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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次和类型文化之间的差异,表面的区别与内涵的相异都根源于各自具有的文化特质,借助对文化特质的分析,可以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比较,也可以由此管窥某一文化内部细微的文化机理和复杂结构。基于此,把宋代民俗文化的审美特征作为研究客体,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民俗文化,对宋代民俗文化的特色、审美特征和审美主体的审美情态等多方面的内容予以深入探究,综合考察宋代民俗文化的审美特质。对宋代民俗文化审美研究必须坚持从细微处见知著的精神,需要从宋人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趣味等视角,研究宋代民俗审美文化的内部构成、独特本质和总体特征。 编自http://www./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一、诗意,隐逸安闲 诗意栖居 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没落的后期代表,在审美文化方面却出现了一个反弹式的小高峰。宋代民俗文化审美的一大特点,就是以人为核心,注重个体内在心灵对社会人生的感受,侧重对人生存在意义、人生境界和人生价值等方面的诗意思考和追问。宋代延续了五代十国的战乱,自开国以来国家得以生平安宁,然而依旧内忧外患频仍,社会矛盾冲突尖锐,统治阶级权且力求自保。宋代繁荣的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发展表象下,隐藏着一系列不稳定的因素,比如地主经济的繁荣与势力扩张,成为宋代后期尾大不掉之势的祸根。同时,科举制度规模在宋代得以扩大扩张,统治阶级重视文人,形成了重文抑武。相比于唐王朝的鼎盛繁荣和武力强盛,宋代的经济 1/16页 与军事表现出明显的软弱和落后,客观的社会现实和对国家、社会理想状态之间的差距带给宋人巨大的心理落差,宋人普遍存在一种对文化、社会淡漠隐忧的精神氛围,不满于社会现实的宋人往往选择以诗性隐逸的方式应对。因此,诗意以隐逸安闲、诗性栖居的表现形式成为构成宋代审美文化的重要基因和关键内容,也无形中成为宋代审美民俗文化的主流审美特质之一。 宋代“东京梦华,武林旧事,熙熙攘攘,而鲜悍将骄兵跋扈之祸。是以其时之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敛而不向外扩张,喜深微额不喜广阔”。的确,这些特征与宋代民俗文化审美紧密相关,并在诗词、绘画、音乐甚至理学等方面多有印证。 以文学为例。北宋之初,唐末荼蘼华丽的文风被沿袭,致使宋初文坛也呈现出一派艳丽奢靡之风。动荡的社会在宋初稍加安定,但因战争动乱引起的人心惶惶的群体特征并未立即消除,唐末文人抛开理想切入世俗进行大肆享乐的风气影响了宋初大批人士,他们虽然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但仍旧“戴着镣铐跳舞”,放纵享乐。一批文人士大夫警觉地发现这一文风的危害,对其果断抛弃并发起对唐代文坛精华的崇尚运动,特别是对杜甫和白居易发起的古文运动大力推崇,注重学习其现实主义传统以改变现世的靡奢风气。 “中隐”是隐逸文化的类型之一,除此之外,按照隐居的形式划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小隐”和“大隐”之说。所谓“小隐”,是指在在先秦两汉时期,士人选择归隐山林丘壑以避世, 2/16页 充满着原始意味的隐逸方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苦于避世于山林却少有物质保障的矛盾而做出的隐逸,他们修身养性提升自我,虽身处喧哗闹市而心在江湖,后人称之为“大隐”,即我们常说的“小隐隐于山林,大隐隐于市”。隐逸分为大、中、小三类,尽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是其精神内核和动机却如出一辙,三类隐逸皆为士人避乱全身而出,是不同历史时期内特定社会背景下士人们的处世方式和价值取向,其共同之处在于所有士人都是出于寻求心理慰藉和遣散愁绪。 的确,如白居易所言“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宋初,社会百废待兴,士人对社会现实充满忧虑,既有对故国的怀旧之情,也有对新朝的失落不满,由此大批士人选择隐逸。