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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历经数乱，三朝首辅 前面说，东晋的政治格局是王与马共天下。这里的王不仅仅单指王导一人，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王敦。王敦是王导的族兄，为司马睿政权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王敦自恃开国功臣，加上手中一直握有重兵，人也日益骄矜起来。晋书王敦传里说他“手控强兵，群从贵显，威权莫二，遂欲专制朝廷，有问鼎之心”。这时司晋元帝对王敦的骄纵和野心日益深感不安，同时对王导也有了猜忌，渐渐冷落王导，并开始重用刁协和刘隗两人，以钳制王氏家族日益膨胀的势力。对之王导还能处之泰然，王敦却表现出非常激烈的不满情绪，上书说：“圣恩不终，则遐迩失望；天下荒弊，人心易动”（《晋书·王敦传》）。 为了遏制王敦，晋元帝以尚书仆射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兗豫并冀雍六州，其中包括抗胡名将祖逖所在的豫州。朝廷对祖逖在北方的军事行动向来不闻不问，而在祖逖历尽艰辛收复了大片黄河以南的领土之后，却派一个文官做他的上司。这使得祖逖非常不快，极度失望后最终忧愤而死。可惜一代名将，就这样在皇帝和权臣的权力争斗中陨落了。北伐大计，也就一时无期了。 永昌元年（322）王敦于荆州举兵反晋，这时司马睿的皇位才坐了四年。刘隗劝元帝诛灭王氏。王导带领兄弟子侄二十多人，每晨入朝请罪。周顗还表章上奏晋元帝，为王导辩护，辞意恳切。王导不知底细，误以为周顗要乘机诋毁他，心中暗暗怀恨。王敦的军事行动十分顺利，迅速攻破了朝廷组织起来的脆弱防线，占领了建康。结果，刘隗投降了石勒，刁协为人杀死。王敦控制了东晋朝廷，并诛杀了戴渊、周顗等大臣，王导在这件事上是默许的。后来王导发现当日周顗写的奏章后，才知道自己误会了周顗，泣曰：“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王导在王敦之乱中与晋元帝和王敦之间有着比较复杂的三角关系。一方面，在王敦攻破建康前，他以前锋大都督并假节征东将军率领军马抵御王敦的进攻。而在王敦攻占领建康后，二人依然以兄弟相处。王敦还埋怨王导支持素无威望的晋元帝而不支持他，几至灭族。另一方面，王导一面与王敦虚以委蛇，但和晋元帝及太子保持密切的联系。王导着力调节王敦和司马睿之间的关系，在亲情和忠义之间试图两全，然而此时已经万万不能。最终，他站在了皇帝一边。 晋元帝司马睿于当年在自己被软禁的宫中病死。明帝即位，王导受遗诏辅政。不久王敦再次起兵，正在这时，也是天意如此，王敦突然患了重病，王导闻讯，立即率领众多兄弟子侄为王敦发丧。众人以为王敦已死，个个精神振奋，斗志倍增。由敌对一方，而且还是自家兄弟为叛乱一方发丧，也算奇事一件。在病榻上的王敦于太宁二年（324）六月，以其兄王含为元帅率水陆五万大军直扑京师，二次举兵作乱。王导致书劝降王含，书中说“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矣……事犹可迫，兄早思之。”晋明帝亲率六军迎战，大败叛军，王敦病死，叛乱最终被平息。朝廷论功行赏，封王导始兴郡公，食邑三千户，赐绢九千匹，进位太保。又加以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的特殊礼遇，王导推辞不接受。 不久晋明帝病死，年仅5岁的晋成帝继位。王导再度执政，“上无所忌，下无所惮”。成帝继位后，把王导当作老师和长辈加以崇敬。成帝见了王导，每次都要下拜；下手令给他，都要加上“惶恐言”的字样，诏书中也要添上“敬问”的词语。对王导来说，可算是位极人臣的最高荣耀了。随着成帝年长，虽然大小事情还要请教一下丞相王导，但一些国家大事已由庾亮一手决定。庾亮也是当时名士，“非惟风流，兼有为政之实”。庾亮掌权后，一改昔日王导的宽政，实行法治，打击豪强，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却激化了矛盾，导致了苏峻之乱。 苏峻由于拒绝庾亮剥夺他的兵权而起兵讨伐庾亮，官兵节节败退，苏峻的军队进入建康，百官四散而逃。诺大的宫殿里只有王导及光禄大夫陆晔、荀崧、尚书张等少数几个大臣，他们一同登上御床，护卫成帝。王导凛然厉色，斥退叛军。早年，司马睿邀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不肯。