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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朝丝绸之路首次贯通，到唐朝西域商人涌入长安，再到元朝的蒙古统治者签发大量中亚军人进入中原，但凡进入中国的色目人鲜有愿意离开的，正如宋末元初词人周密所说：“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复回首故国也”。 元代以前来到中国的色目人多为商人，无论从哪条丝绸之路东来，路上都要穿越大漠、荒原、雪山和沼泽。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时对丝绸之路的艰辛有颇多描述：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惟望骨聚、马粪等渐进”；“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渧沾喉，口腹干燋，几将殒绝不复能进”。  除了自然环境的恶劣外，西起罗马，东至长安，万里之遥的商路上必须经过形形色色的大小邦国和部落，每过一处都要缴纳一笔沉重的赋税。更严重的是公元三世纪后，世界陷入混乱，丝绸之路上盗匪横行，即便是到了蒙元时期，马可波罗一路上也遇到不少强盗匪帮，所以丝绸在欧洲和黄金同价就不足为奇啦。 丝绸之路不太平，海上丝绸之路也同样处处充满风险。西太平洋、印度洋和地中海的三大航线其实并不是贯通的。苏伊士运河修建前，商队仍然要冒险穿越沙漠。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抗，这条运河不断被摧毁，又不断被重建，直到19世纪末，法国人接管后才变得太平。  因为航海技术落后，从广东出发在海上漂泊八个月，多次转陆路才能到达马六角海峡，期间经历的凶险可想而知。到了宋朝，中国人发明的罗盘和水密舱大规模应用后，海上丝绸之路才逐渐繁盛起来，但从广州到波斯往返一趟仍需两年时间。 元朝时来中国的多为蒙古人签发来的军人和工匠。他们最初地位低下，但凭借军功不断被重用，最终成为蒙古人统治中原的代理人。南宋时得益于长江的庇护，江南地区免遭战争涂炭，随即成为中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心。江南在元朝的战略地位不容小觑，大量色目官员、将领和军队因此被派到南方。  江浙地区本就又很多色目商人，在蒙元统治者的刻意引导性，江南地区集中了大量色目人尤其是杭州、南京地区都形成了色目人聚集区，因此又吸引了很多色目人主动南下。 习惯了江南优越的自然环境，享受了富庶的物质生活，必然会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中华文明。比如元末江浙行省丞相伯颜不花驰援信州时遭陈友谅围困就道出了“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吾计之熟矣”之语，与母亲道别时也自诩不孝子。  手握大权的色目官员不仅接受了儒家文化倡导的忠孝思想，还成为书院、私学和义学的重要推动者。江南很多书院的山长（校长）都是色目人，而且还涌现出了萨都刺这样的诗人。除此之外，江南的色目人还积极参与科举考试： “延祐初，诏举进士三百人，会试春官五十人，或朔方、于阗、大食、康居诸土之士，咸橐书橐笔，联裳造庭而待于有司，于是可谓盛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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