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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先生治学，以新疆考古为主，但不是所有新疆考古问题都研究，而是选择有代表性的问题进行重点深耕。侯先生的学术，当以高昌研究最有影响，其次是楼兰，第三是和田。侯先生常说：做学问最怕没有资料，无米下锅，神仙也没用。新疆的考古资料，当然以吐鲁番出土最为丰富，不仅有大量的纸文书，还有可观的墓表、墓志资料。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历次考古资料都比较容易找到。资料以中国保存为主，这一点几乎只有吐鲁番考古如此，因为解放后吐鲁番的考古资料，明显比解放前的资料要丰富。加之，解放前黄文弼先生所获资料也在中国，所以吐鲁番资料比较容易获得。侯先生有这样的思路，老一代学者都能理解。研究敦煌吐鲁番学，改革开放之初，大陆学者严重受限，主要就是很难接触到国外的相关资料。侯先生没有参与过吐鲁番考古发掘，所以主要是利用吐鲁番出土资料进行历史研究。利用文物资料，侯先生研究高昌王国的郡县问题，讨论各个时期的高昌所奉年号问题，特别是利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时期的墓表资料，排检分析，写出《麹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巨文（1984年），对于高昌官员几个系列和等级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即便今天也必须参考。吐鲁番资料，侯先生用功最多的应该是墓表资料。1990年，侯先生著《解放后新出吐鲁番墓志录》（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五集），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几乎最重要的吐鲁番新出墓志资料来源。2003年，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出版，至今依然是最权威的资料著作。
楼兰 侯先生的楼兰研究，是其以考古学家身份而引人注意的。经过前一年的勘察，1980年春天，有东西两支考古调查队进入楼兰故城地域，侯先生是西队队长。在一个月的考古调查中，收获丰富。毕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楼兰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工作，深受各界重视。1984年，侯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第二期上发表《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一文，因为使用了最新的考古资料，引起重视是很自然的。1988年《文物》第7期发表侯先生的三篇文章，分别是《楼兰新发现木简纸文书考释》《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和《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集中展现了1980年楼兰考古的新成就。长期整理楼兰出土资料，研究相关问题，1999年，由四川天地出版社出版的《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可以看作是侯先生多年积累的结晶。有关和田的研究，侯先生主要是围绕麻札塔格古戍堡进行了讨论，涉及丝绸之路上的地位以及和田绿洲的变迁等问题。 学术研究难免会落下遗憾，侯先生也如此。有一段时间，我看见侯先生把所有的高昌史料都摆了出来，卡片密密地布满大床，侯先生想整理出麹氏高昌的朔闰规律。大约是1990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到侯先生家，侯先生说了声：“小孟啊！”这次，声音有些低沉。侯先生拿出一本《出土文献研究续集》，其中有王素先生的大作《麹氏高昌历法初探》，文后附有长长的《麹氏高昌朔闰推拟表》。学术撞车了，侯先生的功夫白费了。侯先生显然很受打击，苦笑着：“这就是学术啊。”这样的事，只能坦然接受了。有关楼兰考古的报告，至今只有简报，没有发表报告。侯先生已经调到新疆师大，整理工作似乎并没有停止。我确定看到过他的书稿，书名类似于《楼兰考古调查报告》，见其中有表格，有线描图，也有照片，尤其对照斯坦因等从前的工作说明如今的进展，感觉很有学术意义。不过，我关心的是高昌问题，楼兰的事不太在意。后来听说，侯先生把书稿寄给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再后来遭遇挫折，有人写信表示反对出版，似乎是署名或者单位有问题，书稿被退回。书稿不能出版，个人的功夫又白费了。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是考古报告，那么所有的资料和研究也作废了，这就不是一个人的损失了。我曾专门联系新疆所的所长于志勇先生，他说不能让学术工作浪费了，新疆所可以支持出版。可惜，侯先生去世后，我一再追问，侯先生的家人很肯定地说：没有这样一部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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