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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代书法 1、秦小篆与李斯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由于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各诸侯国文字差异严重，为了巩固其统治，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两大强制性政策。 《说文解字·叙》中说：“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改行，所谓小篆者也。”卫恒《四体书势》中有“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改行，所谓小篆者也。”在此，卫恒将许慎的“奏同之”改为“损益之”，于是李斯便成了小篆的作者。后世之人多从此说，至唐张怀瓘《书断》中讲:“小篆者，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也。”李斯遂成小篆的创定者。 小篆又名“玉箸篆”，秦刻石为其代表作品。见于《史记·秦始皇本记》的刻石有：《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邪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现石皆毁损，今所存者有徐铉摹本《峄山刻石》，明安国旧藏本《泰山刻石》及“二十九字本”，明拓本《琅邪刻石》，宋汝帖十三字《之罘刻石》，摹刻本《会稽刻石》数种。
《峄山刻石》 《峄山刻石》又名《峄山碑》。石原立山东邹县峄山，久佚。传世无原石拓本。宋郑文宝和张文仲分别据徐铉藏摹本重刻于西安和邹县。世称郑刻本为“长安本”或“陕本”，张刻为“邹县本”，另尚有翻刻本数种。结体匀称严整，用笔瘦劲圆转，具有端庄典雅之美。
琅邪刻石原碑
琅邪刻石拓片 《琅邪刻石》又名《琅邪台刻石》。原石置山东诸城东南的琅邪山上，山为平顶，故有台名。今原石三面文字皆已不存，传世仅有北面二世时补刻的诏书及从臣题名残文13行拓本，石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石残颇为严重，但字形笔势依然绰约可辨，古今学者均以为秦刻诸石拓本存者，此最为可信。 李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为郡小吏，因见厕中鼠而生感悟，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后官至秦国丞相，始皇三十四年采纳李斯之言，诏令天下焚烧《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始皇三十七年，李斯与赵高合谋矫诏，废太子扶苏，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诬，腰斩于咸阳市，夷三族。 2、秦书八体及权量诏铭书法 秦时除了官方制定的标准文字——小篆外，还有多种书体并存。《说文解字·叙》称“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阳陵虎符实物
阳陵虎符拓片 其中“刻符”是用于铸刻或书写符信。作品有《阳陵虎符》等。少数字形写法有别于小篆，但仍可视为小篆。《阳陵虎符》，出土于山东临城，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卧虎形，背上刻文字，左右两半。篆书，24字。“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王国维《观堂集林》：“文字谨严宽博，骨劲肉丰，与泰山、琅琊台刻石大小虽异而体势正同……。此符乃秦重器，必相斯所书。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晰，谨严浑厚，径不过数寸，而有寻丈之势，当为秦书之冠。” “虫书”是美化装饰性书体，以小篆为字形变化的基础。 “摹印”秦时以小篆为主，新莽时更名缪篆，仍以小篆为主，其字随印赋形，修短繁简均视字于印中位置而变化调节。 “署书”用于书函题签和官署扁牌题名。 “殳书”包括兵器题识等，是大篆和小篆在不同场合下的特殊运用。 此处“隶书”应为正处在由篆向隶过渡时期的古隶，而非成熟的两汉隶书。
秦诏版拓片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秦诏量铭文书法 秦权量诏铭书法值得关注。 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在颁行天下各地的标准权（秤锤），量（升，斗）上面，均刻嵌或铭二十六年铭文，其辞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法变量则不一欠疑者，皆明一之。”二世元年，又加刻一刻或铸铭一道诏书。凡加刻二世诏者，均二诏并存，俗称“两诏权”，“两诏量”。这些秦权量诏铭大多出自工匠之手，风格颇不一致。字也不尽为标准的小篆，时见古隶的影响，同时也可窥见六国文字的遗迹。其字形大小不均，行款自由，表现出质朴和天真浪漫的美，艺术价值颇高。 二、汉代书法 汉代书法在书法史占有特殊的位置。隶变自战国中期开始，至西汉时期完成。成熟的隶书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可以这么说，汉以前的书法史都是依附于文字的实用功用而被动的存在。至汉，书法艺术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审美追求，书法成为表现人的精神和情感的方式之一，书论至此也应运而生。至东汉末，书法进入了自觉的时代。 1、汉代篆书 西汉传世石刻很少，仅十余种。篆书石刻主要有《群臣上醻刻石》、《鲁北陛刻石》等。东汉小篆碑刻主要有《袁安碑》、《袁敞碑》、《祀三公山碑》、《嵩山少室石阙铭》、《嵩山开母庙石阙铭》、《延光残石》等。
袁安碑