此时倒真的同坐了一回御床了。 苏峻之乱平定后，由于建康城受到了很大的破坏，不少大臣上表建议迁都。这些大臣基本分为两派，以温峤为首的北方名士派建议迁都豫章，而三吴士族则要迁都于重镇会稽，一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导力排众议，反对迁都，主张镇之以静。他说：“夫建康，古之金陵，旧为帝里，孙仲谋、刘玄德皆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苟务本节用，何忧凋敝？若农事不修，则乐土为墟矣！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窜于蛮越，失民之望，俱非良计。今宜镇之以静，则群情自安。”众人皆以为然。苏东坡的《论周动迁》说：“使平王有一王导，定不迁之计，收丰镐之遗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势临东诸侯，齐、晋虽强，未敢贰也，而秦何自霸哉！”对王导反对迁都大加赞赏。 在王导的愦愦之政的指引下，东晋王朝就这样安而复危，危而复安地持续着。到了晚年，王导怠于政事，文书常常不打开就批准。当朝也对王导施行的昏乱之政议论纷纷。而王导本人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曾说“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咸康五年（公元339年），王导病逝，终年六十四岁。王导死后，晋成帝为其“举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鸿胪持节监护丧事，赗襚之礼，一依汉博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及葬，给九游辒辌车、黄屋左纛、前后羽葆鼓吹、武贲班剑百人，中兴名臣莫与为比”。可谓极尽哀荣。 六、尊佛弄玄，引领风气 王导成为无可争议的士族领袖，不仅仅因为他的位高权重，而且由于他是魏晋玄理清谈的翘楚。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他不仅仅是政治领袖，而且是众望所归的玄派大师，思想界泰斗。但是由于魏晋士人不崇尚著书立说，他的思想学说也就没有多少传世。东汉之士以名节为重，魏晋之士以旷达为风。魏晋时期思想和文化的主流是清谈和玄学，这是对传统儒术和礼法的一次很彻底的反动，带来了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的风气。而后世多把魏晋清谈玄学和内患外乱联系起来，不免有失偏颇。那时的士人讲究‘玄妙’，‘雅远’，‘旷达’。王导是这方面公认的代表。 渡江以后，王导十分推崇三理学说。“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见《世说新语·文学篇》），虽只是三理，但是宛转关联，妙趣横生，牵涉到各个方面，乃至无所不入。其中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都是嵇康的作品。《言尽意论》则是欧阳建的作品，主张言必尽意、穷根究底，很有形式逻辑的味道。言尽意论在当时的清谈辩论中大行其道。 王导在府中常常主持名流参加“玉柄麈尾”清谈辩论聚会。麈尾饰以玉柄，是清谈领袖的重要道具，以示仪瞻表率，风神超迈。麈，据传为麋鹿的一种，体大尾长。相传麈与群鹿并行，摇尾左右，可指导群鹿的行走方向，有群伦领袖之概。这种风尚后来传至日本，现在日本还有盛放“玉柄麈尾” 的麈盒。这种辩论聚会当时风行一时，会上由名士领袖如王导做主谈，另有名士做宾谈、陪谈。辨谈必须要有“辞喻不相负”特点。换言之，即诘辩求胜不服输，是“正始之音”的要旨。这种谈会当时影响很大，每次谈会结束，辩论的内容和形式，甚至花边消息，都会受到广泛关注，很有今日“炒作”痕迹。可惜当时没有类似今天书记员的角色，辨谈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否则我们可以拿来和美国大选辩论、亚洲大专辩论会比较比较。 与王导有关的玄谈名辨，《世说新语》里有很多记载。《世说新语》曾提到周顗拜访丞相王导，在相府门口经过见顾和正在扪虱子，态度安然。周顗走过去又回转身指着顾和的胸口说：“这里藏有什么？”顾和照旧扪虱子，慢慢答道：“这里面是深不可测的地方。”周顗进了相府后对丞相说：“你的属吏中有一个具有尚书令、仆射才能的人。” 另有一次丞相王导枕在周顗膝上，指着周顗的肚皮说：“你这里面有什么？”