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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金冬心隶书
临金冬心隶书
汉简图片 最早的隶书从何时开始？ 进入春秋战国时代，西周之礼乐崩坏，亦伴随金文这类大篆的崩坏，按《水经》最先的记录，在边区的齐地的铜棺墓中现三字为篆，多字为隶，应当是文献所记载当时文字的隶变的发端。当然或许不是最早，但离最早已经不远，不仅是隶变，同时伴随着草意的展开，或者是章草的孕育。春秋战国不仅是文化的觉醒与思想的自由展开（诸子百家之双百），亦是草莽英雄并起施展身手的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力衰落，意识着要经历一个武力的竞争，获得重新一统的时代确立，这是一个漫长的血与火之洗礼的时代，文字变革亦随时代的变化而起舞，扮演自己的角色。 在魏晋人看来，书法是笔阵，是纸上的战争，那么这种书法的军事喻言，应当追溯春秋战国的文字风情，羽檄传书的书有时会飞快，这篆体的写法有点麻烦，不改进是不可能的。于是，各国产生与周朝正式文字不相类的书体的出现，或者是隶变的开始与进行式。这样大篆之解散不仅是一个自由解放时代的风情展示，亦是一个文字变革的历程的需要。
临武威医简
临武威医简 当然秦最终成了这个花落我家的幸运国，他们曾经期望的是小篆统一天下的文字，这种死守篆体之法其实早已不合于时代的潮流，何况还有六国虽灭，精神未死，反抗的心理沉潜下来，事实上篆体随着时代的演进，文书的频繁运用，大量的抄写，早已是不合时宜了，所以李斯等人的秦篆（小篆）所运用的范围事实上被限制，往往在一些记功碑或者少数发号令的文书中还能通行，这有点象唐代的文字多是楷与行立碑，往往碑首（额）仍然用篆体书之，以示古雅，汉代的隶书之碑中比如《张迁碑》的碑首亦是用方笔的篆意文字。 秦汉时的平常的文字抄写，尤其在地方，恐怕是各国的隶变而成的书体成了主流，这个从各地秦汉墓葬中出土的简牍书的风情中看出所以然来。那些汉碑中的隶书，工整庄端，算是对于不同风格的自由一点的竹木简上帛书上的隶书的规范化，但风格众多的简牍隶书面貌，却是书写艺术的宝库，充满美学与欣赏的价值。 从艺术的角度而不是从治理的角度谈文字的风貌的优劣，所以自由潇洒的而且充满草情的简牍隶书，更能够为今天的书学者所钟情与喜爱，也是必然的。我们从中可以窥视到古人自由浪漫的情性，他们的悲喜之情：他们的抒展与收敛，他们的失落与激昂，他们恸哭与欢笑，他们的快意与怨恨――即说字是心画，我们从墨迹中认知我们的先民，已经不是单单从外形上，而是深入到他们的心灵深处。
汉石经残字 古人需要散怀抱，往往简牍片的空间是纵长横窄，所以他们往往会行笔的过程中往下把尾部笔画写得很长，往往是一段文字的尾部有此作派，而龙山里耶的秦简风格纵长的笔画众多，似乎不纵不快的感觉，难道这古人亦如今人，忧郁得很？而已他们的笔画总有点左高右低与今天的左高右低的字相相逆。字相如人，字相如心，藏不住任何心思的，所以我们追到先人的墨迹，就寻到古人大致的心灵的所在。文字不太属于正式庄重一点的时候，自由性也就会被强化，古人亦是无意如佳，相信那些随意的写手只是写写，并没想个万古流芳的，不意这些墨迹放在今天有点希贵，所以一字如金的，我们找到古人心的跳动。 时代越往后，比如汉魏，文字的草情在进一步加重也就出现章草便不奇怪，章草从随意的隶书中演化而来，事实上隶书向楷书演进是隶书的一个分演进，隶书还演进一个草书，其中有一个章草的过程，最终成就今草的格局。所以隶书不仅是解放了篆体，亦孕育了楷书与草书，两者一个是着力于实用，一个是着力于抒情，最终两者的精华墨迹，或者碑版，成为优美书写艺术的宝库。
欧阳询隶书：“洗笔泉” 拓片 尽管本人的行文风格是行云流水的随笔风格，但对于严谨一点的问题，还是要有点寻章摘句的老雕虫作派，所以我录一点与文章有关的古人言： 卫恒在其《四体书势》中写道： “字画之始，因于鸟迹。苍颉循圣，作则制文。体有六篆，要妙入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纡体效尾，长翅短身。颓若黍稷之垂颖，蕴若虫蛇之棼緼。扬波振激，鹰跱鸟震。延颈协翼，势似凌云。或轻举内投，微本浓末；若绝若连，似露缘丝，凝垂下端。从者如悬，衡者如编。杳杪邪趣，不方不圆。若行若飞，蚑蚑翾翾。远而望之，若鸿鹄群游，络绎迁延。迫而视之，湍漈不可得见，指撝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屈，离娄不能睹其隙间。般倕揖让而辞巧，籀诵拱手而韬翰。处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观。攡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闲。