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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后的大同古城 @乡野  这里是北魏， 这里是平城， 这里是大同。 这里是聚合， 这里是繁盛， 这里是熔融。 9月17日至19日， 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系、山西大同大学、 大同市博物馆共同主办， 大同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承办的 第一届 北魏平城的身份塑造和传统聚合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古都大同举行。 来自国内外的40多名专家学者 参加了研讨会。 研讨会共设置了5个专题： 传统与文化 发现与研究 互动与交流 建筑与图像 宗教与艺术 专家学者在这5个专题的框架下， 交流探讨北魏文化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 对推动北魏历史、考古、建筑、 宗教、文物等领域的深入研究， 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5世纪的大同民族融合，成就繁华都市 平城大同，自北魏道武帝拓跋圭于天兴元年七月定都，至孝文帝太和十八年迁都，作为都城达97年之久，前后经历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共六位皇帝的开拓建设，吸引了诸多来自不同地区的汉人、北方少数族人群，以及欧亚其他地区的域外人士在此生活。因此，五世纪的大同民族汇聚，胡汉杂居，冠盖云集，人口繁兹。 平城地面的城墙、宫殿建筑和地下靡费巨资装饰有壁画、配置有漆棺和成套精致的墓俑的墓葬，都揭示了平城作为各民族共同家乡的复杂社会结构，以及作为当时中国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亚洲地区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的繁荣景象。  ▲司马金龙墓出土的胡俑  ▲宋绍祖墓出土胡俑  ▲文瀛路北魏壁画墓胡人牵驼及力士图 多年来，有关北魏平城的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各级各类学术论文、专著、报告从多个视角诠释、还原了北魏平城时代的社会历史和人文精神，基于北魏平城文化的旅游和文创开发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第一届“北魏平城的身份塑造和传统聚合”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将北魏平城时代的学术研究推向了又一个新高度，激荡起新的思维，更使参会的专家学者从中开拓视野、增进交流、碰撞出学术的火花。 多维度解析北魏平城文化和历史风貌 作为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精英所建立的政权，北魏不仅成功地采用了中国的治国方略，并且整合了中国各地区人口以及生活在其统治下的不同民族的技能和经验，使得5世纪的首都平城从一个偏远边境驻军之地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文化熔炉。 在“传统与文化”专题发言中，维也纳大学倪克鲁教授认为，平城的人口具有高度发达的丧葬文化，墓葬在建筑，布局，大小和配置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多样性，说明其丰富的文化来源。地上建筑保留得较少，但中国式的宫殿和寺庙与游牧民族的帐篷曾经共同存在于城市地面之上这一事实却是越来越清楚。不仅是各种传统的交汇点，平城更见证了创新文化的形成，对中国随后几个世纪的文化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倪克鲁教授还就北魏文化创造的动力，是什么因素促使其进行前所未有的文化融合，并且留下的文化遗产能在其王朝崩溃后仍然影响深远方面进行了探讨。他把平城的讨论置于更广泛的欧亚视角，并将其与欧亚历史上其他类似社会的背景相联系。  ▲北魏平城郭城平面范围推测示意图  ▲北魏明堂遗址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有明确纪年的平城遗址， 是北魏帝王举行观象、布政、祭祀等活动的组合体， 是北魏平城的地标性建筑。 同时，山西省考古研究生研究员张庆捷就《大魏与大代》、山西大同大学教授廉慧斌就《北魏平城时代的文化贡献》进行了学术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教授对北魏遗存方山永固陵的研究深入而详实，他以《方山陵园的空间设计与石刻工艺：从宦官王遇的经历看北魏平城的匠作交流》为题，从学术的角度诠释了将陵庙、佛寺与墓葬结合的冯太后方山永固陵。 云冈石窟是北魏皇家石窟，对云冈石窟的研究历来是专家学者重点关注的对象。研讨会上，云冈石窟研究院研究馆员王雁卿还就《云冈石窟雕刻的尖顶帽》、山西大同大学讲师王志芳就《云冈石窟历史迹调查与研究》、云冈石窟研究院馆员郭静娜就《北魏平城时期佛教发展研究——以昙曜高僧生平为主线》主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展现了5世纪时期北魏文化交流、融合的时代特征，并探讨北魏平城时期政治与佛教发展之间的联系。  ▲云冈石窟造像 北魏平城在5世纪发展成为一个文化多元化的大都市，其位于东西及南北主要贸易交汇处的战略位置，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不断涌入，产生了文化大融合，吸引了众多国外专家学者对北魏文化的研究。参加此次国际研讨会的国外学者分别来自于维也纳大学、慕尼黑大学、明斯特大学和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同时，国外学者也带来了对北魏墓葬文化、漆器文化、纹饰艺术等研究成果进行交流探讨。 “大同博物馆为北魏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19日上午，参加第一届“北魏平城的身份塑造和传统聚合”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前往参观方山永固陵遗址。  ▲方山永固陵 方山永固陵位于大同城北25公里处，与长城相邻， 在南部山顶上，有北魏冯太后墓——永固陵。北魏时期，这里曾经建有灵泉宫和灵泉池，是规模较大的皇家行宫。 整个墓室坐北向南，里面设有墓道、前室。雨道、主室等砖砌部分，建筑规模宏大，造型装饰美观，显示了当时高超的建筑艺术。陵址面积为2平方公里。主要包括文明皇后冯氏陵墓一“永固陵”及陵庙“永固堂”、孝文帝虚宫“万年堂”、陵园门阙基址、“思远浮屠”遗址、灵泉宫池遗址以及登山的御道等遗迹。永固陵地表有高大的封土，墓室由墓道、前室、过道和主室组成。永固陵陵园按中轴线规划布局，特别是陵园与佛寺相结合，在历代帝陵中很有特色。永固陵是目前唯一能够确认的北魏平城时代皇家陵园遗址，对于研究北魏时期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李梅田教授在接受山西晚报记者采访时对大同市积极支持北魏文化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北魏王朝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开启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1600多年后，大同市的城市建设同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北魏文化的研究与交流将会多维度，深刻展现北魏历史文化，丰富其文化内涵，促进文化旅游事业的共同发展！大同作为魏都平城，可以说是全国北魏时期文物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尤其是大同博物馆的馆藏北魏文物也是最丰富的博物馆，大同博物馆为北魏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北魏 蓝色半球形玻璃泡 2002年大同迎宾街北魏墓群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维也纳大学倪克鲁教授一口流利的汉语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平城大同见证了创新文化的形成，成功采用了中国的治国方略，整合了中国各地区人口以及生活在其统治下的不同民族的技能和经验，使得5世纪的首都平城从一个偏远边境驻军之地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文化熔炉，北魏文化的魅力确实令人神往！