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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新史學》第29卷第4期（2018年12月） 感谢许雅惠老师赐稿！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數位人文的目標之一是利用數位工具探索人文研究的新可能，本文將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運用於北宋晚期收藏家之研究，以現存五本金石書籍為核心，利用「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重建金石鑑藏家的社會網絡，分析北宋最後三十年金石收藏圈的發展，特別是古銅器收藏從士大夫主導到收歸皇家的過程。呂大臨(約1040-1093)《考古圖》的鑑藏網絡最為龐大而綿密，為士大夫收藏實力的集體展現。它結合哲宗元祐時期(1086-1094)士大夫的政治與文化雙重資本，彙整前代、記錄當代，有整理本朝發展的味道。隨著徽宗(1100-1126在位)投入商周古器的收集，士大夫收藏圈大受打擊，網絡規模明顯縮小，且呈現出各自發展的狀態。董逌與趙明誠(1081-1129)的收藏圈與呂大臨關係密切，而黃伯思(1079-1118)則與呂大臨網絡保持距離，甚至競爭古器的發言權，與徽宗朝廷的官方立場一致。五書的鑑藏網絡呈現出跨世代的發展過程，並讓我們衡量徽宗這位超級藏家的崛起，對既有士大夫鑑藏版圖造成的震動與影響。 關鍵詞：金石學、古物學、古銅碑拓、收藏文化、數位人文 作者简介： 许雅惠，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一、前言 北宋中期「金石學」興起，地下出土的商周青銅器開始受到士大夫的重視，在歐陽脩(1007-1072)、劉敞(1019-1068)的提倡下，士人有系統地收藏、品評、整理、著錄古銅器，並發展出文化論述。[1]北宋晚期古銅器收藏蔚為風潮，古器開始作為居家擺設，仿古製作的器物也應運而生。宋徽宗(1100-1126在位)將此發展推向另一個高峰，他以帝王之尊投入古銅器收藏，並以出土銅器為範本改革朝廷禮器，賦予古銅器前所未有的現世意義。[2]宋室南渡後，朝臣在臨安如火如荼地復興起汴京的繁盛文化，積極重建公、私收藏。只是淮河以北半壁江山成為金人領土，長安、洛陽等華夏故都的古物不再唾手可得。於是，拓片、圖錄、或是仿製古物成為替代品，滿足南宋朝野文化中興的需求。在此背景之下，北宋金石作品被推向權威，確立了金石鑑藏在士人文化中的核心地位。[3] 在這幅宋代金石學的速寫中，作為主角的士大夫與皇帝主導鑑藏走向，長期以來是學界研究重點。歐陽脩、呂大臨(約1040-1093)、李公麟(約1042-1106)、宋徽宗均有不少討論，或著重個人的收藏成就，[4]或闡述他們收藏背後的觀念與思想。[5]然而金石鑑藏之所以蔚為風潮，除了這些核心人物之外，有更多「金石學家」、「金石學人」共同參與。容庚(1894-1983)曾對這些人做過梳理，考證其收藏梗概，葉國良又加增補。[6]之後研究者進一步注意到收藏家之間的交集與互動，例如：李公麟與《考古圖》藏家間的交往，[7]以及《考古圖》藏家與元祐政治圈之重疊。[8]由此可知，北宋晚期金石收藏者已形成群體，彼此除了共通的金石興趣，也因同門、同年、同僚、同鄉而互動，形成複雜的人際關係。不過由於藏家人數眾多，要梳理清楚彼此的關係並不容易，過去研究多半只能處理幾位藏家或是一本圖錄，難以掌握收藏圈的整體樣貌，更別談長時段的發展。 為克服這個困難，本研究利用「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以下簡稱CBDB)」中龐大的宋人傳記資料，一一查詢北宋晚期收藏家的親屬與社會關係人，以此重建他們的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進行分析。收藏家資料來自五本鑑藏圖籍：呂大臨《考古圖》、趙九成《續考古圖》、董逌《廣川書跋》、黃伯思(1079-1118)《東觀餘論》、趙明誠(1081-1129)《金石錄》，這五本書是了解北宋晚期金石收藏最重要的材料。自歐陽脩《集古錄》以下至南宋初年，至少有三十多種金石著作問世，如今僅存《宣和博古圖》、《考古圖》、《續考古圖》、《金石錄》四種。[9]其中《宣和博古圖》是宋徽宗宣和殿的古銅器記錄，不屬私人收藏。至於《廣川書跋》與《東觀餘論》則為題跋，這種文類從北宋中期開始流行，通常針對特定的書畫古器作品，書寫於作品上面或前方者為「題」，後方為「跋」。[10]《廣川書跋》與《東觀餘論》二書集中收錄商周古器碑拓題跋，作者董逌與黃伯思更是當時重要的金石鑑藏家。 這五本圖籍除了收錄各家藏品、抒發個人意見，也具體而微地記錄下器物的出土與流傳，以及友儕們的聚會討論，乃至於成書過程。每本圖籍都是一連串收藏盛事的結晶，從中可見作者的活動與交遊。統合五本圖籍，可勾勒出西元1090年左右至北宋滅亡三十多年間的收藏圈及其變化，讓我們從人際網絡的角度重新省視這些主導北宋晚期文化論述的收藏家。除了已知的主導者，還有哪些值得注意的個人？各收藏圈之間有何關聯？隨著時間推移，收藏圈如何改變？相應的政治、文化脈絡又是如何？這些問題有助我們思考古器如何在人際之間發揮作用，進一步探討北宋金石鑑藏動能強勁、興盛不衰的原因。 需加說明的是，嚴格來說，「金」、「石」有別，「金」收藏的是古銅器與銘文拓片，「石」則是石碑拓片，碑石由於移動不易，鮮少為私人所收藏。換言之，「金」的收藏包括獨一無二的古器「原件」，「石」則為能夠一再摹拓的「複製品」。不過北宋藏家經常將古銅器的器形與銘文刻石，搨成拓片流傳，模糊了金與石的界線。儘管這五本圖籍偏重不同：《考古圖》、《續考古圖》以古銅器為主，其他三本則金、石俱有。但由於北宋學者將「金」、「石」連稱，當作同一個收藏、討論的範疇，因此本文也不刻意區分「金」與「石」。 向上滑动阅览 [1] 相關研究回顧見許雅惠，〈關於宋代古物學之研究與討論〉，頁67-77。 [2] 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頁37-160；Patricia B.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Ya-hwei Hsu, “Antiquities, Ritual Reform, and the Shaping of New Taste at Huizong’s Court,” 137-180. [3] 許雅惠，〈南宋金石收藏與中興情結〉，頁1-60。 [4] Robert E. Harrist, “The Artist as Antiquarian: Li Gonglin and His Study of Early Chinese Art,” 237-280; 張臨生，〈李公麟與北宋古器物學的發軔─宋代古器物學研究之一〉，收入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千禧年宋代文物大展》，頁19-46。 [5] Yun-Chiahn C. Sena, “Ouyang Xiu’s Conceptual Collection of Antiquity,” 212-228; Jeffery Moser, “The Ethics of Immutable Things: Interpreting Lü Dalin’s Illustrated Investigations of Antiquity,” 259-293. [6]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頁230-234；葉國良，《宋代金石學研究》，頁29-48。 [7] 張臨生，〈李公麟與北宋古器物學的發軔〉，頁19-46。 [8] Ya-hwei Hsu, “Antiquaries and Politics: Antiquarian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960-1127,” 230-248. [9] 根據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左右成書的《籀史》所載，見翟耆年，《籀史》，目錄。 [10] 參曾鞏等，《宋人題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為數位人文方法之嘗試，利用社會網絡工具來輔助分析，在此先說明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首先以五本書的作者為中心，整理出作者的「鑑藏友人」，並一一查考其生平梗概。[1]如何得知所謂的「鑑藏友人」真的與作者相交遊，而非僅是引用關係？《考古圖》與《續考古圖》二書彙整數十家私人收藏，除了記載收藏家姓名，每件器物有線描圖、銘文拓片，還丈量大小尺寸。按常理判斷，作者與這些藏家應有一定交情，呂大臨於〈考古圖記〉便說：「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寖盈卷軸。」[2]因此，《考古圖》、《續考古圖》中收錄的藏家一律視為作者的鑑藏友人。 至於《廣川書跋》、《東觀餘論》、《金石錄》三書，則根據作者們的「自述」，以下各舉一例說明： 《廣川書跋》古鎗銘：田仲方得古銅器於白馬河岸，說者傳以為龍桮，疑陵寢中器也。宣和五年，余來關中，與仲方會長安，因示余龍桮。