袁安碑局部 《袁安碑》，永元四年(92)刻，明万历间出土。存字10行，每行15字。结体方，线条多曲势，宽博雍容。
《祀三公山碑》
《祀三公山碑》局部 《祀三公山碑》，元初四年(117)刻，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发现。字体在篆、隶之间，行款有行无列，隶书取篆书纵势，但又能随行赋势，使之长短、大小不一，可谓变化无方，不可端倪。赵之谦、齐白石等人的篆书都深受《祀三公山碑》的影响。
《张迁碑额》 汉代碑额篆书十分丰富，艺术风格表现多样，如《张迁碑额》笔画瘦硬，粗细如一，笔势起伏曲伸，劲道内蕴，结体茂密诡奇，变幻莫测，堪称汉篆奇品。其它如《郑固碑额》之潇洒、《鲜于璜碑额》之劲拔、《白石神军碑额》之沉厚、《王舍人碑额》之清刚，都是各具一格之妙品。 2、汉代隶书 西汉隶书
《五凤二年刻石》 西汉传世隶书石刻仅有《五凤二年刻石》、《庶孝禹刻石》、《杨量买山地记》和新莽时期的《莱子侯刻石》等十来种。 《五凤二年刻石》，亦称《鲁孝王刻石》。西汉宣帝五凤二年(前56)刻，三行，计13字，文曰：“五凤二年鲁卅四年六月四日成”。略带篆势，无波磔，风格雄浑古朴。
《莱子侯刻石》 《莱子侯刻石》，又称《天凤刻石》。新莽天凤三年(16)刻。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于山东邹县出土。七行。书法古朴自然，拙中见巧，无波磔。杨守敬《平碑记》卷一谓其“苍劲简质，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 东汉隶书 东汉碑刻数量繁多，可以说是“碑碣云起”。其原因与东汉经师办私学，经学重家法，察举重品行，士大夫崇尚名节，以及东汉中后期以后外戚、宦官更迭执政擅权、挥霍奢靡、崇尚厚葬，虚伪好名等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东汉立碑，对碑石的质量、制作、书刻都十分讲考究。石质精细，刊刻工致，充分的表现了书写的原貌。 东汉碑刻可以分前后两期。恒帝以期属前期。前期碑刻石质粗砺，打磨不细，刊刻不精。恒帝至东汉末（147-220年）为后期。此时期隶书碑刻名品繁多，石质坚好，制作精良，书刻具佳。用笔波挑分明，结构由前期的偏长趋向扁方，风格各异。著名的碑刻多集中在这70年间，如《乙瑛碑》、《礼器碑》、《张景碑》、《孔宙碑》、《封龙山颂》《华山庙碑》、《衡方碑》、《武荣碑》、《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夏承碑》、《西狭颂》、《孔彪碑》、《杨淮表记》、《石门颂》等。
《乙瑛碑》
《乙瑛碑》局部 《乙瑛碑》，全称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刻于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石在山东曲阜孔庙。此碑笔法严谨，结体称意，工整匀适，可谓秀逸清丽。明朝赵崡《石墨镌华》称：“其叙事简古，隶法遒劲，令人想见汉人风采，正不必附会元常也。”
《礼器碑》
《礼器碑》局部 《礼器碑》，全称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永寿二年 (公元 156年)刻，在曲阜孔庙，此碑字体工整方纵，大小匀称，左规右矩，法度森严。用笔瘦劲刚健，轻重富于变化，捺脚特别粗壮，尖挑出锋十分清晰，是汉隶中典型的厚重，燕尾极为精彩。书势气韵沉静肃穆，典雅秀丽。明朝郭宗昌《金石史》认为“汉隶当以《孔庙礼器碑》为第一”。
《华山碑》 《华山碑》，全称《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四年(公元161年) 四月刻，郭香察书。此碑与《礼器碑》一样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结字堂堂正正，字距、行距齐整，波磔秀美。清代朱彝尊在《金石文字跋尾》中评说此碑：“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 《鲜于璜碑》 《鲜于璜碑》，全称为《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延熹八年(公元165 年)刻，此碑结字宽扁丰厚，整齐划一，用笔瘦硬有力，骨肉雄浑，棱角之处方笔森挺，可谓斩钉截铁，已开北魏切笔之先河，但不失秀俊。整幅气势浑穆刚劲，有茂密丰伟之感，近《张迁碑》，是汉隶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衡方碑》 《衡方碑》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建宁元年(公元168年)立，碑在山东泰安岱庙。此碑字体方拙朴实，以拙取胜，笔画端正，棱角分明，有严峻之态。章法行密字满，于平正之中存欹斜之变。杨守敬《平碑记》说：“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
《史晨碑》 《史晨碑》，碑体两面刻字，又名《史晨前后碑》，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后碑全称《史晨飨孔庙碑》。灵帝二年（公元169年）立，今在山东曲阜孔庙。书法工整，造型丰美多姿，波挑神采飞逸，章法疏密匀适，结构谨严而气韵灵动，蕴藉跌宕，笔法笔意二者俱全。杨守敬《平碑记》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曹全碑》 《曹全碑》，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刻，1956 年藏入陕西博物馆碑林。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 ，笔画正行，长短兼备，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
《张迁碑》
《张迁碑》局部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碑刻。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 年) 立，在今山东东平县。字体严密方整而多变化，于朴厚中见劲媚。用笔以方笔为主，方劲沉着、力气雄健。 摩崖书法名品有汉隶“三颂”《石门颂》、《西狭颂》、《杨淮表记》等。