即将实地参观方山永固陵，有幸能够看到1600年前的历史遗存，非常令人向往！” 新知摘要（部分） 大魏与大代 张庆捷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鲜卑拓跋部建国后，初称“代”，后又为“魏”。《魏书》里记载“故躬率六军，扫平中土，凶逆荡除，遐迩率服。宜仍先号，以为魏焉。”就是指鲜卑拓跋部使用“魏”取代“代”作为国号，本意是传达一种拓跋源于华夏，继承的是正统的文化观。但是在更改国号后，并没有去除“代”的使用，而是出现“大魏”与“大代”两国号并用的现象，如瓦当有“大代万岁”，也有“大魏万岁”。碑刻墓志中有的称“大魏”，有的称“大代”。使读者深感迷惑。 ▲“大代万岁”瓦当(修复后) ▲“大代万岁”拓片 张庆捷研究员从几个层面展开，一是探讨北魏时期双国号产生的过程，即探索拓跋珪为何由代改为魏？二是探讨改魏以后，为何又频频使用大代旧词，甚至使用频率非常频繁，表面上看，甚至超过大魏。三是探讨拓跋珪以后，利用正史、碑刻和出土考古资料，考察大魏和大代国号的使用场合、范围和时段演变等。四是分析为何北魏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何影响？为何辽和元也出现双国号并行。如契丹与辽，蒙古国与元。 北魏六镇军政地位的考古学观察摘要 魏坚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北魏迁都平城以后，为应对柔然侵袭而在阴山以北依次设立了六处军镇，对“北魏六镇”具体位置的考古学调查和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许多模糊不清的认识正在逐渐廓清。据魏教授近年来的田野调查工作，梳理各家之说，认为清人沈垚《落帆楼文集》所言可信，六镇自西向东排列应为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 ▲北魏六镇略图 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北魏六镇展开了较多的调查工作，但截至目前只有李逸友先生《中国北方长城考述》一文综合探讨了六镇城址各自的位置，认为乌拉特前旗根子场古城为北魏晚期沃野镇，固阳县城圐圙古城为怀朔镇，武川县二份子古城为武川镇，四子王旗乌兰花土城子古城为抚冥镇，尚义县哈拉沟古城为柔玄镇，察右后旗白音察干古城为怀荒镇。其中除了怀荒镇作者认为应在河北省张北县以外，其余观点均可以认可，但亦有学者对武川及柔玄镇位置所在持不同意见。 基于北魏六镇在北朝至隋唐考古与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存在诸多尚未厘清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于2014年以来，多次组队对根子场古城、城圐圙古城、二份子古城、乌兰花古城和哈拉沟古城，以及与六镇有关的北魏城址进行了系列考古调查。 北魏自立朝以来，便在北部边境建镇置戍，屯兵驻守。六镇不仅和北方长城共同构成了北魏王朝抵御异族的防线，而且也是北魏军队主力驻扎的主要地区之一，更是连接漠北与中原的关要所在。考古调查可知，六镇的布列，最西有沃野镇控制从狼山的鸡鹿塞、高阙塞的南下之路，最东有怀荒镇扼守阴山尾闾的交通要道，武川镇和怀朔镇则分别位于平城出塞北的咽喉要道“白道”和“稒阳道”之上。在整个北魏前中期，六镇的地位极其重要。 北魏六镇设立伊始，分别处于东部与西部三镇之中间的柔玄镇与怀朔镇即成为东西两个中心城址，其后分别节制东三镇与西三镇，使得北魏六镇军事防御体系形成一个“双核”结构。尽管北魏六镇沿着阴山布列，但其实是一个有层次、有等级的军镇体系。这种体系的形成是由地理因素、设置早晚、对柔然的军事态势变化等原因造成的，从中也能反映出北魏统治者对防御体系的设计思路的不断完善。基于此，怀朔镇古城、克里孟古城、哈拉沟古城及其与其他城址的关系，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平城北魏墓葬的文化构成 韦正（北京大学 教授） 平城本为边陲小城，拓跋鲜卑本为漠北游牧民族。