[3] 《東觀餘論》跋〈孔耽碑〉後：是碑在亳州永城縣廨中。僕向見滕同舍言其目，復於上官仲雍知其所在。政和癸巳[三年，1113]歲十月十九日，余國器聖求自永城寄至，詞筆皆古雅，因以章草書其文一通，以便覽觀云。是夜鼓二於清平坊弟[第]書，長睿父記。[4] 《金石錄》楚鐘銘：右楚鐘銘。政和三年獲于鄂州嘉魚縣，以獻。字書竒怪，友人王壽卿魯翁得其墨本見遺。[5] 第一例中，董逌到長安，田仲方以所藏古鎗相示，二人應有交情。第二例《東觀餘論》作者黃伯思得到多人相助，才獲得〈孔耽碑〉拓本，包括：滕康(滕同舍，1085-1132)向他提到這件作品、上官愔(上官仲雍)告訴他碑石所在、最後余應球(余國器)[6]寄來拓本，這三人均被視為黃伯思的友人。第三例亦然，王壽卿(1060-1122)贈予趙明誠楚鐘銘文拓片，為趙之友人。 以上三例也顯示，宋代士人的金石收藏是群體活動，愛好金石古器的友人們彼此互通有無、交換意見，這些友人是收藏家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越高，藏品的訊息與入藏管道越多，也越可能成為重要的收藏家，因此鑑藏友人屢屢出現於各書當中。根據圖錄記載與作者自述，可整理出各書的鑑藏友人(清單見附表1)。當言詞模糊時，只要兩人時代重疊，從文意判斷有交往的可能，均視為鑑藏友人。以下試舉一例說明：董逌在評述書寫於硬黃紙上的書法作品時，提到林希(卒於徽宗年間)曾持其藏品至京師，見者皆以為是偽作。[7]這條記錄的文字含糊，董逌沒有直接說明自己是否也在觀者之列，不過從文意來看，董逌應該見過這些作品，才能判斷其為僞，因此也將林希列入鑑藏友人。推測可能是董逌早年尚未成名時所見，當董逌成為大家後，多半是藏家主動尋求其品評意見，互動明確，鑑藏友人的認定較無問題。此例同時也說明，被列入「鑑藏友人」的諸人與作者的關係疏密不一，統計這些人在書中出現的頻率，可知其與作者交遊的親疏程度，有助了解該收藏圈的核心。 鑑藏友人彼此是否來往？不同收藏圈之間有何關係？透過哪些人產生互動？為解決這類網絡問題，接下來利用CBDB，一一檢索各書作者及其鑑藏友人，得出與他們有「直接」關係的親屬與社會關係人。在社會關係選項中，全選CBDB中所有的大類，共十類，再剔除搜尋結果中的後代引用與序跋關係。需加說明的是，為了盡可能呈現各收藏圈背後的社會與政治資本全貌，本研究沒有排除負面的社會關係，即CBDB中的「政治對抗」一項。一方面是因為彈劾、攻訐等負面關係本身就是政治資本的反映，政治地位愈高，受到的彈劾力道也愈大；另一方面人與人的關係並非一成不變，反目成仇或重修舊好都很常見，史料記載有其片面性，建置成資料庫時又有簡化或標準化的趨勢。將負面關係保留，應更能衡量政治與社會資本的整體樣貌。 表1統整各書的鑑藏友人數與CBDB檢索得到的社會關係人數。初步看來，《考古圖》諸人的人際交遊最廣闊，檢索40位藏家(含作者)得到543位社會關係人；至於《續考古圖》則是人際圈最小者，檢索28位藏家僅得到70位社會關係人。 表1 各書籍之鑑藏友人、社會關係人數與網絡基本資訊
再以網絡軟體Gephi繪成各書的人際網絡圖(網絡圖1至5)，作為分析基礎。由於網絡節點(node)與關係線(edge)數量過多，不易閱讀，因此將各網絡中僅與一人有關係的落單個人隱藏，各網絡的節點與網絡線數整理如表2。[8] 表2 各網絡的節點數與網絡線數
說明：*總數不等於五本圖籍數量加總，因為有些節點與網絡線重複出現在不同書中，括號內是隱藏落單節點後的數量。 每個網絡圖均包含兩類人際關係：一、金石收藏關係，亦即自書中整理出的作者與其鑑藏友人，為金石收藏關係，以粗線表示。二、一般社會關係，為CBDB檢索結果，是作者與鑑藏友人的親屬及社會關係人，以細線表示，可視為背景網絡。粗線的收藏關係由於是以作者為中心，網絡線均呈放射狀，屬典型的個人自我網絡(ego network)。疊加上一般社會關係後，有些收藏圈成為密集的網絡，有些仍保留自我網絡型態。值得一提的是，網絡圖中粗、細線重疊的並不多，一方面是因CBDB沒有收錄這五本書，另一方面也說明金石收藏關係與士人的一般社會關係有所區隔。 下一步參考各網絡的量化數值，節點的中心度(centrality)有助思考網絡中扮演特殊角色的個人，如連結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指出網絡的核心，而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則指出網絡中的聯絡人。[9]最後比較5個網絡圖的結構，並找出各網絡間共同的友人與社會關係人。接下來回到歷史研究的基本功：結合文獻，對相關個人進行研究，探討收藏的發展與脈絡。 CBDB已建置數量龐大的宋代士人資料，特別是上層士人的師友僚屬關係，不過資料本身也存在缺漏與錯誤，如何有效應用這批資料？首先，文字留存越多的士人，在CBDB中被記錄下的人際關係也越多，可能對網絡造成扭曲，必須注意。再者，如何面對資料可能的缺漏與錯誤？大數據研究顯示，當研究資料大到一定程度，個別錯誤並不會影響結果。換句話說，研究設計本身很重要，當資料呈現的是整體與趨勢時，比較不受個別錯誤影響。本研究將CBDB得到的社會關係視為背景網絡，以此衡量鑑藏家社會資本的豐厚程度，進一步結合史料記載加以解釋。因此，CBDB中個別資料的缺漏與錯誤，應不致影響文章論點。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人物傳記資料出處說明：本文涉及的人物眾多，其生平主要檢索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建置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hanchi.ihp./ihpc/hanji?7:1635660197:10:/raid/ihp_ebook/hanji/ttsweb.ini:::@SPAWN, 擷取日期：2015年6月至2019年1月)與哈佛大學等單位合作的「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http://db1.ihp./cbdbc/ttsweb?@0:0:1:cbdbkm@@0.48910543261388406, 擷取日期：2015年6至11月)。昌彼得與王德毅等編著之《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已經整合進這兩個資料庫中。文中若無特別加註，表示人物傳記資料來自此二資料庫。若另有來源，則加註說明。 [2] 呂大臨，《考古圖》，頁615。 [3] 董逌，《廣川書跋》，卷5，頁1a。 [4] 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259-260。 [5] 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287。 [6] 「余國器聖求」即「余應球(求)」，因為政和中，禁中不許以「聖」為名，因此改名。見洪邁撰，孔凡禮點校，《容齋隨筆》，續筆，卷4，頁269。 [7] 董逌，《廣川書跋》，卷6，頁11b-12a。 [8] 這些人以鑑藏友人的家族親屬所佔比例最高。 [9] 網絡分析方法廣泛運用於各學科，從社會科學、管理到生物，有關網絡分析的理論與應用，包括：網絡圖型態、節點位置分析與統計數值的意義，已累積大量研究，當中較為簡明者，可參 Stephen P. Borgatti, Ajay Mehra, Daniel J. Brass, and Giuseppe Labianca, “Network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892-895; Stephen P. Borgatti and Daniel S. Halgin, “On Network Theory,” 1168-1181; Christina Prel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istory, Theory & Methodology, 93-195. 值得參考的案例見John Padgett and Christopher K. Ansell, “Robust Ac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edici, 1400-1434,” 1259-1319. 三、呂大臨《考古圖》─匯集私家收藏之大成 金石收藏與研究始於北宋中期，歐陽脩《集古錄》描摹銅器銘文，開金文著錄之先河；呂大臨《考古圖》收錄器物線圖與銘文拓本，是現存最早的青銅器圖錄。兩書代表宋代著錄古銅器的兩種方式，並成為金石學的兩個典範。 《考古圖》共10卷，收錄公私收藏的青銅器與玉器超過二百件。書籍前方羅列藏家四十餘人，另有宮廷中的秘閣、太常與內藏。作者呂大臨為元祐宰相呂大防(1027-1097)之弟，家居陝西京兆藍田，游學於張載(1020-1077)、程頤(1033-1107)門下，精通禮學。[1]呂氏家族墓地於2008年在陝西藍田被發現，墓地的世代秩序井然，體現呂氏兄弟的禮學修養與理想；墓中還出土不少商、周、秦、漢古器與仿古製作的器物，反映呂氏家族古物收藏之興趣。[2] 關於《考古圖》之纂集，呂大臨在元祐七年(1092)二月所書的〈考古圖記〉說： 予於士大夫之家所閱多矣，每得傳摹圖寫，寖盈卷軸，尚病窾啟未能深考。暇日論次成書，非敢以器為玩也，觀其器，頌其言，形容髣髴以追三代之遺風，如見其人矣……。[3] 此時呂大臨的兄長呂大防位列宰執，呂大臨任祕書省正字，除了有機會接觸到內府收藏，還於士大夫之家經眼不少古器。《考古圖》一書可說是元祐年間呂大臨與收藏家們交遊的記錄，體現了呂氏兄弟的政治與文化網絡。[4] 圖表1統計《考古圖》收錄的各家藏品數量，為方便討論，於籍貫上方加上今日省分，其中「京兆呂氏」為呂大臨自己的家族。 圖表1 《考古圖》收錄之藏家與藏品數量