大隐可以住在朝市,却苦于太过吵闹喧嚣,内心不得安宁;小隐可处在清静的山林丘壑环境中,但过于寂寥且生活物资匮乏,生活过于清苦。士人阶层处在如此矛盾之中苦苦挣扎,恰恰“中隐”思想是解决纠葛的解脱之道,成为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内心与社会现实、在或隐或仕之间获得平衡的基本方式。 于是,宋人纷纷效仿,一时中隐大兴。如《宋史?张去华传》记载,张去华“在洛茸园庐,作‘中隐亭’以见志。”?又有苏轼《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说,“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苏轼《灵璧张氏园亭记》,“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今张氏之先君……筑室艺园于汴泗之间……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 3/16页 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由此可知,宋人在白居易提出的“中隐”基础之上,考量现实,融会贯通,博采众长,对宋初“中隐”型仕隐文化进行最有效的改造,由此他们在隐逸中畅享自由,诗意地栖居在理想境界,这一切从根本上给以人生哲学为核心的宋代美学带来带来了巨大变革。 宋代士人的隐逸审美观念亦有不同的形式,但出发点和目的却殊途同归。根据隐逸的真实原则,可将其划分为两类,即“根据正义原则的隐逸和根据自由原则的隐逸”。根据正义原则隐逸的先导便是孔子提出的“无道则隐”,他在《论语?泰伯》一篇里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显然,在孔子看来,士人隐逸的原因在于自己生活的国家“无道”,而且表明了士人选择隐逸的最佳时机。其实,孔子一向主张文人当入仕,以有机会影响统治阶级来施展士人的理想抱负,即唯此才能更好宣扬和普及“道”与“仁”,施惠于老百姓,实现士人理想与天下和谐的统一。另一方面,孔子又认为士人不该为外物所累,士人要相时而动,选择明君法国侍奉,故而他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处在无道的国家,士人就该隐逸起来以明哲保身。 另一种隐逸是根据自由原则的隐逸,其典范的确立来自于庄子。庄子提倡的隐逸的核心是“自由”“无为”,诚如其言“无为国有者所羁”的自由原则。同样,庄子极力倡导一种“我宁游 4/16页 戏污渎之中自快”的精神,依据这一原则,士人应该在污浊之世保持自身的清洁,做到超然物外,努力达到身心自由的境界,即获得生存生活自由与精神自由高度平衡。此类士人隐逸的形式在宋代很是普遍,宋人在宋初精神理想受挫,加之对社会现实失望带来的精神落寞,因而选择于乱世中取乐快意。庄子提出的以自由为原则的隐逸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及至宋代士人阶层而言,宋人的“中隐”不仅与时代社会背景相连,更重要的是士人群体通过“中隐”能诗意地栖居着。由此,道家的隐逸思想在宋代得到最大化的普及和广泛认可。 宋朝开国之初,社会审美心态变化剧烈。在历经唐末五代的战乱后,人们厌恶战争的苦难,比任何时候都渴望安宁的生活。与过去生灵涂炭的悲惨境遇相比,宋初刚稳定下来时的社会看上去是那么美好,这种对比在战乱初结束时尤为明显,于是宋人对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民俗等方方面面都深感喜爱和青睐,昔日的日常生活再次回归,在宋人眼中都变作可爱、美丽的审美对象。只有经历了巨大创伤和长久缺失,才让宋人对民俗之美由衷的欣赏,由于民俗与生活艺术本身是相通的,所以宋人追求美好生活的进程中,对于民俗、艺术等内容总是兴致盎然。这种在特殊时期对民俗或艺术之美突然放大的感受情态,在战争史上并非是绝无仅有的。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谈到17世界战后的鲁本斯画派时说,“我们必须看了有关战争的细节,才能体会战前与战后的对照。在这样的灾难后重见太平,岂不等于进了天堂!……一切日常生活有了意 5/1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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