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简单，越有力！

怎么说呢？

形意拳，就那些简单的招式，但很实战。

黑白照片更多的时候比彩色照片有感染力。

顶尖高厨一定是用最少的调料让食材最大限度透出美味。

五言七律的韵味往往胜过千言万语。

绘画也是这样，可以场面宏大，像《末日审判》、《雅典学院》，也可以像米罗和罗斯科那样的简单。

末日审判

雅典学院

米罗

罗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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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苏笑柏就是这样一位删繁就简的艺术家，只是最近十几年他不用油画、不用丙烯、也不用水彩，而是用使用了7000余年的中国老漆。

1949年生于武汉。1984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研修班学习，1987年获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文化艺术奖学金，进入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研究生班及大师班深造，师从克拉菲克（Konrad Klapheck）、葛哈·李希特（Gerhard Richter）及吕佩尔茨（Markus Lupertz）等现代艺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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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18年苏笑柏在日本的展览海报。

苏笑柏日本展览作品

苏笑柏日本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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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笑柏谈自己：

我38岁去的德国，当了五年的学生。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一群人，我和他们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但是我们很少谈论画画，常常“顾左右而言他”。他们对我来说更像是标杆，他们做的事我也会去尝试，他们感兴趣的我也会去了解。这样的状态让我不会慌张，不会“这山望着那山高”。虽然我可能只是山顶上的一颗草，他们是大树，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看得到的，我一样看得到。

我之前接受的是非常传统的现实主义教育，在德国了解到了新的造型主义体系。我曾经为这件事纠结过，觉得很沮丧，就像自己的“出身”不好；在新的环境里，我觉得自己不应该搞艺术了。后来我想明白了，两者没有什么优劣之分，我在两种体系的教育之下，收获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观，就像赵无极曾说过：“两种观念总比一种观念好。”这些都是积累，仅仅是环境与时空的区别。

2003年的时候，我受德国学校的委托，去福建考察。在那里，我和当地的年轻艺术家待在一起，接触到了大漆这种材质。其实非常简单，就把漆当油画颜料用。但是大漆的流淌感、覆盖性和光泽度，非常符合我对当代艺术的理解。

我追求的就是有计划，却没有预定结果的创作过程。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创作状态——油画颜料和丙烯无法达到这种状态。这种不可复制性恰恰是一个掌握了绘画技巧的人，在创作中所追求的：只有在绘画技巧的基础上，这种不可控性才能做到真正的随心所欲。

我对大漆的使用，某种程度上是和漆工们的程序是反着来的。我的方式可以说是破坏性的，是在不断地“试错”。在德国的时候，我的老师们也是用这样的思路进行创作，这种方法在西方很常见。我最不愿意将这样的方法说成是我自己发明的，我更在意的是我对材质本身的思考。

漆的颜色种类其实特别少。造型能力于我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对色彩的敏感度非常高。漆的颜色却又很单调，这是很矛盾的一件事，但是这样的效果让我把色彩发挥到了极致，这些颜色对我来说足够了。

汉语、诗词的美对我的影响非常深。我有一个绝招，我会有一个随身携带的小本子，随时记录下阅读中遇到的喜欢的词句。当我在创作完一幅作品的时候，我会通过画面联想到我记录的文字，为它们取合适的名字。

我完全没有考虑过特别复杂、宏大的层面，我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劳动、一件事。我每天想方设法地创作，这些都和人本身平时的生活趣味有关系。我非常严格地控制自己，做到“非礼勿看”，我觉得不好的就坚决不会做。当我把自己的道德观、价值标准整理清晰后，我的创作自然而然地会处于我的标准之中。

我从来没有想过刻意去反映某个宏大的社会历史题材，我觉得越简单、越平凡，能够感动人，那它就拥有很大的价值。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会把自己的劳动放到一个特别高的位置上，我是非常崩溃的。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会觉得自己的劳动比别人高贵呢？劳动拥有自己的价值，那它就是社会历史的一部分。

今年3月，我在纽约偶然去看了一场大卫·鲍伊的展览。在展览现场，很多人跟唱他的歌，甚至偷偷抹眼泪。我特别震惊，我以为我什么事情都了解，实际上我完全都不知道。后来，歌词里的“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让我非常感同身受。不光是歌里的宇宙世界，包括生活里的各个方面，都是这种状态。

这句歌词完全反映了我当时创作的状态，我常常在工作室里走来走去，感到无可奈何。我觉得我的目标可以更大，但是却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决定我的展览一定要用这个名字，它代表了我最近的创作想法。

我常常觉得我是工作的“虫子”。我私下和朋友讲，生活中没有别的事情让我感兴趣。我年纪越来越大，老朋友们也都老了，有的创造力也大不如前，甚至离开人世，我感觉越来越孤独，所以我常常一个人在工作室里。我在工作室里待着，所以工作的状态就是无时无刻的，也就是每时每刻的。

苏笑柏从家到工作室，走路只要五分钟，工作室就在小区隔壁，一处漆黑的铁门里。那是个庞大的空间，各种他从德国买回来的工具整齐地陈列在入口处。

工作是孤独而繁复的，他必须调动所有神经元，达到好的精神状态才能开始工作，如同他在一本书中看到的“苏东坡睡觉前把被子掖得让每寸肌肤都适宜才能入睡”一样。

他的作品画面看似极度简单，制作却异常复杂。从2013年开始，在他的作品中，所有能引起人们联想和解释的视觉因素都消失了，没有花草，没有人物，没有字迹，没有文化符号，也没有任何夸张的笔触。他只是日复一日地在挤塑板制成的拱形画板上，层层地上着大漆，然后开始或随意或刻意地反复打磨。他像打磨璞玉一样打磨那些大漆，让它们若隐若现，似有似无，返璞归真。