結合網絡圖1可知，《考古圖》網絡的節點數量龐大，檢索40位鑑藏家得出543位社會關係人(表1)，即使隱藏掉落單的節點，仍有77個人物節點。除了人物眾多，網絡線分佈也很綿密。從圖中粗、細兩種網絡線的分佈可知，這些人與呂氏兄弟除了收藏金石的共同興趣之外(粗線)，還有著更為頻繁、綿密的社會交往(細線)，彼此交織成一張密集的人際網，可見這些藏家的社會資本雄厚。這些鑑藏家中，位居核心的是京師的士大夫圈，政治地位以文彥博(1006-1097)為首，收藏量則以李公麟居冠。此外，呂氏兄弟故鄉的人際網絡也顯而易見，陝西藏家人數最多，達14人，且有一半集中於京兆與附近的扶風。當中京兆田氏應是元豐五年(1082)撰成《京兆金石錄》的田概家族，[5]其他許多人生平無可考，應該是呂氏兄弟在家鄉的友人。次多的河南藏家有13人，其餘藏家零星來自山東、江西、江蘇、四川，多是同朝士大夫。 藏品最多的藏家依序是：李公麟、[6]文彥博、張舜民、劉敞。四人合計97件，佔私人收藏總數的52%，是《考古圖》的核心藏家。次多的是劉瑗、張景先與呂氏兄弟，藏品均為8件。再次為王欽臣、京兆田氏與蘇頌(1020-1101)。其餘的31家合計僅有48件，在《考古圖》中能見度最低。 核心的四人均名顯一時，《宋史》皆有傳，明顯爲元祐時期(1086-1094)呂氏兄弟在京師的政治紐帶。李公麟是當時有名的大收藏家兼畫家，[7]在元祐時期回到京師；[8]仁宗朝重臣文彥博在元祐時特授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享受宰執之上的優遇；[9]張舜民是呂氏兄弟同鄉，來自永興軍路，也曾於元祐朝廷任官。[10]至於劉敞，他與歐陽脩二人並列為開創金石收藏的重要人物。[11]此時雖已過世，但兒子劉奉世(1041-1113)與呂大防同朝為官，想必有不少往來。[12] 其餘藏家也有不少是同朝士大夫，包括：韓宗道(1027-1097)、蘇軾(1036-1101)、[13]蔡肇(?-1119)、[14]范育、[15]薛紹彭、[16]毌沆、[17]榮咨道。當中以文學知名的蘇軾由於留存文字最豐富，使他成為網絡中的大節點。蘇軾曾替呂大臨寫挽詞，[18]也收藏古器，歐陽脩《集古錄》中便曾提到他的藏品。[19]《考古圖》收錄蘇軾的一件銅鐘，得自浙江錢塘，或許是熙寧年間(1068-1077)通判杭州所得。[20]至於同鄉的范育則與呂氏諸兄弟都有交遊，熙寧中與呂大忠(1025-1100)同朝為官，又與呂大鈞(1031-1082)、呂大臨同為張載門人，還為呂大鈞撰寫墓表。[21]毌沆，不但是同鄉，還是呂大防親家，歷知陝西各州，《考古圖》收錄一件他在慶曆中(1041-1048)守長安時得到的銅鐘。[22] 位置邊緣的藏家中，特別值得留意的有榮咨道，他以收藏碑帖書法而聞名。[23]南宋初年時人見到的《榮氏考古圖》15卷可能為其藏品，但書今已不存。[24]《考古圖》僅收錄三件榮氏藏品，《續考古圖》則記載了26件之多。可能《考古圖》成書之時，榮咨道的古器收藏才剛起步；也可能榮咨道收藏不入呂氏兄弟法眼；又或者榮咨道與呂氏關係較為疏離。 開封藏家劉瑗有8件器在《考古圖》中，但不見於網絡圖1，屬於僅有一條網絡線的落單節點，在網絡中僅與呂大臨有連結。查考其生平，劉瑗字伯玉，是哲宗、徽宗朝勢力頗大的內侍，死後諡忠簡。[25]劉瑗是位書畫家，隸書特別為人稱道，徽宗御府也藏有他的畫作。他還收藏書畫萬卷，能論辨古今真偽。[26]劉瑗在《考古圖》中能見度不低，可知他已進入士大夫的收藏圈，若非有傲人收藏，便是勢力不容小覷。[27]在《考古圖》諸多藏家中，劉瑗的內侍身分最為特殊。 《考古圖》也轉錄一些重要的金石古器著作，有彙整前代發展的味道。這包括歐陽脩《集古錄》與劉敞《先秦古器圖》中的銘文拓本與釋文(圖1)，以及李公麟《古器圖》的示意圖。其中最特別的是一幅李公麟摹顧愷之(約345-406)的人物畫，以此示意玉劍飾之位置(圖2)。[28]書中還收錄一件宋初寇準(961-1023)所藏的周代銅鐘，此鐘當時為何人收藏，尚不清楚。[29] 《考古圖》網絡除了彙整前代藏家學者，也見下一代的金石學者參預其中。網絡圖1中的翟汝文(1076-1141)是藏家蘇頌與蔡肇共同的社會關係人，他後來也成為宋代重要的金石學人，參與徽宗朝的禮器改革，並撰寫新成禮器銘文。[30]高宗建炎年間(1127-1130)，翟汝文知越州，仿古製作不少銅器。[31]他的兒子翟耆年克紹箕裘，在紹興年間(1131-1162)完成《籀史》，評述國初以來重要的金石著作，勾勒這門學問的發展與歷史，成為最早的金石學史專著。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呂大防、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四人《宋史》有傳，見脫脫，《宋史》，卷340，頁10839-10849。 [2] 呂氏家族墓地的考古成果報告見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藍田縣五里頭北宋呂氏家族墓地〉，頁46-52；陝西歷史博物館編，《金錫璆琳─藍田呂氏家族墓出土文物》；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異世同調─陝西省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藍田呂氏家族墓園》。關於呂氏家族墓地與隨葬品的分析，參許雅惠，〈宋代士大夫的金石收藏與禮儀實踐—以藍田呂氏家族為例〉，131-164。 [3] 呂大臨，《考古圖》，頁615-616。 [4] Ya-hwei Hsu, “Antiquaries and Politics: Antiquarian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960-1127,” 230-248. [5] 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頁231。 [6] 《考古圖》收錄的玉器全為李公麟收藏，分別在卷8與卷10，玉器數量的計算與銅器不同，說明如下。《考古圖》中有些玉器有獨立的條目，一條算一器；有些小玉飾共享一個說明條目，在統計時，將這些算作一器。若是個別計算，李公麟收藏的銅、玉器總數為68件。 [7] 李公麟傳，見王稱，《東都事略》，卷116，頁4；脫脫，《宋史》，卷444，頁13125-13126。李公麟的著作，參翟耆年，《籀史》，頁11-13。 [8] 關於李公麟的任官與在京師的交遊，參張臨生，〈李公麟與北宋古器物學的發軔〉，頁27-32。 [9] 文彥博傳，參王稱，《東都事略》，卷67，頁1-7；脫脫，《宋史》，卷313，頁10258-10265。關於元祐時期高太后與司馬光對文彥博的優遇安排與政治考量，見方誠峰，《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頁50-54。 [10] 張舜民傳，參脫脫，《宋史》，卷347，頁11005-11006。 [11] 劉敞生平，參王稱，《東都事略》，卷76，頁1-4；脫脫，《宋史》，卷319，頁10383-10387。 [12] 例如：「(元祐七年)六月辛酉，以呂大防為右光祿大夫，蘇頌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韓忠彥知樞密院事，蘇轍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范百祿為中書侍郎，翰林學士梁燾為尚書左丞，御史中丞鄭雍為尚書右丞，戶部尚書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脫脫，《宋史》，卷17，頁334。劉奉世傳，見脫脫，《宋史》，卷319，頁10388-10390。 [13] 蘇軾傳見脫脫，《宋史》，卷338，頁10801-10818。 [14] 蔡肇傳見脫脫，《宋史》，卷444，頁13120-13121。 [15] 范育傳見脫脫，《宋史》，卷303，頁10050-10051。 [16] 《宋史》無傳，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冊5，頁4197。 [17] 《宋史》無傳，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冊1，頁395。 [18] 蘇軾，〈呂與叔學士挽詞〉，參陳俊民輯校，《藍田呂氏遺著輯校》，頁4。 [19] 歐陽脩，《歐陽文忠公文集》，卷134，頁1042。 [20] 見呂大臨、趙九成撰，《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頁135-136。 [21] 脫脫，《宋史》，卷340，頁10845；陳俊民輯校，《藍田呂氏遺著輯校》，頁611。 [22] 毌沆1071知延州、1072-1075知涇州、1074-1077知同州，見李之亮，《宋川陝大郡守臣易替考》，頁378、524、347。黃伯思記錄了毌沆守長安得鐘一事，見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154。