周回答说：“此中空空洞洞，什么也没有，但是容得下你们这些人几百个。” 有一次王导曾以康僧渊深目高鼻而戏弄他，僧渊即答：“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言谈我们今天会觉得都是答非所问、故作高深之语，令人一头雾水，但在当时被引为名谈名辩。 所谓风行草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身居要务的重臣耽于清谈弄玄，朝野刮起一股强劲持久的清谈之风。它必然会对当时的思想领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渗透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如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学术、文学等多方面。 当时的玄学和佛学的结合，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东晋以王导为首的的士族名士，大多支持佛教，并与佛教高僧有着密切的关系。出自士族的高僧竺道潜（字法深），在西晋时就“誉洽西朝”，过江后，“丞相王茂弘（导）、太尉庾元规并钦其风德，友而敬焉”。来自西域的高僧帛尸梨密多罗本无人知，“晋永嘉中，始到中国，值乱，仍过江，止建初寺，丞相王导一见而奇之，以为吾之徒也，由是名显。”由于王导与佛僧关系密切，以后王氏多有奉佛者。据说王导之弟还出家为僧，法名道宝。王羲之的曾孙也出家为僧，法名道敬。宋文帝时，王昙首、王僧虔父子均与沙门昙迁关系密切。 由此可知，佛教在南朝所以能够发展到国教化的新的阶段，完全是出于帝王王子及士族豪门的提倡。关于这一点，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曾说“佛法既上流人士所提倡”，又说“南朝佛教于士大夫阶级之势力，以及其与玄学关系之密切，即此亦可知矣”，特别提到“晋司徒王导奖进僧徒，于江东佛法之兴隆颇有关系。” 后来北朝的北魏也深受东晋和南朝尊佛风气的影响。北魏帝王，不但崇佛，且引南朝神话以自重。北朝佛教自北魏孝文帝起，起初注重佛教传统典经探究，而且带有很浓重的玄学名理色彩。但是，此一发展，也是受了南朝的影响。因为北朝信佛而谈名理者，多为南朝人士。如崔光的祖与父均在刘宋时期做官，崔光十七岁时投奔了北朝。王肃与王翊都是王导的后裔，也都是年长以后才来北朝。北魏时期，中国的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后世留下了很多诸如龙门石窟等宝贵遗产，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究其渊源，王导之功，依稀可见。 七、一门显贵，几代风流 翻开晋书，满目皆是王家列传。琅琊王氏家族集中皇室朝廷的大部分重要权力，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无怪乎羊士愕咏出这样诗句：“山阴道上桂花初，王谢风流满晋书。”情况正是如此，在《晋书》中王氏列传占据很大的比例。 琅琊王氏，是两晋时期最为显赫的士家大族，在王氏家族中，很多人担任过显官要职。真可谓家门显赫，人才辈出。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时期，王氏家族达到了一个顶峰。永嘉南渡后，王导始终居机枢之地，王敦则总征讨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属居内外之任，布列显要者人数甚多。《南史·史臣论》里说“盖王氏人伦之盛，实始是矣。” 晋元帝曾对王敦说：“吾与卿及茂弘（王导）当管鲍之交”。王导做了元帝、明帝、成帝三代的丞相，他的子孙，也世代簪缨，于是，这一家族，自然门第越来越高，最后演变成“合望族者，辄推王谢”了。 据说琅琊王氏可以追溯到东周的太子晋，晋后来改名为王侨。琅琊王氏祖上曾出过秦将王翦王贲这样的名将。王导的叔祖父王祥，就是家喻户晓的“二十四孝”里的“卧冰求鲤”故事的主人公，晋武帝时官至太保，晋爵为公。祖父王览，担任过光禄大夫，父亲王裁，担任过镇军司马。 东晋时期，时人喜欢在士家大族之间比评人才。琅琊王氏能人众多，品采风流，有“八裴方八王”之说。《世说新语·品藻篇》说：“正始中人士比论：以八裴方八王——裴徽方王祥，裴楷方王夷甫，裴康方王绥，裴绰方王澄，裴瓒方王敦，裴遐方王导，裴頠方王戎，裴邈方王玄。”可见琅琊王氏门第繁茂。 史载琅琊诸葛氏曾与琅琊王氏共争族姓先后。