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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辉 放下来自晋南的长途电话，许久“乡音”还萦绕在耳畔。永济，中条山脉环抱的一方沃土、黄河古道源远流长的一个分支，不光因五老峰、鹳雀楼，因蒲津浮桥、唐开元铁牛，因黄杏、蒲柿和桑落酒，令古人今人沉醉，还因为三十年前的一段历史插曲使我与之有解不开的情结。 1969年11月底，全国处在“备战”之中，我随母亲疏散下放到山西省永济县境内的铁道部“五七”干校—永济电机厂。当时一同前往的还有我的妹妹、姥爷、姥姥和两个表妹。那年我十三岁，姥爷、姥姥已七十多岁，最小的表妹四岁。 我们乘列车颠簸一夜，迎来了离开北京的第一个黎明。窗外薄雪覆盖的五老峰雕塑般呈现在远方，整齐的、冬日的麦田从眼前旋过，这就是晋南永济——刚劲俊秀，丰饶元华!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农村，而且是远离北京的晋南农村。我们住在电机厂西边的庄子村老乡家，庄子村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麦田，背后是连绵的大山。村口土坡上有棵硕大的老槐树，树下一口大水井，又粗又壮的辘轳支在井台上。 在永济的生活就这样开始。山西产煤，但在这儿却没有现成的煤球或蜂窝煤可用。我按照房东的指点买来煤沫，按一定比例掺上黄土，加上适量干草混合均匀再加水和。用瓦刀将湿煤团滩在平地上拍成约二十厘米长的椭圆煤饼。当看到院里散乱的煤沫变成屋檐下整齐的煤饼、看到姥姥做饭不再为燃料发愁时，一种成功的喜悦涌上心头。 庄子村看上去离山很近，靛青色的山峰好像就在院墙外，早晨太阳从山背后升起就像是从院墙外爬上来一样，一次打柴的机会让我知道山其实还很远。 清晨出村朝着大山的方向径直向南，穿过宽阔的麦田，经过茂密的竹林，跨过结冰的小溪，绕过清静的村落，这才靠近山脚，我拿出到永济后才置备的农具“砍刀”，用力向灌木枝条砍去，磨磨蹭蹭大半天才砍了两小捆。当地人用这种一尺多长、前端有个鹦鹉喙一样的砍刀砍柴、劈柴、削木头。从此那把砍刀也成了我在永济的伙伴和助手，一天都没离开过它。而今，它作为历史见证完好地保留着，作为劳动工具依然用着。 庄子村的风土人情浓。无论是在街上偶然相遇还是好奇的互访，都让人感到亲切，感到似曾相识。冬闲有阳光的日子，村里常有人聚在暖暖的北墙根聊天。 庄子村的农家小院都收拾得非常整洁，庄子村人穿的大多是自纺自制的粗糙线布衣裤，无论什么颜色、无论新旧都那么干净平整。只有新娘子才穿鲜艳的大红灯芯绒。那时，在以粗布衣为主的永济大红灯芯绒是“洋货”，是到太原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买得到的稀罕物，我也许是受了这种风土人情、这种文化的薰染，至今我对灯芯绒仍情有独钟。 房东家的生活很简朴，平时很少吃肉，做包子的馅常是红红的辣椒。自家养的鸡、兔子平时舍不得宰杀，鸡下的蛋也都攒起来。这些禽畜、蛋拿到集市上能换回各种生活必需品。他们爱吃面食也会做面食，或擀或轧或拔或包。大婶用的擀面棍得有一米长，一根根花样翻新出粗的细的、长的短的、软的硬的各式各样的面，简直是根魔棍。 永济的枣个儿大，形似小圆墩，皮薄核小，又脆又甜。永济的柿子却只有北京盖柿的四分之一大，冬天还挂在树上，橙红橙红的像是点燃的小灯笼。庄上人用柿子做柿饼，做醋做水酒。永济的大白菜叶多邦窄，一棵棵大脑袋小身子显得头重脚轻，当地的水地将它们育得甜甜的。得天独厚的黄土地是天然的菜窖，只要在院里挖一条沟，将白菜头朝下、根朝上地一棵棵码放整齐埋上土，即防冻又不影响白菜呼吸，一冬天都不会干瘪也不会霉烂，刨出来仍像刚收。 后来，我随着母亲又回到了北京，但难忘在永济的这一段时光，它也是我的故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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