呂大臨著錄作「秦銘勳鐘」，見呂大臨、趙九成撰，《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頁134-135。 [23] 黃庭堅，《山谷集》，卷28，頁12b、13a；卷29，頁7b。 [24] 翟耆年，《籀史》，目錄。 [25] 昌彼得等編，《宋人傳記資料索引》，冊5，頁3886。 [26] 米芾，《書史》，頁32b；宋徽宗敕編，《宣和畫譜》，卷12，頁335-337。 [27] 在《考古圖》的8件銅器中，每件都有尺寸、容量，但缺乏出土地。劉瑗的八器，見呂大臨、趙九成撰，《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頁31、57-58、87、102、108-109、155、179、183。 [28] Robert E. Harrist, “The Artist as Antiquarian: Li Gonglin and His Study of Early Chinese Art,” 237-280. [29] 寇準傳見脫脫，《宋史》，卷281，頁9527-9535。 [30] 翟汝文，《忠惠集》，卷10，頁1-4。 [31] 陸友，《研北雜志》，卷下，頁30。 四、趙九成《續考古圖》─徽宗禮器改革前夕 《續考古圖》作者趙九成，生平不明。書中收錄包含內府在內30家收藏，共一百餘器，除了3件玉器(尺、琮、奩)、4件瓦當、1件瓦鼎，其餘均為銅器。與《考古圖》相較，《續考古圖》收錄的藏家、藏品數量較少，仍保留器物與銘文的圖像、藏家、尺寸等資訊，但出土地多略而不記，著錄內容也較簡單。 《續考古圖》所收的器物雖然總數較少，但很少與之前的圖錄重複。檢索王國維(1877-1927)《宋代金文著錄表》，重出者僅3件：秦權、乙鼎、叔高父簋，[1]可知《續考古圖》有意避開已經著錄之器，可能是《考古圖》完成之後，新崛起的藏家與他們入手的古器。書中收錄的長銘器不多，超過二十字者僅有9件，由於缺乏前人成果可茲參考，因此有些釋文還有不少闕字。[2] 《續考古圖》的藏家也見於《考古圖》者僅榮咨道、王師文、李善初三人。至於呂至山原不可考，在2008年陝西藍田呂氏家族墓地發掘後，已確定是呂大臨從子，字子功，卒於政和元年(1111)。[3]《續考古圖》中生平可考的藏家多活躍於徽宗朝，書中雖有紹興三十二年(1162)之事，但應為後人所加無疑。[4]那麼《續考古圖》成書時間具體為何？首先，書中記錄崇寧三年(1104)「公䪫鐘」的發現，成書必在此之後。葉國良推論應在崇寧、大觀之際，此說不錯。[5]考察北宋晚期政局，徽宗自大觀初便積極收藏古器，以備禮制改革，使得私家收藏大量進入內府。[6]禮制改革於政和年間(1111-1118)達到高峰，至宣和(1119-1125)才告一段落。按理說來，《續考古圖》不可能在朝廷多方搜求古器的這段期間成書。此外，《續考古圖》中有18件帶銘青銅器也出現在《宣和博古圖》，[7]意味著這些私人收藏後來進入徽宗內府。由此看來，《續考古圖》最可能的成書時間是崇寧四、五年，徽宗大規模搜求古器的前夕。 《續考古圖》中最重要的藏家是榮咨道，卷3全為其藏品，佔全書四分之一，說明道：「榮氏所收古器最盛，凡百餘種，除已收入《考古圖》外，有文刻及形制佳者，取二十六種續編於此。」[8]可知此時榮咨道已是大收藏家，涉獵範圍從書畫、碑帖到古器，同時的黃庭堅(1045-1105)與米芾(1051-1107)均有評論；[9]翟耆年《籀史》中也列有榮咨道的《榮氏考古圖》15卷。[10]接下來依序是趙仲忽(11件)、張壻(7件)、王玠(7件)、王師文(6件)、趙茂曾(4件)，他們是《續考古圖》的核心藏家(圖表2)。當中榮咨道與王師文二人雖見於《考古圖》，但藏品少，位置邊緣，至《續考古圖》成為核心，可能因為藏品積累日富，又與《續考古圖》作者趙九成有較密切的交遊。 圖表2 《續考古圖》收錄之藏家與藏品數量(書中有8件器未列藏家姓名，假設為作者趙九成藏品)
《續考古圖》網絡顯示趙九成與汴京朝廷有密切關係。趙仲忽是宗室，能草書，雅好古器、法書、名畫，哲宗朝曾因獻「文王方鼎」一事而聲名大噪，在徽宗朝受到眷寵。另有幾位士大夫藏家也在徽宗朝廷任職：李誡(?-1110)任職將作監，崇寧二年(1103)編成《營造法式》，作為官方建築的標準；[11]邢恕則是徽宗朝活躍的士大夫。[12] 趙九成與朝廷的關係，還可從兩則崇寧年間(1102-1106)的祥瑞事件得知。一是崇寧初在商州發現的「䜌鼎」、[13]另一是崇寧三年在應天府發現的「公䪫鐘」。[14]後者因發現於古代宋地，銘文「宋公成之䪫鐘」被徽宗大臣拿來大作文章，將「䪫鐘」比附顓頊的「六莖」之樂。[15]時值朝廷作新大樂，公䪫鐘之出土被視為無比祥瑞，上呈內府後，成為製作大晟編鐘的範本。[16]此外，葉國良曾指出，《續考古圖》的度量單位多以仁宗內府所定的「黍尺」為準，黍尺用於內府，與館閣及一般市面通行的太府尺不同，這也顯示該書作者與內府的關係。[17] 就地域而言，西京洛陽是重要的收藏中心，王玠、張壻、丁宏、程之奇的藏品都出自此地。其中王玠與張壻活躍於洛陽，各貢獻了7件銅器，是本書的大藏家。除了古銅器之外，王、張二人還因地利之便，收藏漢代石經殘石，為當代所重。[18]值得一提的是，王玠與《東觀餘論》作者黃伯思往來十分密切，是《東觀餘論》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友人。至於《考古圖》中人數最多的京兆藏家，如今僅有呂至山。[19]另有幾位藏家也具有陝西地緣關係，包括：籍貫陝西五原的武將姚雄、咸陽的張詢與在陝西任官的趙茂曾。[20]整體而言，《續考古圖》中京師與洛陽是最重要的收藏中心，陝西藏家的比重大幅降低。 有別於《考古圖》網絡的人物節點眾多，網絡線複雜，且彼此交織成一張密集的人際網。《續考古圖》的人物節點稀疏，許多藏家名不見經傳，生平已無可考。在隱藏掉落單的結點後，27名鑑藏友人中有12人從網絡圖消失。網絡結構以趙九成為核心，呈放射狀分佈，藏家之間多半沒有網絡線(網絡圖2)。這顯示各藏家的社會與政治資本較低，且彼此之間沒有太多社會關係，主要靠趙九成串連彼此。雖然如此，但趙九成的鑑藏友人有來自汴京朝廷的李誡、邢恕、趙仲忽，有屬於洛陽文化圈的王玠、張壻與王師文，也有陝西文化圈的呂至山、趙茂曾、姚雄等人。換言之，趙九成溝通了京師朝廷、西京洛陽與陝西三地的收藏圈。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翻檢《三代秦漢宋代金文著錄表》，《續考古圖》與《集古錄》重複者一器，與《考古圖》重複者三器。王國維著，羅福頤校補，《三代秦漢兩宋金文著錄表》，頁627-705。 [2] 「彝蓋文」、「王宮匜」、「寶敦」、「大夫始鼎」、鼎、「吉金敦」、「父辛鼎」、「䜌鼎」、「伯龢父敦」，見趙九成，《續考古圖》，卷2，頁17；卷2，頁24；卷3，頁25-26；卷4，頁3-4；卷4，頁5-6；卷4，頁11-12；卷4，頁17-18；卷4，頁19-20；卷5，頁6-7。 [3] 張蘊，〈陝西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園考古發掘與研究〉，收入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異世同調─陝西省藍田呂氏家族墓地出土文物》，頁6-15。 [4] 「紹興壬午[三十二年，1162]在果山見一器正類此，但腹作三獸面，其鼻可懸，中畫雙魚，有文曰大吉祥，蓋漢器也。」趙九成，《續考古圖》，卷3，頁18b。李邴(1085-1146)在《嘯堂集古錄》序已提到「呂大臨、趙九成二家《考古圖》」，可見此段文字應為後人所加，《續考古圖》在李邴在世時已經成書。容庚，〈宋代金石書籍述評〉，收入曾憲通編，《容庚選集》，頁15；葉國良，《宋代金石學研究》，頁64-65。 [5] 葉國良，《宋代金石學研究》，頁64-65。 [6] Ya-hwei Hsu, “Antiquities, Ritual Reform, and the Shaping of New Taste at Huizong’s Court,” 137-180. [7] 由於對銘文的認定不同，容庚謂有28件，見容庚，〈宋代金石書籍述評〉，頁16-17。 [8] 趙九成，《續考古圖》，卷3，頁1b。 [9] 黃庭堅，《山谷集》，卷28，頁12b、13a；卷29，頁7b；米芾，《畫史》，頁17b。 [10] 翟耆年，《籀史》，目錄。 [11] 李誡，《營造法式》。 [12] 邢恕生平見脫脫，《宋史》，卷471，頁13702-13705。 [13]「崇寧初，商州得古鼎，刻文甚完，凡六十三字，乃周鼎也，尋上之朝廷。制度未考。」趙九成，《續考古圖》，卷4，頁19-20。 [14] 趙九成，《續考古圖》，卷4，頁1-2。 [15] 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183-186。 [16] Patricia B. Ebrey, “Replicating Zhou Bells at the Northern Song Court,” 179-199; Ya-hwei Hsu, “Antiquities, Ritual Reform, and the Shaping of New Taste at Huizong’s Court,” 137-180. [17] 葉國良，《宋代金石學研究》，頁202-203。 [18] 「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宫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見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110。 [19] 見趙九成，《續考古圖》，卷2，頁23。 [20] 姚雄生平見脫脫，《宋史》，卷349，頁11059-11060。張詢，生平不詳，《續考古圖》稱其為咸陽張詢，見趙九成，《續考古圖》，卷1，頁12。趙茂曾，字承規，生平所知不多，見康海纂修，《武功縣志》，卷2，頁57。趙茂曾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知京兆，崇寧元年黜降為武功縣令，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68之2，頁3909。 五、徽宗禮制改革下的古器收藏 《續考古圖》纂成不久，徽宗便投入古銅器收藏，改變了士大夫主導的局面，董逌、黃伯思、趙明誠三人是活躍於此時期的藏家。趙明誠延續士大夫私家收藏的傳統，董、黃二人則任職於秘書省，有機會遍覽省中收藏。其中黃伯思還負責校定內府古器，並參與徽宗《宣和博古圖》的編纂，著有《博古圖說》，與徽宗朝廷的關係最為密切。[1]此時由於皇帝進入收藏版圖，私家藏器紛紛進入內府，御府、館閣成為最大的古器庫，皇帝則是無人可敵的大收藏家。[2]在此情況下，私人空間被大幅壓縮，不但難以大規模蓄積古器，品質可能也大不如前，因為最好的器可能都進獻到朝廷去了(至少記錄所見如此)。[3]只有能夠一再複製的碑帖拓片沒有受到影響，私人仍可取得自石碑或版木上拓印下的「石本」或「木本」古器碑銘。於是皇帝與士大夫收藏形成強烈對比：古銅器多薈萃至徽宗御府，士大夫只好以碑拓為主。 (一)董逌《廣川書跋》 董逌，字彥遠，山東東平人。生平所知不多，至遲於徽宗崇寧時任職館閣，欽宗靖康元年(1126)官國子監祭酒，最著名的事蹟是靖康二年(1127)四月率諸生至南京奉表勸進康王趙構(1107-1187，即宋高宗，1127-1162在位)。[4]著有《廣川易學》(時任中書舍人)、《廣川詩故》、《廣川書跋》、《廣川畫跋》、《廣川藏書志》等書。[5] 《廣川書跋》是董逌死後，其子董弅裒集而成，序於紹興二十七年(1157)，當中提到董逌的收藏過程： 弅家自上世以來，廣畜異書，多有前人真蹟。先君生而穎悟，刻苦務學，博極羣書，討究詳閲，必探本原。三代而上鍾磬、鼎彞既多有之，其欵識在祕府，若好事之家，必宛轉求訪，得之而後已。前代石刻在遠方，若深山窮谷、河心水濵者，亦托人傳橅墨本。知識之家與先君相遇，必悉示所藏，祈别真贗，訂證源流。[6] 從此段序言可知，董家先世已是藏書之家，董逌更致力收集金石碑拓，因而培養出個人書畫、古器、碑拓的品論能力，成為一位重要的鑑藏家。這段文字出自董逌之子，當然不乏溢美之詞，但董逌與不少「知識之家」交遊，大概沒有問題，《廣川書跋》、《廣川畫跋》中的記錄可以為證。 根據書中繫年記錄，《廣川書跋》涵蓋哲宗紹聖(1094-1098)至徽宗宣和之間，前後約三十年，最晚的一條是宣和五年(1123)至長安訪友所見。[7]從紀年資料看來，董逌先是留意書法碑帖，哲宗紹聖三年(1096)便曾應友人之請題跋書帖。[8]銅器的品評多半集中於徽宗崇寧、大觀、政和年間，時間稍晚。其中內閣「一柱爵」條記著：「崇寧三年[1104]余至館下」，可知董逌在這一年才到館閣工作。[9] 因為供職館閣，董逌題跋的作品有不少為內府、上方、秘閣藏品，但也有一些私家收藏。[10]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私人藏家多半是董逌的先輩，有的見於呂大臨《考古圖》，包括：劉敞、文彥博、張舜民、京兆田氏。[11]至於李丕緒、王得君二人，雖不見於《考古圖》，也是活躍於仁宗、神宗、哲宗朝的士大夫。[12]只有田仲方確定是董逌的同輩友人，他們曾於長安相見，品論銅器，[13]不知這位田仲方是否為《考古圖》京兆田氏的家族一員？ 為何董逌記錄的私人藏家多半是前輩士大夫？《廣川書跋》中有一條記錄，提供可能解答。大觀元年(1107)徽宗進行禮制改革前夕，劉敞之子劉奉世將家藏古器獻予朝廷：「適余在館，始盡摹其銘，併得原父釋考之，其曰……」，[14]當時董逌正好在館閣，不但摹了這些器的銘文，並且還得到劉敞的釋文，以便相互考證。由此可知，董逌之所以得見劉敞收藏，是因為藏品被進獻入宮，成為皇帝所有。 此處稍加說明徽宗的古器收藏與禮儀改革。崇寧時期，徽宗朝臣開始禮儀之議，大觀元年在尚書省下設「議禮局」，[15]政和元年完成《政和五禮新儀》作為禮儀規範。在議定新禮的同時，大臣也建議以三代銅器為本，革新禮器。徽宗於是在政和三年(1113)設「禮制局」，督造仿古禮器，[16]至宣和二年(1120)裁撤。在這場改革盛事中，一開始朝廷的收藏並不豐富，需要派人至士大夫家彩繪古器圖樣。[17]經過十餘年，宣和內府收藏「累數至萬餘」，除了「天下塚墓，破伐殆盡」，[18]士大夫私家收藏也盡入朝廷，《考古圖》、《續考古圖》有不少器物也出現在《宣和博古圖》可茲證明。 崇寧三年便進入館閣的董逌，應該完整地見證了禮制改革時，私人收藏進入皇家的過程。《廣川書跋》曾多次提到政和三年詔出古器，俾儒官考訂之事。[19]董逌品評的前輩收藏，大概是因供職館閣而得見，與董逌個人交友網絡的關係不大。 比較能體現董逌個人網絡的是他對碑帖的品評，當中有不少是同朝的士大夫，其中最常提到的是黃伯思。[20]黃伯思晚至政和三年左右才進入秘書省，成為同事，黃伯思的《東觀餘論》也數次提到董逌。從董、黃二人文字可嗅到彼此較勁的味道：董逌記載黃伯思持古器銘文向自己請教，[21]黃伯思則說董逌對自己釋讀的碑文內容「云恐忘記，遂盡錄去」。[22]除了朝中同僚，董逌與關中藏家關係較密切，曾數次前往長安拜訪邵䶵、田仲方；[23]當中邵䶵年紀較長，與另二位友人方宙、趙叡同為熙寧六年(1073)進士，三位均為董逌論書法碑帖的友人。 (二)黃伯思《東觀餘論》 黃伯思，字長睿，自號雲林子，福建邵武人，徽宗前期官拜尚書右丞的黃履(?-1101)是他的祖父。[24]黃伯思於哲宗元符年間(1098-1100)入太學；徽宗大觀至政和二年(1112)年官河南，與河南地區諸藏家游；後轉任秘書省校書郎、秘書郎，受詔校定內府圖書古器；政和八年(1118)卒。[25] 《東觀餘論》由黃伯思次子黃䚮於紹興十七年(1147)纂輯而成，[26]書中大部分篇幅在評論碑刻法帖。書前附有《法帖刊誤》，自序於大觀二年(1108)，後有王玠與許翰(?-1133)於政和四年、五年(1114、1115)寫的跋，《東觀餘論》中的記載也多寫於此時。 與黃伯思互動最頻繁的是王玠與蘇顯道，均為居洛陽期間的友人。王玠的出現頻率最高，他不時出示家藏書畫珍品與黃伯思共觀，包括〈淳化秘閣法帖〉，該帖後方還有米芾書寫的跋尾，黃伯思因此撰成〈法帖刊誤〉以回應米芾意見。[27]王玠的生平不詳，《東觀餘論》記載他收藏圖書與書畫，《續考古圖》也有此人，可知他也收藏古銅器。不過王玠與蘇顯道兩人均不見於網絡圖4，是網絡中落單的節點，只與黃伯思有關係。 政和三年黃伯思到秘書省後，收藏品論的圈子包括他的姑丈兼岳父張根(1062-1121)，以及張根的兒子張燾(1092-1166)、張熹。另外還有朝中同僚：滕康、[28]上官愔、傅墨卿、董逌、翁彥深(1079-1141)等人。[29] 《東觀餘論》中討論商周、秦漢古器的僅二十餘條，全為黃伯思於秘書省所見。這些記錄與碑帖所見的私人交遊不同，表達出強烈的官方立場，如「宋䪫鐘説」，不僅將出土古器視為「祥瑞」，並將新製禮樂器與古代聖王聯結，賦予新成禮器權威地位： ……今也地不愛其寶，為時而出，葢以昭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還弗足儷也……此其制作所以過於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30] 也不乏一些阿諛徽宗皇帝之語，如「周罍周洗說」： ……而秘閣舊籍以洗為瓫，以罍為缶，初未知其為是物也。臣等因受詔檢校，而考辨之。主上聖心灼見其然，命有司取其制度，以備新作禮器之一，乃知此器自周訖今，載祀千餘，隱祕弗見，以待聖人制作而後顯。於戲！豈不韙歟！豈不韙歟！[31] 黃伯思在考訂器物制度之餘，還不忘盛讚皇帝的「聖心灼見」，彰顯千餘年隱而不見的古器價值。 這些古器題跋少見友儕互動，內容與朝廷禮樂論述一致，推測黃伯思之古器評論，主要來自秘書省工作之所得。[32]南宋書目家陳振孫(1179-1262)也記載，黃伯思參與內府古器校訂，寫成《博古圖說》，不少內容收入《宣和博古圖》。[33]總括而言，《東觀餘論》記錄了大觀年間黃伯思在河南地區的收藏圈，以王玠為中心。進入政和時期，除了延續河南人脈之外，轉以朝中同僚與親戚為主，銅器評論有著強烈的官方色彩。 (三)趙明誠《金石錄》 《金石錄》踵繼歐陽脩《集古錄》傳統，內容分為目錄與跋尾，共30卷，按時代先後排列。目錄羅列趙明誠收藏的二千卷金石拓片清單，跋尾則收錄他寫在拓片後方的評論。友人劉跂的後序寫於政和七年(1117)，但書中有重和、宣和之記錄，可知成書後續有增補。紹興中，其妻李清照(1084-?)表上於朝。南宋論者經常將此書與《集古錄》並舉，代表北宋金石學的成就。[34] 趙明誠，字德甫(德父、德夫)，東武(今山東諸城)人，徽宗崇寧朝丞相趙挺之(1040-1107)之子。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為太學生，崇寧二年(1103)出仕。大觀元年趙挺之死後，趙明誠返回青州(今山東青州)，居鄉十年。宣和初再度出仕，先守萊州(今山東萊州)、後赴淄州。靖康亂起，趙明誠與妻子李清照隨宋室南渡，後死於湖州赴任途中。[35]總結趙明誠人生經歷，早年在汴京度過，後半段則多在山東。 趙明誠自述道：「余年十七八時，已喜收畜前代石刻」，早在進入太學之前，便已開始收集拓片。