过去，很多人问他在作品中隐藏了什么意义？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而现在他会找出穆尔豪斯的文章给他们看——“苏笑柏的画里没有意义，他也从不寻找意义，他画的只是一种存在，有些存在并不需要意义，可我们就是要它存在。”他不知道自己还会这样日复一日地工作多久，但他相信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包含着创作和生活本身。不做事的“隐”只能算“小隐”，只是阶段性地因为讨厌某种生活状态而把自己藏起来。他觉得自己算“大隐”，是“大隐”便一定要做事，在别人看不到的情况下做那些自己喜欢的事，并保持一颗独立而平静的心。

上海西郊的一处居民区附近，一处看似普通小工厂的院内，是苏笑柏的“秘密基地”，所有的工作在此完成。漆用色粉、滑石粉、松节油去稀释，这样既保留了漆的光洁度、流动性，又让漆更接近于绘画材料。“这些年，（在调和中）漆越来越少，少到可怜，就像剩茶，已无滋味徒留一点茶色”。

“材料区”藏身于画作间：一罐罐大大小小的漆桶，漆易干，开封过后会用报纸盖好，报纸上用“点”做着记号：一个点儿是纯漆；两个点儿是调制过的。 有时也会再添些“异物”，比如少许砂砾。这样的“混入”，让人想起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德国的重要艺术家，恰好苏笑柏与他都来自杜塞道夫艺术学院。

将“漆”搬运到画布的过程，也是将“立体”叠合到画布（几近于平面）的过程。创作有着繁复的流程：首先是拿亚麻布绷在画框上做打底，然后将材料（调制后的漆）一层层的涂抹。材料的稀薄、空气湿度、气温的不同，会导致干涸时间的迥异。苏笑柏说，每天早上起床就要划十字（祈祷），这种心情类似于等待出炉的瓷器：这里面有可控性（“可控”来源于对物性的熟知），也有不可预期性。“不可控”会带来失望或惊喜。一层干透后再刷第二层，层层叠叠，下面一层的颜色会通过上一层漆的龟裂、刮痕透出来…… 这是画面“丰富性”的由来。

叠合的不仅是空间，还有时间。那些古代漆器，带着长久的时间痕迹，这让苏笑柏着迷。“我想在作品中表达时间的流逝”。他在作品中注入了这种时间的痕迹：累积的层次、磨损的纹理……

“把故事留给要故事的人，我只要一点光，一点平面上的起伏，一点色彩和流动，就好了。”苏笑柏说。光，点亮了“漆”性, 那种光洁度所带来的镜面效果。“最初，漆的光洁度打动了我，马上想到老师里希特（Gerhard Richter）镜子系列的作品，镜子在陈列时画面出现各种各样的光影。”

光，也点亮了画面中的层层叠叠，那些时间背后的辛苦劳作。手工（craft）的劳作感是苏笑柏一直坚持的。夏天，他能闷在没有空调的工作室十几个小时，汗湿好几件T恤，来来回回走上万步。劳作是艰辛的，要控制好每一个步骤，比如刷底漆时，用什么样的刷子、多大的力量，这些“划痕”会直接影响画面效果；劳动量是大的，“一个颜色每次都要上满，每次都是三公斤 厚厚的像很稠的豆浆，刷子刷不动就要用刮板版平”；劳动也是愉悦的。苏笑柏不理解，为何有人要“代笔”。“像恋爱、做爱 ，那么痛快的事情怎么会让别人去做？”

I’m feeling very still（我感到非常平静），这是And there is nothing I can do后面的一句。平静，是苏笑柏的状态。这几十年，他活得像一个隐者。2003年回国做创作，每年在上海的八个月都待在工作室。不社交、不做个人宣传、甚至中国内陆的个展也只在13年前办过一次。这种隐居状态，可追溯到德国。毕业后，他在德国乡下买了房子，蛰居十年。时光，某个程度上是静止（still）的。“我的朋友都是那些（以前交往的）老家伙，我们会书信或电话；我不用微信，消息总比别人慢一点。”

用繁复的劳作来保持这一平静，在近乎于严苛的作息中获得自由，在平静的生活中保持简单又明确的情绪。

创作难以被归类，至今也没有一篇对其盖棺定论的艺评。“高老师都无法把我的东西讲清楚。我放弃了绘画性，但也不认为自己是抽象艺术，也不是表现派或观念艺术。我像躲瘟疫一样躲表现派。一个英国的评论家曾说：在苏笑柏的画作找意义是徒劳，就是描写一个存在，不是工作产品的存在，而是一个物体的存在，不实用的物体的存在。高老师觉得这话还是浅了，但也只能说到此为止。”

“我想创作出一种美术馆没有的颜色。”在工作室参观时，苏笑柏说道。“一次在浴室，我看到玻璃门，在自然光线下的那种蓝，我从未在美术馆里见过，我想画出来。”

抽象是非常有诱惑力，不是一种懒惰的办法，是高级智慧，很难做的，做一张两张不难，做成自己的东西，成为语言、血液里的东西，很难。这种诱惑力很强，我始终抗拒。抽象的东西，我有，但不极端，因为极端的东西已经有人做过了，像极简主义，我做不过他们。我要做情感、要牺牲，要投入，舍身饲虎那样的投入；画里要有感情，感情又不是靠故事传达的，还是通过工作。生活即创作，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