东晋的诸葛恢与丞相王导，二人因为族姓排列的先后顺序而发生争论。诸葛恢也是南渡名士，是东晋司马睿北方人才集团“百六椽”之一。他与王导都来自山东琅琊的大族。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驴马，驴宁胜马也。”（《启颜录》）王导说：“为什么不可以称葛王，而世人非得称王葛呢？”诸葛恢回答说：“譬如称驴马吧，这样称呼的意思难道是说驴就胜过马了吗？”一时引为趣谈。就三国时期，诸葛氏遍布蜀国吴国执掌机枢，并出了诸葛亮这样的绝顶人物，但到了东晋时期，从族第显要来说，琅琊诸葛已经落了下风，再也没有一位人物可以与王导匹敌。 东晋早期，文有王导，武有王敦，王氏兄弟子侄遍布朝庭重要职位。如王舒、王荟，曾任吴中重镇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大书法家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子，曾任右将军，人称王右军，但官职并不显赫。王舒的儿子王允之，进号征西将军，假节。王导之孙王珣，是桓温同党，竟称桓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王彪之甚至还为桓温废立寻找历史根据，制定礼仪。王允之是企图以军事实力维持琅琊王氏家族利益的最后一人。王允之死后，琅邪王氏虽然还是代有显宦，不断有人出任州部刺史之职。似乎宗族不衰，但基本上是靠祖宗余荫和社会影响。所谓君子之泽，三世而竭。到晋末为止，能真正影响政局的人是一个也没有了。 琅琊王氏除了是官宦世家，还出了不少书法家。王导曾向魏晋大书法家钟繇学习书法，于丧乱之际，携带钟繇手书《宣示帖》过江，作为不断演习的法帖，终于摹仿得惟妙惟肖。他的行书、草书都写得很出色，晋元帝、明帝都很叹服，并以他的字作为标准字体。除了王导之外，还有王恬、王洽、王劭、王荟、王廙、王敦、王玄之、王羲之、王凝之、王操之、王涣之、王献之、王淳之等，据《述书赋》记载，东晋书法家中的“八王”，琅琊王氏一门共占去六人。致使东晋书坛，几成王家天下。 这些人里最著名的书法家就是王羲之。王羲之是王导的侄儿，在书法和文学方面从小深受王导的熏陶。其书法“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袒腹东床”就是王羲之的故事。太傅郗鉴曾派遣门人到丞相王导府中为女儿郗璿提亲，王导说，王家子弟任你挑。郗氏是官宦世家，郗女也颇有秀外慧中之名。对王氏子弟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一个个神气端肃，扭捏作态，唯独王羲之毫不在乎依旧袒腹而卧在东窗床上，不料郗鉴选中的就是这个“袒腹东床”的年轻人，从而为后人留下“东床快婿”的佳话。郗璿亦善书，有些王羲之署名的书笺即是她代笔的。王羲之书文双绝，在政治上是反对王导“愦愦为政”的，曾做过王导的对头庾亮的僚属。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也是书法大家，与其父并称二王。 琅琊王氏虽是官宦之家，但风雅人物却是层出不穷。除了书法，在文学，玄理，棋艺方面，以王导为首的王氏族人都有很高造诣。究其原因，是家族多少代家学深厚积淀的结果。尽管如此，以士家大族为中心的东晋门阀政治虽然独领风骚了百余年，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也就是昙花一现而已，所有的风流，最终都被雨打风吹去了。 八、功过毁誉，后人评说 任何时代都有其前代的历史，任何时代都将成为其后代的历史。当我们醉心于隋唐时代的盛世繁荣和帝国雄风的时候，向其前代的历史看去，历史的影子虽然模糊却依稀可辨。没有北朝夷族的勇武强悍，没有东晋南朝的衣冠风流，也就不会有隋唐的国家一统和灿烂文化。但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除历史研究者以外，国人多不愿面对这一段不以盖世武功为荣耀的历史。大路当年学过的中学历史里甚至没有过王导这号人物。 在历史上，王导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司马光很不喜欢王导。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晋纪16》里说，“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宠录报之，晋室无政，亦可知矣。任是责者，岂非王导乎！”