交。 收缴组见此情形，便决定智取。 这天傍晚，收缴组不动声色的宣布，明天送他们回家。 这些人听后，高兴得大呼小叫，急忙回房间收拾行李，把藏在各个犄角旮旯的东西全部都收集起来，藏进行李中或藏在身上。 第二天早饭后，收缴组突然通知开会，等人到齐后，把男的女的分别集中到两个屋里，先动员他们自己主动交出，动员无效后，开始对他们脱衣服检查。 收缴组安排了三名女同志检查皇室女眷和女佣，三名男同志检查男性和太监。检查完一个人就带这个人去他的房间，再检查他的行李和包袱，然后这个人就坐在他的床铺上，不许再走动。 如此这般，收缴组从他们身上、行李中、被子、褥子里搜出不少字画和金银珠宝。一些女人把金戒指、宝石、玉坠、钻石等小件贵重珍宝缝在棉衣里、内裤的裤裆里都被检查出来。
最终，收缴组缴获了为数众多的国宝文物，其中包括日本、美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送给伪满洲国的外交礼品，仅名贵钟表就有数十件；名贵字画三十余幅，包括一件汉代丝绢质地山水画，属无价之宝；另有金银器皿、首饰、玉器、玛瑙、珍珠若干，金戒指、金扣子、金耳坠等金银珠宝制品不计其数，总管装了28个皮箱。 这些珍宝中有一颗伪满通化省进贡给溥仪的人参，参体长三寸有余，比拇指还粗，加上参须有两尺多长，装在一个铺着红丝绒的玻璃盒子里，有五六百年参龄，为罕见之宝。 另有一颗象征大清皇权的大珍珠神秘失踪。这颗珠子原是清朝皇帝的“帽顶子”，就是清朝皇帝夏朝冠最顶上的一颗珠子。 据溥仪回忆，这颗珍珠是乾隆发现的。乾隆有一次在圆明园散步，经过一条小河时，见河里发光，便命人拿来鸟枪，对着发光的位置放了一枪。枪响后，河里的光不见了，就叫人下河去摸，结果摸出一只大蛤蜊，剖开后发现了这颗大珍珠。乾隆就用这颗大珍珠做了帽顶子，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一直传到溥仪，在溥仪着朝服的照片上尚能看到这颗帽顶珠。 到大栗子沟后，这颗红枣一般大小，象征着大清皇权的宝珠，装在一个精致的纯金盒子里，由毓嵣负责保管，毓嵣和李国雄两人将珠子放在“柴扉疗”仓库的一个很隐蔽的角落里，除他二人知道外，任何人都不知道。过了几天，他们二人再去看时，这颗珠子竟不翼而飞了。 又过了一阵子，这颗珠子不知怎么到了毓纹手里。东北民主联军挨个检查时，毓纹把珠子塞给了严桐江，严桐江把珠子捏在手上，借口出去小便。出门后，乘监视人员不注意，把珠子弹进了一个雪堆里。后来，严桐江又从雪堆里找出了这颗珠子，还给了毓纹，两人在通化时还拿出来把玩欣赏过，其后就彻底失踪，再也没有出现过。
▲溥仪朝服像 收缴组圆满完成负责又艰巨的国宝收缴工作，缴获的28箱珍宝全部登记造册后，由警卫部队用汽车押运至通化，在军事系统中交给了通化支队司令员刘西元和谢凤山政委，继而交至东满人民自卫军后勤部谷广善政委，最后上交到东北局，东北局移交给沈阳故宫博物馆，终为这批国宝的苦难旅程划上了一个较为圆满的句号。 当年在大栗子沟一带，杂牌军、土匪遍地都是，他们经常劫持伪满皇宫人员，勒索财物。当地村民哄抢日本人时，人数多达三千余人，不少兵痞、土匪、旷工混杂其中，这些人连字都不识，一些珍贵的古董字画在他们眼里连擦屁股纸都不如，被他们毁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是不计其数。 新中国成立后，在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在大栗子沟的一些地主乡绅家里，又搜出大量伪满皇宫珍宝，其中包括唐·韩干的《神骏图》、宋徽宗赵佶的《王济观马图》等，都是当时溥仪拿去变卖换钱的，或是这些地主乡绅趁乱抢来的。 1948年5月，原东北局长春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张克威同志，调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农业处处长，他带来了部队在临江收缴的十几幅画卷，移交给东北博物馆首任馆长王修。 因处战争年代，部队上几乎没有懂行的人能鉴别书画的年代和作者，但到了专家手里就不一样了。 王修接收这批画卷后，有几幅几乎一模一样的古画立即引起了他的关注，他马上和时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处研究员、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共同鉴定。杨仁恺先生到现场后，一眼看出其中一幅画即是后来名扬天下的传奇名画《清明上河图》，这副名画在“靖康之乱”时流出大宋皇宫，在世间流浪了八百余年，又在抗日战争结束时现身，堪称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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