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在平定英布叛乱，班师回朝后不久，就因病情愈发严重，便想要迫不及待的废黜太子刘盈，更立赵王如意。 面对群臣的苦苦劝谏，刘邦态度坚决，完全不听，大家都知道天子大有垂死一搏之意，这次是要来真的。 但在之后的一次宫廷宴会上，太子刘盈带了四位老者侍奉宴饮，引起了刘邦的注意，便询问老者都是些什么人，那四人上前答对，各报姓名为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 刘邦听后大惊，原来他们就是之前多次征召不应的“商山四皓”，如今居然都甘心为太子所用。这让刘邦吃惊之余，不免心生感慨：太子羽翼已成，难动矣！ 于是刘邦彻底打消了易太子的念头，刘盈储君之位才得以保全。 汉初的易储风波，持续多年，可谓惊心动魄，司马迁在《史记 吕太后本纪》中就曾挑明：如意立为赵王後，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 其中的“留侯策”便是张良为吕后献计，延请“商山四皓”出山辅佐太子，有这样天下闻名的贤良拱卫太子，让刘邦察觉到太子人心所向，进而放弃易储的想法。商山四皓保刘盈太子之位的故事，在《史记 留侯世家》中有详细叙述，可见四皓对易储事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但北宋名臣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却对此事的实质影响存疑，并在《通鉴考异》中认为此事乃是“辩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 毕竟满朝文武，包括张良在内都劝谏未成，反倒那四个老隐士，在杯酒之间就轻易巩固了太子刘盈的地位，这其中显然是有夸大的成分。 到底是什么原因，才使得汉初的易储事件烟消云散，归于平静？笔者在这里围绕此事予以分析，希望能为诸位还原这段历史。 易储始末汉高祖刘邦共育有八子，在这多子嗣中，刘邦最宠爱的要数戚夫人所生的刘如意。刘邦喜爱如意，常常道：“如意类我。”而对嫡子刘盈，刘邦则非常失望，认为他“仁弱”、“不类我”。在加之戚夫人受宠后宫，常常跟随刘邦身侧“日夜啼哭，欲立其子代太子。” 基于对少妻幼子的“爱欲”，刘邦不禁生出“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的想法。于是乎，刘邦便动了易储的念头。 汉九年（公元前198年），刘邦首次在廷议上正式提出要废黜刘盈，更立十岁的刘如意为太子。 不出意外，此举遭到大臣们的一致反对，有些口吃的御史大夫周昌，更是当廷争辩：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刘盈虽然当时也不过十三岁，可被册立为太子已有七年。那时还是汉二年，楚汉争霸时期，刘邦刚刚兵败彭城，大军丧失殆尽，只身逃回了荥阳，形势可以说是非常危急。为了抵御项羽，刘邦将关中老弱悉数调往荥阳，这才重振军势。 五月，汉王至荥阳，诸败军皆会，萧何亦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荥阳，汉军复大振。——《资治通鉴 汉纪一》 关中老弱被抽调一空，这让以关中为根基的刘邦势力，无可避免的出现人心浮动的情况。为了安定后方，当年六月，刚满六岁的刘盈就被立为太子，“壬午，立子盈为太子，赦罪人”，命其居守关中，“秋，八月，汉王如荥阳，命萧何守关中，侍太子，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 可以说，刘盈虽然年幼，但在汉朝的立国阶段也是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像萧何、张良这样的重要文臣谋士，对作为嫡长子的刘盈非常认可，更别说同是沛县出身的功臣们对刘盈的心理偏向。 所以眼见群臣汹汹，刘邦并未多做坚持，因为这时候天下并不平静，国初分封的异姓诸侯王和六国旧贵势力仍在，解决诸侯割据问题才是当时刘邦心中的头等大事。 从刘邦登基的头一年，也就是汉五年开始，先是燕王臧荼反，然后是项羽旧臣利几反，接着擒拿楚王韩信，平叛勾结匈奴的韩王信，这还仅仅是汉九年之前的事，之后还有陈豨、英布造反，刘邦在称帝后基本上都在忙于平叛，对易太子之事根本没有多少精力去处理，大臣一旦反对，争执起来旷日持久，国家尚且不稳，刘邦不可能不考虑大局的影响，所以只能暂且作罢。 但刘邦也得考虑他死后，如何保护戚夫人和如意的周全，于是在第一次易储失败后，刘邦立如意为赵王，并封个性强硬的周昌为赵相，以期回护如意母子。从这些安排上也不难看出，此时的刘邦在易储事件中的妥协与被动。 在第一次易储事件告一段落后，吕后忧心忡忡，非常担心刘盈的太子之位被废，于是趁刘邦忙于平定四方的机会，她向留侯张良求助。