長輩士大夫如陳師道(1053-1101)與將作監李誡，均曾與年輕的趙明誠交流收藏訊息，想是因父親趙挺之的緣故。[36]建中靖國元年趙明誠入太學後，經常光顧京師的相國寺市集，購回字畫、古器與碑拓，與李清照共同把玩品論。[37] 青州十年，是趙明誠收藏的黃金時期，《金石錄》多數跋尾寫於這段期間，記錄下趙在山東的文化活動。互動的友人當中，籍貫山東的比例最高，汶陽者便有四位：劉跂、劉繹如、李公年、陳氏。[38]劉跂與趙明誠最為交好，不但以碑帖相贈，還替《金石錄》寫後序。趙明誠則在書中詳載劉跂登泰山，摹得秦始皇刻石，首尾完整的秦泰山刻石拓片因此得以流傳。[39]劉跂父劉摯(1030-1097)為元祐時期宰相，曾薦舉趙挺之，[40]可見劉、趙二家兩代情誼。另一位山東藏家劉繹如藏有漢唐石刻四百卷，也是當時大家，著有《金石苑》，同樣由劉跂作序，他們是山東金石收藏圈的要角。[41] 居鄉期間，趙明誠除了踏訪山東古碑，也收集一些當地出土的古器。[42]有些難得的古器雖被進獻至朝廷，但因地利之便，趙明誠仍可取到較佳的銘文拓本。代表例子是宣和五年(1123)青州臨淄縣民耕地發現的「齊鐘銘」，銘文近五百字，是當時最長的： 初鐘既出，州以獻于朝，又命工圖其形製及臨倣此銘刻石。既非善工，而字有漫滅處，皆以意增損之，以此頗失眞。今余所藏，乃就鐘上摹拓者，最得其真也。[43] 這件鐘後來進獻至朝廷，州官將器形與銘文刻石以供摹拓，可惜刻工隨意增損字畫，以致拓本失真。趙明誠所藏則不然，它是直接「就鐘上摹拓」下來最「真」的拓本。可以想見，在齊侯鐘上獻朝廷之前，趙明誠有機會見到這件鐘，並留下拓片。 屏居山東十年，並未讓趙明誠與外界斷了聯繫，幾位河南友人均曾以碑拓相贈。王偁曾贈予趙明誠漢碑數本，[44]王壽卿、董之明則寄上不少御府與秘閣的銅器拓片，[45]其中擅書的王壽卿還替趙明誠篆書〈古器物銘碑〉，以廣流傳。[46] 當趙明誠在山東收藏金石碑拓之時，徽宗也正積極收羅三代古銅器，士大夫家藏紛紛進入御府，各地也爭相進獻出土的古器。不過趙明誠還是收藏了一些銅器，載於《金石錄》者只有6件：父乙彝、爵、戟、孟姜盥匜、田鼎、漢廩丘宮鐙。[47]從品名看來，似乎都是尋常之器。推測在徽宗的積極求索之下，長銘器、奇器大概多進到內府，如《金石錄》所載山東臨淄的「齊鐘」與湖北孝感的「安州六器」。[48]相較於上一世代，徽宗的出現，使得士大夫收藏古銅器的空間被大幅壓縮。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頁234。 [2] 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稱宋徽宗為超大藏家(megacollector)，見Patricia B.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7-8. [3] 《金石錄》者見〈家藏古器物銘〉，錄有父乙彝、爵、戟、孟姜盥匜、田鼎、漢廩丘宮鐙等六器。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309-312。呂至山墓出土者也均為尋常之器，參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異世同調》，頁54-63。 [4] 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第2冊，卷95，頁13b-14a。 [5] 董逌著作書目見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頁17、37、233。關於《廣川藏書志》，陳振孫謂：「徽猷閣待制董逌彥遠撰。以其家藏書考其本末，而為之論說，及於諸子而止。蓋其本意專為經設也。」 [6] 董逌，《廣川書跋》，序，頁1。 [7] 董逌，《廣川書跋》，卷5，頁1a。 [8] 最早紀年記錄為紹聖三年(1096)〈七賢帖〉：「紹聖三年余過長安，邵仲恭得此摹本，諉余跋其後。」見董逌，《廣川書跋》，卷6，頁2b。 [9] 董逌，《廣川書跋》，卷1，頁5a。 [10] 包括：劉敞、文彥博、張舜民、京兆田氏、田仲方、李丕緒、李保年、河南王氏、王得君等人。 [11] 劉敞、文彥博、張舜民、京兆田氏各人收藏依次見於董逌，《廣川書跋》，卷1，頁12b-13a，卷2，頁4b、6b、7b、10a、11a，卷3，頁1-2，卷5，頁1b；卷3，頁11b；卷3，頁8a-b；卷4，頁10a-b。 [12] 根據《宋人傳記資料索引》，李丕緒於仁宗時解官就養。王得君主要活動於神宗、哲宗之時，他的名字出現在元豐六年(1083)、紹聖元年(1094)黜降官中，見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職官66之20，頁3878；職官67之8，頁3891。李丕緒、王得君二人收藏，依序見董逌，《廣川書跋》，卷1，頁1a，卷6，頁2a，卷8，頁6a；卷1，頁2a。 [13] 董逌，《廣川書跋》，卷5，頁1a。 [14] 董逌，《廣川書跋》，卷2，頁11a。 [15] 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133，頁4163-4192。 [16] 楊仲良，《續資治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133，頁4192。 [17] 鄭居中等，《政和五禮新儀》，卷首，頁14b。 [18] 蔡絛撰，馮惠民、沈錫麟點校，《鐵圍山叢談》，頁80。 [19] 見董逌，《廣川書跋》，卷1，頁1b、頁3a、頁8a。 [20] 朝廷中的同僚，多帶有職稱：任職秘書省的秘書郎黃符、校書郎黃伯思、少監羅畸，任職將作監的李誡。董逌在書中提到黃伯思三次，頻率最高。 [21] 董逌，《廣川書跋》，卷3，頁5b。 [22] 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335-338。 [23] 邵䶵、田仲方記錄見董逌，《廣川書跋》，卷6，頁2b、頁11a；卷5，頁1a。 [24] 李綱(1083-1140)是黃伯思的同鄉、中表、又兼連襟，在黃死後十七年替他寫墓誌銘，黃伯思的生平以此篇墓誌最為詳細。參李綱，《梁谿先生全集》，卷168，頁4805-4816。 [25] 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335-338。 [26] 見黃䚮跋，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377-378。 [27] 黃伯思因閱王玠收藏，而得以寫成《法帖刊誤》，見王玠跋語：「長睿頃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內府帖，且以米老跋尾示之，惜其踈略，遂著此書。議論精確，悉有證據，使真贗了然，誠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令帖，見於弟[第]九章云。政和甲午[四年，1114]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晉玉題於開封尹廳之東齋。」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89。 [28] 滕康生平，見脫脫，《宋史》，卷375，頁11610-11611。滕康見於以下題跋：〈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跋滕子濟所藏〈貘圖〉後〉、〈跋〈孔耽碑〉後〉，見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263-264、319-320、259-260。 [29] 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259-260、258-259、335-338、141。 [30] 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185-186。 [31] 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178-179。 [32] 黃伯思在「漢金錞說」也提到：「臣等受詔彚分而物辨之，稽經而合，庶可備採擇之一焉。」見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188。 [33] 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頁234。 [34] 如洪适，〈隸釋序〉，《隸釋、隸續》，頁1。《金石錄》一書於南宋便刻版流傳，洪邁、洪适、王厚之等人均提到此書，陳振孫也有著錄，見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頁233。關於《金石錄》的成書與流傳，參黃盛璋，〈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年譜〉，收入李清照，《李清照集》，頁164-167。 [35] 趙明誠的生平年譜，參黃盛璋，〈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年譜〉，收入李清照，《李清照集》，頁112-167。 [36] 陳師道見「唐起居郎劉君碑」、「漢重修高祖廟碑」，見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700、707；李誡見「玉璽文」，見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315-316。 [37] 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收入趙明誠著，金文明校證，《金石錄校證》，頁531。關於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所傳遞的訊息，特別是隨著古物收藏而來的負擔，見Stephen Owen, “The Snares of Memory,” 80-98. [38] 劉跂、劉繹如、李公年、汶陽陳氏，分別見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316-317、333；644-645；445；348。 [39] 見「秦泰山刻石」，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316-317。 [40] 徐自明撰，王瑞來校補，《宋宰輔編年錄校補》，卷12，頁738-739。 [41] 劉繹如家藏，見「唐富平尉顏喬卿碣」，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644-645；劉跂，〈金石苑序〉，《學易集》，頁68-69。 [42] 踏查古碑如齊州歷城的「漢趙相劉衡碑」、泰山的「唐登封紀號文」，見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422、563-564。《金石錄》僅記載6件趙明誠家藏銅器，其中有2件便出自山東地區。見「家藏古器物銘」之爵、戟，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310、311。 [43] 「齊鐘銘」，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308-309。 [44] 王偁所贈者有「父丙彛銘」、「漢平都侯相蔣君碑」，見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294、342。 [45] 董之明贈以皇祐賜本「周敦銘」，該器藏於御府，見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284-285。董之明籍貫浚儀(今河南開封)，見劉跂，〈金石苑序〉，《學易集》，頁68-69。 [46] 王壽卿所贈者有「楚鐘銘」，見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287。王壽卿為〈古器物銘碑〉篆文，見翟耆年，《籀史》，頁19。另王壽卿的墓誌於洛陽出土，見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出土歷代墓志輯繩》，頁754。 [47] 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309-312。 [48] 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150、308-309。 六、收藏網絡之間的關係 董逌、黃伯思、趙明誠三人都活動於徽宗之時，比較三人網絡，趙明誠網絡明顯較其他二人綿密，顯示趙明誠及其鑑藏友人整體的社會資本較高。至於三人關係如何？將三人的個人網絡合併，可從較宏觀的角度觀察他們之間的關係(網絡圖6)。網絡圖中，董逌與黃伯思之間雖然有網絡線直接連結，但董逌與趙明誠的鑑藏友人與社會關係人之間有更多網絡線，顯示董、趙二人的人際圈關聯較密切。相較之下，黃伯思的人際圈與網絡中其他人較為疏離，網絡線疏鬆。除此之外，在這個網絡裡中介中心度最高的是黃伯思，因為他扮演重要的溝通角色，讓他的鑑藏友人與社會關係人得以與網絡中的其他人產生連結，這點也說明黃伯思的人際圈與董、趙較為疏離。值得注意的是，結合董、黃、趙三人網絡後，米芾的重要性被大幅凸顯，不僅成為網絡中的大節點，而且中介中心度僅次於黃伯思，意味米芾是重要的中間人，其原因有幾。從網絡線來看，米芾是活躍於北宋後期的書法家與收藏家，與收藏網絡中的許多人都 有連結，使他成為圖中的大節點；從節點的相對位置來看，米芾連接起黃伯思與趙明誠兩個距離遙遠的重要人物，因此提高他的中介中心度數值。 為具體分析五個收藏圈之間的關係，以下整理各作者的共同友人如表3，並結合圖籍中的記錄進行討論。 表3 各圖籍之間共同的鑑藏友人
為進一步了解各書與《考古圖》網絡的關聯，表四整理各書的鑑藏友人在網絡圖1的出現情形： 表4 各書鑑藏友人於《考古圖》網絡出現情形
由表4可知，四書中《金石錄》與《考古圖》的關係最密切，37%的鑑藏友人也出現在《考古圖》網絡中，其中4位還是呂大臨的鑑藏友人。《廣川書跋》則有近二成的友人出現在《考古圖》網絡。此外，董、趙書中經常引用歐陽脩、劉敞、呂大臨三位前輩藏家論點，有時與之商榷，說明董、趙二人與前代學者間的繼承與對話。 黃伯思與呂大臨的關係最疏遠，只有一成友人出現在《考古圖》網絡中。共同的鑑藏友人只有張舜民一人，在《東觀餘論》僅出現一次，還受到強烈批評： 頃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眞蹟〈鷂雀賦〉者，及得張芸叟[張舜民]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偽帖也……既作偽帖，又畫其像，而偽章題署甚多，汲汲然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不悟，以為筆灋在二王上，使人駭歎。是知非書之難，知者亦難……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於墻壁，是可歎也。[3] 黃伯思先指出張舜民所刻〈鷂雀賦〉乃近代偽作，接著批評無知的士大夫，連淺俗的近代偽作也無法辨別，批評對象直指傳刻偽帖的張舜民。[4]這段文字的煙硝味十足，說明當時士大夫不僅競爭收藏，更競爭品評鑑別的能力與權威。 在這場競爭中，黃伯思與董逌、趙明誠明顯屬於對立的兩個收藏圈。黃與董完全沒有共同的友人，與趙之間也沒有同輩朋友，共同的鑑藏友人─劉季孫(1033-1092)、張舜民、米芾─均為年紀較長的前輩藏家(表3)。[5]另外，黃、趙二人對前輩藏家的評價也迥異，黃伯思對張舜民的鑑別力無法苟同，也對米芾的鑑賞能力多所批評，[6]趙明誠則與張、米意見較為一致。[7]再者，趙明誠、董逌二人經常引用呂大臨《考古圖》，時而同意、也有時批評，但黃伯思則從未提過此書此人。黃伯思在忽視呂大臨的同時，則是引用王安石(1021-1086)論說以證古文字義，[8]這個做法與徽宗敕編的《宣和博古圖》完全一致，為徽宗朝臣批判元祐政治與學術的反映，筆者在過去研究中曾討論。[9]黃伯思批判舊黨的立場並不令人意外，他的祖父黃履正是哲宗親政後攻擊元祐政治的主要人物之一。[10] 黃伯思與呂大臨、董逌、趙明誠三人的意見相左，不過透過趙九成的《續考古圖》將這二個世代、不同立場的鑑藏家連結在一起。《續考古圖》一方面承繼稍早的《考古圖》，一方面與稍晚的三家有共同友人(表3)。在本文討論的五本書籍中，《續考古圖》的網絡最疏鬆，藏家彼此關係最疏離，似乎是當中包容力最強的。推測趙九成應該調和了不同立場的收藏家，與各收藏圈均保持一定互動。 這五本書也顯示隨著金石古器收藏風氣的開展，要成為大鑑藏家，越來越仰賴家世基礎。呂氏兄弟似乎是開展家族收藏的一代，在四兄弟先後高中進士後，才投入古銅器收藏，至呂大防居相達到頂點。北宋晚期的董逌、黃伯思、趙明誠均建立在家藏基礎之上，黃、趙二人自幼便遍觀金石古帖，[11]趙明誠藏品中還有父親趙挺之當進士時所收之拓片。[12] 從地域面來看，五本圖籍均可見京師的人際網絡，可見與政治、文化核心保持聯繫，十分重要。此外，各書作者也因回鄉居住或外地任官，而與各地的收藏圈互動。《考古圖》中呂氏家鄉京兆藏家占大多數，並收錄大量京兆地區出土的銅器。《金石錄》中趙明誠山東故里的藏家比例最高，且記載許多山東、湖北出土的碑石古器。《東觀餘論》則記錄不少河南碑石實況，應是黃伯思在洛陽任官五年的實地考察。[13] 總括來說，《考古圖》是北宋晚期最大的金石收藏圈，其友人所交織而成的社會網絡是五書中最緊密的，顯示其社會資本最為雄厚。網絡中也見黃伯思的祖父黃履與趙明誠的父親趙挺之，只是他們屬於落單的節點，沒有顯示在網絡圖1，大概不屬於呂氏的金石收藏圈，而是另有所屬。與《考古圖》同時並存的收藏圈與收藏家還有哪些？神宗時官至翰林學士的沈括(1029-1093)是其一，沈括也收藏古銅器，且對古器的鑄造與使用特別有興趣，屢次批評當時的禮儀器用荒誕不合古。[14]沈括收藏後來也進入內府，見於《宣和博古圖》。[15]陸佃(1042-1102)是另一位，他受業於王安石，元祐時參與《神宗實錄》修纂，宦海幾度浮沉，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官尚書左丞。[16]陸佃研究古銅器，著有《禮象》一書，所描繪的禮器樣式多參考士大夫家藏古銅器。[17]不過沈括沒有出現在《考古圖》網絡，陸佃則是落單的節點，可知二人另有所屬的收藏圈。雖然如此，由於《考古圖》網絡吸納了元祐時期最具政治實力的收藏家，同時期並存的其他網絡在規模上，大概無法與之匹敵。 