平城成为北魏首都，拓跋鲜卑成为北魏主要统治集团后，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大量其他民族、地区乃至域外文化。这些行为部分外化为物质形态，并通过墓葬遗留至今。平城北魏墓葬可分为平民墓葬和贵族墓葬两大类。平民墓葬以部族文化为主要成分。贵族墓葬以经过改造的汉文化、外来文化为主要成分。北魏国家对墓葬文化有所介入，在平民墓葬方面表现为移风易俗，在贵族墓葬方面表现为推行等级制。 ▲大同沙岭M7北魏壁画墓墓主夫妇图 平城平民墓葬以大同南郊北魏墓群为代表，由若干家族墓地构成，墓葬排列有序，规模差距不大，少数墓葬出土高级奢侈品，体现出与其他平民的经济或身份差异，但仍然葬于同一墓地之中，显示出拓跋鲜卑部族组织的潜在影响。单棺双人合葬墓、殉牲等现象的减少是移风易俗的体现。贵族阶层存在家族墓地，没有发现大同南郊那样“族坟墓”性质的墓群。从平城时代的早期开始，贵族墓葬中的鲜卑文化就不够彰显，反而是汉文化、外来文化因素十分突出，但这些汉文化、外来文化因素当不完全是其本意，而是经过了拓跋鲜卑的选择和解读。随着北魏皇权的加强和国家管理水平的提高，贵族墓葬也开始进入北魏政权的视野之中，成为皇权与贵族之间身份认定的一种“契约”手段。 ▲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起居图 方山陵园的空间设计与石刻工艺： 从宦官王遇的经历看北魏平城的匠作交流 李梅田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冯太后的方山永固陵是一座将陵庙、佛寺与墓葬结合的陵园，永固堂是供奉冯氏神主的陵庙，是对东汉石殿制度的复古，思远佛寺是一座以塔为中心的寺院。这种多功能的空间设计既有对中原传统礼制的复古，也表达了北魏皇室的佛教信仰。永固堂和冯氏墓室的石刻与平城其他墓葬和佛教遗址所见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表明平城不同类型的建筑可能共享了某些石刻粉本。
▲冯太后在平城大同的雕像 研究认为，方山陵园和平城的许多宫殿、佛寺与造像都是由宦官王遇督造的，出身于关中豪族，先后受到文成帝、冯太后和宣武帝宠信的王遇，是北魏平城最重要的工匠首领，他的建造活动可能导致了空间设计与石刻工艺在不同建筑中的共享，形成了生活空间、宗教空间与丧葬空间的彼此渗透。 ▲永固陵石券门 北魏 1976年山西省大同市永固陵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大像有形：从中亚到云冈 陈晓露 （中国人民大学 副教授） 大像的创造是佛教神圣化过程中的产物。早期佛教的崇拜中心是佛塔而非佛像。佛像最初出现于佛塔的装饰浮雕中，后来成为向佛塔的供奉物，均为佛塔的附属。公元4-5世纪左右，佛像的规模逐渐增大，并且逐渐获得了独立、神圣的地位，与佛塔一并成为了信徒礼拜的对象。 我们可以在犍陀罗佛教造像中清晰地看到这一发展过程。就中亚地区目前的发现来说，希腊化古城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中曾发现波斯风格建筑的神庙，其中出土有大理石质的希腊式手足残片，推测原为高约6米的宙斯神像，身躯可能是泥塑；苏尔赫科塔尔（Surkh Kotal）遗址也曾发现大型泥塑残片，据推测为贵霜时期佛寺。由此看来，建造大像的传统可能来自西方，波斯艺术中宣扬帝王权威的主题和希腊艺术中的偶像崇拜观念可能都对大佛像的出现产生过一定影响。 ▲云冈石窟佛塔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公元4世纪西域龟兹地区流行体量巨大的大型立像和规模宏伟的大像窟，这应与中亚地区建造大型佛像的趋势是一致的。文献提到龟兹“王宫雕镂立佛形象”，说明龟兹造像带有一定政治宣传含义。北魏云冈石窟大像窟的修造无疑是受到龟兹影响，但龟兹以大立像为主，云冈则是立像坐佛兼有，二者的造像技法也存在差异，龟兹为木胎泥塑，云冈则是以山体凿刻。西域鄯善地区亦发现有泥塑大型坐佛像，可能是连接二者渊源关系的纽带。 ▲云冈石窟露天大佛 北魏平城， 之所以成为“国际平城”， 它的身份， 是如何逐渐塑造的？ 它和传统， 是如何聚合又如何演变的？ 新的观点， 新的论据， 正在大同市博物馆举办的 这次国际学术研讨精彩碰撞。 相关后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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