张良看出了易储事件的关键，刘邦“以爱欲易太子”，如果皇帝坚决要立赵王如意，“虽臣等百馀人何益”，所以口舌之争只能保一时，得有皇帝征召不来的贤良之士辅助太子，才能助保太子的储位巩固。 因而在吕后几次三番的以太子名义请商山四皓出山，这才在汉十二年时一举打消了刘邦易储的念头。 但这中间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刘邦“轻士善骂”，非常鄙视儒生，憎恶那些所谓的贤达，动辄骂他们为“竖子”、“竖儒”，甚至还尿在士子的帽子里羞辱他们，若是单纯的因为太子能招揽贤士为其所用，就打消易储的念头，显然理由不太充分。 我们先看看维护太子阵营的都有那些势力。 易储之争的各阵营势力支持刘邦易太子的，恐怕只有戚夫人一人，而戚氏在朝中更是没有像样的外戚势力，因而在刘邦驾崩后，吕后敢立即动手将戚夫人囚禁起来，以解心头之恨。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易储事件中，支持立赵王如意的，除了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戚夫人，就只有皇帝本人了。 而反观吕后阵营，那真是人才济济，首当其冲要数张良。 张良作为开国功臣、汉初三杰，本身的影响力自然巨大，他为太子出谋划策，推荐了商山四皓辅弼太子，增强了太子身边的力量。 汉十一年，英布造反时，刘邦想要太子领兵平叛，正是四皓提醒吕后不能同意太子领军，因为“太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太子；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这才使得吕后向刘邦哭诉求情，改为亲征。 张良也在此时成为太子刘盈的少傅，帮助太子处理政务，为了巩固太子地位，张良在刘邦出征前建议：“令太子为将军，监关中兵。”如此一来刘盈的影响力自然遍及文武两界。 除了张良这个谋画之臣外，为汉朝制定礼仪制度的儒臣叔孙通，更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刘邦易储，他道：“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臣愿先伏诛，以颈血污地。” 叔孙通规范了汉朝的仪典，是礼制的捍卫者，自然要维护嫡子继承制度。 汉初群臣饮酒争功，在大殿上大呼小叫，甚至拔剑击柱，毫无体统，是叔孙通定礼仪改变了这种尊卑不分的局面。因而叔孙通的反对，实际是指责刘邦不合“礼”，这让体会到“礼”的好处的刘邦，很难明面驳斥叔孙通，只得“上详许之”，假意听从劝谏，反而令刘盈在占据了礼制法统的制高点。 除了重要的大臣支持太子，吕后本身的政治才能和势力也对刘邦易储形成了一定阻力。 《史记 吕太后本纪》记载：“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韩信、彭越权重一时的诸侯王，都是死在吕后手里，可谓是帮助刘邦诛杀很多异己，是果敢有谋略的政治家，这一点远胜于靠歌舞容貌宠冠后宫的戚夫人。
而且吕后的两个兄长，吕泽、吕释之因战功而封侯，同属丰沛功臣集团，与萧何、曹参、樊哙、周勃等人更加亲近，是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表面上是刘邦看到太子身边有商山四皓，惊诧太子羽翼已成，因而放弃易储的念头。 实际上是刘邦意识到，这背后是吕后极强的政治运作。试想一下，商山四皓隐居山林，刘邦几次三番征召都无动于衷，而他们四人最终肯出山辅佐太子，必然少不了张良等一众能臣贤士游说的结果，皇帝办不成的事，吕后做到了，其中人心的向背能不让刘邦震惊吗？ 所以刘邦在见到商山四皓后，对戚夫人道：吕后真而主矣！
吕后看来是真的要成为戚夫人的主人！刘邦说出这话，实际上是承认了易储的失败。在汉初功臣悍将林立的复杂政治局面中，以戚夫人的水平，恐怕守不住大汉的家业，反倒吕后的手腕才能稳住天下局势。作为政治家，刘邦的理智告诉他天下还是要靠强人来守。 更深层次的原因除了上述吕后和大臣的努力的结果，改变刘邦易储想法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 大汉以武立国，刘邦一生征战不休，称得上马上天子。但马上虽能得天下，但天下却需要下马来治理。 武力开创到文治守成，是一个新兴王朝所必经阶段。 《史记 郦生陆贾列传》中，刘邦对陆贾所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的话非常赞赏，因此刘邦在相继平定诸侯叛乱后，越发认识到文治的重要性。
太子刘盈“不类己”，可他“恭敬仁厚”，这在群臣眼里是不同于刘邦的“仁君”极佳人选。 叔孙通说：“太子仁孝，天下皆闻之。” 商山四皓更是道：“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 可见刘盈身上的特质符合士人的标准，是“文治”天下优秀的选择。刘邦欲文治，当然不能由着自己的好恶，立“类己”的赵王如意为太子。刘邦少年时就是不学无术的无赖，打天下还好，坐天下必然吃力。 在《汉高祖手敕太子书》中，刘邦就明确表明：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治理天下不读书是不行的，刘邦为君多年明白了这个道理，“仁孝”的刘盈虽然不讨自己喜欢，可却是大臣们认同的君主，所以作为守成之君选择，刘邦也只能认可了刘盈：“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 综上所述，汉朝初年的易储事件之所以没能成功，除了吕后的政治能力与手段，群臣倾向“仁厚”的刘盈外，也离不开当时客观的政治环境。天下初定，叛乱也相继扑灭，后继之君需要“恢复生产，安定百姓”，由武治过度到文治。刘邦基于朝中各方势力的平衡，选择一个既能有实力镇住功高震主的功臣们，又要能受群臣认可是个修文治学的储君。因而摆在刘邦面前的选择只有太子刘盈一个。 唯一可惜的是，吕后太过强势，而刘盈又早夭，让汉初的政局再起波澜，不过这些已经不是刘邦所能控制，他又“当可柰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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