为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白话版》的柏杨更不喜欢王导，他的《中国人史纲》里，关于王导的记述是0字节。他选的古代八大政治家里有王猛而没有王导。 然而在王导所处的年代里，人们似乎又不这么看低他。北方抗胡名将刘琨派长史温峤奉表南来劝司马睿登基，抵达建康后，目睹江左草创，法度未立，深感忧虑。温峤立刻去见王导，诉说晋愍帝被掳，宫庙被焚，皇陵被掘等亡国惨象，说着说着，不由得放声大哭，王导便与他对哭起来。哭完，俩人又谈了一阵中兴大事，惺惺相惜，引为知己。告别王导，温峤兴奋地对人说：“江左自有管夷吾（管仲），吾无忧矣！” 当时名列江左八达的名士桓彝见司马睿的实力十分薄弱，十分失望，对周顗说“我因中州多故，来此求全，乃单弱至此，怎能济事？” 后来他见了王导，谈论时事，王导口讲指画，议论风生，令彝心悦诚服。回来后对周顗道：“江左有管夷吾，无复忧矣！” 司马睿也曾说王导是“朕之萧何”。 《晋书·王导传》为王导树碑立传，内容都是赞扬王导的功业。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对此颇有非议。他在《十七史商榷》里说，“《王导传》一篇凡六千余字，殊多溢美，要之看似煌煌一代名臣，其实并无一事，徒有门阀显荣，子孙官秩而已。所谓翼代中兴、称“江左夷吾”者，吾不知其何在也！”当然，王鸣盛说的“并无一事”在我们今天看来过于偏颇。 王导以后的几百年里，处处可以看到他的影子。杜甫有这样的诗句“妙誉期元宰，殊恩且列卿。”这里的元宰指的就是王导。唐代的启蒙教材《蒙求》从中唐以后，直到北宋初年，均作为童稚教材而广泛使用于全国各地，里面说：“王戎简要，裴楷清通。谢安高洁，王导公忠。伊尹负鼎，宁戚叩角。龚遂劝农，文翁兴学。”课本里把王导和其他历史名臣并列。这里说的“王导公忠”，与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里的评价很类似，“晋之王导，可谓元臣。” 李清照期盼王导式的人物出现，她说 “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南宋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却批评王导的“门户私计”：“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对于王导的无志北伐，周一良先生说，“南朝士大夫对于皇室禅代无动于衷，而对南方政权据守江南，与北方胡族政权相对峙，即保存汉族正朔一事，则极为重视。” 辛弃疾却批评说，“晋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晋之强臣方能自专制，用兵上流，动辄问鼎，自治若此，何暇谋人？” 《南史·史臣论》对此则做了正面的评价：“晋自中原沸腾，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国，年移三百，盖有凭焉。” 史学界泰斗陈寅恪先生做了大路认为是最中肯的评价，“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就“民族得以独立，文化得以续延”来说，王导的历史作用似乎不容忽视。田余庆先生也认为 “江左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 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对于历史人物，人们关注的往往不是大智大勇，就是大奸大恶。王导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言难尽，百篇难书，非大智大勇大奸大恶所能概括。王导是大路所了解的历史人物里最为复杂最难定论的人物之一，可是，当大路看完关于他的史料的时候，眼里充满了敬意。他学富五车，却无著述传世；中流砥柱，亦有弄臣之相；妙策高略，却主愦愦之政；既举荐贤才，又任人唯亲；立不世功勋，却受百代争议。他是个名相，也是个学者；是个清流，又是个懒士；是个佛徒，还是个棋手；是个糊涂的明白人，更是个惧内的大丈夫！ 旧时王谢堂前燕，早已与他们的人物一起，消失在浩淼的历史长河里了。今天的人们，走在乌衣巷内和幕府山下的时候，当然不会念及这些地方当年的主人。尽管，风流总会被雨打风吹去，让我们还是记住那些曾经过的风流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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