《石门颂》 《石门颂》，全称《汉司隶校尉杨君石门颂》，也称《杨孟文碑》。桓帝建和二年(148)刻，在陕西省褒城县东北褒斜道石门崖壁上，与《都君开通褒斜道石刻》相邻。用笔舒展，笔画变化自然，起伏多端，全以中锋运笔。杨守敬《平碑记》卷一谓：“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
《西狭颂》 《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亦称《汉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李翕颂》。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刻于甘肃成县天井山。仇靖作文并书。20行，行20字。用笔遒劲，布白匀整，疏密有致，风格博雅雄沉。
《杨淮表记》 《杨淮表记》，又名《杨淮碑》、《杨厥碑》、《卞玉过石门颂表记》等。东汉熹平二年（173）刻。此碑以篆书笔法作隶书，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之曰：《杨淮表记》润酵如玉，出于《石门颂》，而又与《石经论语》近，但疏荡过之，或出中郎之笔，真书之《爨龙颜》、《灵庙碑阴》、《晖福寺》所师祖也。” 3、汉简 近些年，在西北地区和内陆各省出土了数万枚汉简，其中大多数是西汉时期的墨书原迹。它清晰的展现了西汉隶书演变的真实状况和草书、行书、楷书孕育的初始状态。 在我国纸张发明而未普遍作为书写材料之前，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木简椟。《尚书·多土》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金文中都有“册”字。作编简形状，说明早在殷商时期已用竹、木或其他质地的简册作为书写文字的载体。而《墨子·明鬼》中也说：“故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更是指出了书写最通用的材料是竹子和丝织的帛。西汉时发明了纸，但纸在当时还没有被普遍的运用于书写。至东晋以后，纸的制造技术不断提高，自然的便取代了竹木简椟和昂贵的丝帛。
武威仪礼简 甘肃省博物馆藏 1959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六号汉墓出土的《仪礼》竹简约书写于西汉成帝时期（前33-7年）。结体左敛右舒，重心偏向于字的左偏，顾盼生姿，笔画轻纤而不软弱，粗细变化飘洒流动。
居延汉简 西汉晚期，敦煌居延汉简上的草书发展已经成熟，形成了较为固定的章法，成为汉代通行的一种书体——章草。汉代的草书，在当时称为“草书”，并不称“章草”。后人为了区别魏晋时期产生的“今草”，而强名之为“章草”。 4、汉代的知名书家 西汉、东汉时期，社会上痴迷于书法的人非常多，对此，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书法家，赵壹《非草书》有非常详尽的叙述。著名的书家有史游、王次仲、曹喜、杜操、崔瑗、刘德升、蔡邕、张芝、师宜官、梁鹄等，现择要介绍如下： 史游，汉元帝时(前49一前33)书家，被视为“章草之祖”。 梁鹄，《书断》：“梁鹄字盂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知名，举孝廉为郎。灵帝重之，亦在鸿都门下。迁幽州刺史。” 刘德升，张怀瑾《书断·中·妙品》：“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147—188)，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
《鸿都石经》 蔡邕(133—192)，博学多识。通经史，喜好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善鼓琴、绘画，擅长辞章，精工篆隶，尤以隶书著称。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等正定儒家经本六经文字。蔡邕认为这些经籍中，由于俗儒芽凿附会，文字误谬甚多，为了不贻误后学，而奏请正定这些经文。诏允后，邕亲自书丹于碑，命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碑凡46块，这些碑称《鸿都石经》，亦称《熹平石经》。蔡邕是汉代书法理论的集大成者。其书论《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笔论》开篇提出“书者，散也”的著名论断，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九势》提出了“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书法美的哲学根据，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冠军帖》
《二月八日帖》 张芝(?一约192) 敦煌酒泉（今属甘肃）人，字伯英，他善章草，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张怀瓘《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三国魏书家韦诞称他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钟（繇）、张（芝）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对后世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相传其作品有《冠军帖》、《二月八日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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