嘉文德之弘蕴，懿作者之莫刊。思字体之俯仰，举大略而论旃。”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卫恒《四体书势》 另外在《水经注》有记录最早的隶书文字： “孙畅之尝见青州刺史傅弘仁说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隶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馀同今书，证知隶自出古，非始于秦。《水经注－卷十六－谷水》” “西望胡公陵，孙畅之所云：青州刺史傅弘仁，言得铜棺隶书处。《水经注－卷二十六－淄水》” 除张怀瓘《评书药石论》外，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亦提过这事。 近代已故学者郭沫若以为“两周中叶的胡公，是齐国的统治者。他的棺铭不可能使用草篆，更不可能便是隶字”。给予否定。郭沫若的观点亦不能说明问题，因为齐国当时已经陷入纪国的迫害中，齐胡公的前任被周夷王在纪国的谗言下蒸杀，胡公立位后竟然因害怕而迁都（从营丘迁到淄水西北处的薄姑），国人不安且不满，胡公在位七年后又被自己人害死，这所谓的齐王与草民有何区别，今天不知道明天，性命难保的，死后之葬也未必隆重，多半是跟随胡公的后人或下人所葬，规格不齐可想可知，所书之人所书之字也就不是特别的正规了。边区之国已经不容于周王室，边区之国所书不仅有便捷的原因多书近隶之字，落拓的王者之死，不再讲究，草草写上草隶之字，也是合理的解释。 卫恒不相信隶自周朝之说，但他的所谓隶书是“篆之捷”，以此理论之，何时有篆便在其延后的过程有形成其书之捷，也就是佐篆之体，这个只是通常的道理而已，虽然有古人的记载，相信者不多，却不能否定这个选项，而且只能等待未来的发掘来证明。
隶书到汉代进入一个各地风格多样的书面，其中的汉时西北的简书可以说是边塞之隶，或者塞上之隶，这种塞上之书风延续了春秋战国时代的风情，战争与书法，有一种快捷之外并且流露的一种浪漫的激情，血的洗礼与生命的流逝的寻常与玉碎心理的情势下的书写风情，与历代的边塞诗的意境一般的，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与魔力。这种书风有豪情，有旷远之思，有故国之想，有“家书抵万金”的杜子情怀，当然杜甫是后来者，但汉与唐的子民风情没有太大的分别。还有“潇潇易水”的慷慨心情，同样存在这些军人（在军队中书写的文人亦算半个军人）书法中，他们写这种草情的隶书展示着军人的一种思绪与情感，还有情报的传递的情形下的无意与紧急风情，在这种情形下的书写，什么点画的完善，鸟虫的装饰对于朴素的兵士来说皆是蠢猪式的作派。我们见到某些字总是笔画拖得很长，象一声长叹，比如“年”字，“也”字，占了好几个字的格式，正是塞上书写者一种郁勃之气中结而不得不发。
我们从那些竹木上的墨迹中亦能读到“秦时明月汉时关”、“明月出天山”、“塞下秋来风景异”的诗情画意，我们亦从古人的迹中联想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们心中会唤起“月黑塞上，单于逃遁”的激情，“边马，边马”的歌咏不歇，会在耳边的回响。 尽管有一段上碑的规整汉隶时代，出现礼器，乙瑛，曹全，孔宙，衡方诸碑，但终究在书写的时空范围上，自由流畅的草隶风格是占据数量的上游，当然我们知道的是沉埋后出土的迹，若灰飞烟灭的草情隶意的书写应当是更多的，若恒河沙数，无以计算的。 书是笔阵，是木面纸面布面的搏杀，是古人的心理展示。周秦汉，隶变的历史如此漫长，当然周隶近篆，秦隶近中，汉隶近楷，风格有异，皆同此一理，便捷是书写之生命，不仅是生命的搏斗需要快捷，书写的生命要与心灵合拍，有利于这种合拍的书写的样式存在，我们在这些周秦汉的隶法流风中，涌现的是陇亩英雄辈出，草莽群星灿烂的时代，史上的故事，还不是特别的鲜活，只有他们的迹，你才触摸到他们的心灵深处，才算完整意义上了解当时的古人，穿越无阻隔。 书风的变化因时代而变，尤其是战争的年代，篆体的麻烦终究被便捷的佐助的书写风格所替代，其诞生在篆书运行的同时延后一点，是大致的情形，已经有文字的记载，只存在信与不信的问题，当然“反正我是信了”的还不是占多数，未来地下的证据，是问题解开的关键。 放下这个争论，我们更多的应当是从草情隶意的古人之迹中，感受那个时代的脉搏与跳动，触摸古人的心脏在动，在飞动，我们穿越千年，同其所思，同其悲喜，同其担忧，同其展望，读古人之迹，深入进去，古人与我皆化去，不知古人是我还是我是古人，这样，我们读到古人书迹之真谛。（作者：雷家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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