隨著徽宗在大觀年間投入商周古器收藏，《考古圖》所代表的元祐士大夫集體的大型收藏網絡瓦解，出現《廣川書跋》、《東觀餘論》、《金石錄》三個規模接近且相對獨立的網絡。當中以《金石錄》網絡的人最多，網絡線最密集，不過其規模與密度均遠不及《考古圖》(見表1)。即使將三者合併(網絡圖6)，鑑藏友人總數較《考古圖》增加不少，但網絡整體的群聚性降低，平均群聚係數(average clustering coefficient)0.015遠低於《考古圖》的0.032，顯示網絡結構遠較《考古圖》鬆散。[18]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董逌於「臨淄㦸銘」提到「趙氏售之臨淄」；黃伯思「弡仲𠤱辨」曾提到「趙生」，很可能是趙明誠。見董逌，《廣川書跋》，卷3，頁15b；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130-131。 [2] 兩書提到協律郎陳儀(沂)，由於官名相同，所藏均為琴銘，推測為同一人。見董逌，《廣川書跋》，卷8，頁4a；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705。 [3] 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121-123。 [4] 此批評也見趙彥衛著，傅根清校注，《雲麓漫鈔》，卷7，頁125。 [5] 劉季孫為趙明誠父親的友人，見「漢平都侯相蔣君碑」，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342。 [6] 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121。 [7] 「張侍郎舜民云夏時器也，字畫奇怪不可識」、「徃時書學博士米芾善書，尤精於鑒裁，亦以余言為然……」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280、526。 [8] 見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188。 [9] Ya-hwei Hsu, “Antiquaries and Politics: Antiquarian Culture of the Northern Song, 960-1127,” 230-248. [10] 黃履生平，見脫脫，《宋史》，卷328，頁10572-10574。 [11] 黃伯思〈灋帖刊誤〉自序(大觀二年，1108)，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28-29；趙明誠《金石錄》自序，見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1-3。 [12] 趙明誠於〈唐遺教經〉提到：「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獨此經最為舊物，蓋先公為進士時所畜爾。」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705。 [13] 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110、248-249、283-284。 [14] 沈括著，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頁190-194、317。沈括生平，見脫脫，《宋史》，卷331，頁10653-10657。 [15] 此器為「漢注水匜」，王黼編，《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錄》，20.12a。沈括曾於《夢溪筆談》得此器於關中，見沈括著，胡道靜校注，《新校正夢溪筆談》，頁194。根據銘文可知此二書所記載為同一器。 [16] 陸佃生平，見脫脫，《宋史》，卷343，頁10917-10920。 [17] 陳振孫著，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頁50。 [18] 此係數計算網絡的緊密度，最大值1表示網絡中每個節點均有網絡線相連。 七、結語 北宋中後期見證了金石學從萌芽到極盛的發展，出現許多「金石專著」，許多人際關係是透過這種特殊的史料類型—金石圖錄與題跋—而留存下來。從中我們可以一窺蓬勃的收藏活動，並勾勒收藏圈的發展，這個收藏風氣隨著北宋滅亡而告終。南宋時期金石專著的數量與創新性均大不如前，士大夫文集中可以見到一些關於金石的討論，不過金石的地位不再那麼突出，而與前賢墨跡、圖書差不多了。 綜觀北宋一代，早期士大夫開始收藏古器，中期經歐陽脩、劉敞等第一代學人極力提倡，至第二代學人已成為集體活動，並出現《考古圖》所見強勢的收藏圈。《考古圖》網絡的人物眾多、網絡線最緊密，應是北宋時期最大的金石鑑藏圈，是士大夫收藏實力的集體展現。它結合元祐時期士大夫的政治與文化雙重資本，彙整前代、記錄當代，有整理本朝發展的味道。隨著徽宗成為超大藏家，不僅限縮了士大夫的收藏空間，也打散了原本緊密連結的士大夫收藏網絡，使之零散化，從《廣川書跋》、《東觀餘論》、《金石錄》第三代諸人的網絡可見一斑。當中董逌與趙明誠可視為《考古圖》網絡的延續，黃伯思則另有所屬。網絡線最疏鬆的趙九成則可能溝通不同立場的收藏者，包容力最強。 北宋最後三十年見證了收藏局勢的翻轉，結合政治與文化雙重資本的士大夫古銅器收藏，至徽宗朝收歸天子所有，與書畫、圖書共同成為皇家收藏的一部分。失去收藏，士大夫也必須讓出古銅器論述的舞臺，此時任職秘書省的董逌、黃伯思，由於能一手接觸御府古器，並利用館閣藏書進行考訂，於是成為論述的主力。[1]過去館閣、內府也曾是士大夫研究古器的場所，至徽宗朝，其地位更形重要。[2]歷經半世紀發展，到了徽宗朝，歐陽脩、劉敞在金石學上的地位大致確立，趙明誠盛讚二人的開創之功：「蓋収藏古物，實始於原父，而集録前代遺文，亦自文忠公發之，後來學者稍稍知搜抉竒古，皆二公之力也」。[3]黃伯思雖然對歐陽脩多所批評，也引用不諱。至於《考古圖》這本彙集元祐士大夫收藏的著作，直到北宋滅亡，地位都未能確立。官方立場濃厚的黃伯思拒絕承認呂大臨與《考古圖》，徽宗敕編的《宣和博古圖》亦然，他們均與《考古圖》競爭古銅器的發言權。 作為數位人文的實驗之作，最後有必要對社會網絡工具的運用成效做一檢討。過去學界對古銅器收藏的核心人物已有不少認識，至於其他的收藏家，僅知其生平梗概，不太了解他們在收藏圈中∕間的角色，社會網絡分析幫助我們回答這類問題。比對各網絡圖中的節點，讓我們進行微觀(micro)的觀察，找出那些扮演溝通角色的個人；網絡整體的疏密程度，則幫助我們從宏觀(macro)的角度，衡量收藏家社會資本的雄厚程度。再進一步比較各網絡的整體型態，可以勾勒出收藏圈長期發展趨勢，並結合文獻，進行解釋。 將分析當代現象的社會網絡分析運用於歷史研究，有哪些限制？一般說來，社會網絡分析相當重視網絡圖的結構與形狀，並強調節點在網絡中的相對位置，由此產生各種理論，如：弱連結(Weak Ties Theory)與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 Theory)理論。[4]除此之外，網絡工具也針對網絡與節點提供各種運算數值，作為衡量網絡緊密度、節點角色的指標。應用於歷史研究時，由於所有的網絡都是研究者根據現存史料所重建，不是完整網絡，材料本身具有無法克服的缺陷，在作微觀分析時，不能直接運用這些理論與數值進行解釋，只能在文獻支持的情況下，作為論證的輔助，而非主要根據。人文研究一向以其細緻的文獻解讀為核心，有經驗的研究者除了文字表面意義，還能解讀出弦外之音。數位人文在進行量化數據分析的同時，要如何保留住人文研究的特長，尚待有志者共同探討。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論漢晉碑」中提到董逌除正字後，盡觀館閣書籍，而議論精進。見黃伯思，《宋本東觀餘論》，頁335-338。 [2] 歐陽脩，《歐陽文忠公文集》，卷134，頁1042；伊沛霞曾討論龐大的皇家收藏使得董逌、黃伯思等人能大量接觸古物，深化研究，見Patricia B.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 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172-183. [3] 趙明誠，《宋本金石錄》，頁304。 [4] Stephen P. Borgatti and Daniel S. Halgin, “On Network Theory,” 1168-1181. 附录 向上滑动阅览 附表1 各書提到的鑑藏友人
網絡圖1 呂大臨《考古圖》網絡 網絡圖2趙九成《續考古圖》網絡 網絡圖3 董逌《廣川書跋》網絡 網絡圖4黃伯思《東觀餘論》網絡 網絡圖5趙明誠《金石錄》網絡 圖1 歐陽修《集古錄》「晉姜鼎」銘文，收錄於呂大臨《考古圖》 資料來源：呂大臨、趙九成撰，《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頁9。 圖2 李公麟所繪古器之示意圖(左)，收錄於呂大臨《考古圖》 資料來源：呂大臨、趙九成撰，《考古圖、續考古圖、考古圖釋文》，頁6。 【编辑】鲁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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